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第2页）
最新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测年数据，随着测年技术的进步，越测越短，越测越晚。现在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是公元前1750年—前1520年，中间只剩200多年时间，以前的认识是从公元前1900年前后开始，延续了400年。在这种情况下，周边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如果不随之调整就会发生时间上的错乱，导致各地区在探索早期中国过程中的困惑和混乱。
到现在为止，还有专家在推定三星堆文化上限时用距今4000年的概念。一方面承认三星堆文化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和二里头文化在一段时间内共存过，同时又说三星堆距今4000年，这就比现在确认的二里头文化的上限早了二三百年，这是矛盾的。
说到文化传播，实际上欧亚大陆那时没有不可逾越的自然障碍，像青铜冶铸技术都是一点一点地传过来的。我的《东亚青铜潮》这本小书就勾勒了这个西风东渐的框架。探究历史非常不容易，有许多学术以外的因素。探索源头更有这个问题，因为事物总是在变的。所以文明的传播与其说像流水，不如说像基因复制，复制的同时产生变异，可以变得面目全非。
青铜冶铸技术传到中原就发生了质变，二里头文化先掌握了高精尖的技术，之后是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时代只有二里头都邑，二里岗时代只有郑州商城能够铸造青铜容器，这就导致了王权对青铜冶铸技术高科技的独占。这种中原独大的状态到殷墟时期被打破。从晚商到西周时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峰，殷墟青铜器做得非常好，都邑大，人口多，但对外的统治范围反而收缩了，各地土著文化崛起，把独家秘籍的高精尖青铜冶铸技术学去了。技术泄密外传，这一外传自此改变了东亚大陆的“国际局势”。
▍ 《东亚青铜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给大家引进两个概念，一个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概念，这是已故四川大学童恩正教授提出来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指的是从我国东北南部开始，经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四川到云南这一区域。后来英国的杰西卡·罗森教授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美丽的“中国弧”，是用另一个语汇来形容童恩正先生口中的半月形地带的概念。
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看，在“中国弧”之外，是高原、戈壁、沙漠这样的地形地貌，“中国弧”以内才适合农耕。大家想一想，秦汉帝国的版图是不是就在这儿？后来所谓的中国本部是不是就在这儿？外边是西藏、新疆、内蒙古、东北“四大边疆”，里边是小中国，以中原为中心，外边是后来形成的大中华。开始是小中国加蛮夷戎狄，后来蛮夷戎狄融合进来成为大中华。所以一定要有中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演变的概念。二里头文化的崛起昭示了中原中心的形成。
▍ 杰西卡·罗森教授的“中国弧”概念
回到三星堆。为什么三星堆既有中原因素也有外来因素？为什么三星堆用金子来制作权杖？我们说半月形地带既是文化交流传播带，同时也是一个保护膜，其中的鼎文化和爵文化都没有超越半月形地带，而从西边传来的权杖文化也基本上被挡在了这条弧之外。金和青铜都是从西边来的。而古代中国人好玉，对于金属制作不擅长也不喜欢，所以二里头时代才进入青铜时代，却还没有金器。殷墟时代的三星堆青铜文明，既接受了殷墟文化的影响，又有外来的使用金器和权杖的传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看历史考古问题，要使自己的思维复杂化。
◎夏商周断代的基点是武王伐纣，而这个时间点现在至少有44种说法
我提出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是华夏第一王都。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老先生们探索的前提下，我们在二里头发现了众多中国之最，前无古人，继而开了后世古代中国诸多制度的先河。
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作为都邑，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为什么重要？就在于它是华夏族群从多元到一体的一个节点。另一个节点是秦王朝。从秦王朝开始才从有中心的多元演变到一体化的中央集权帝国模式，也即我们在开头讲的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第三大阶段。
2018年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给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三个时间节点。
第一个节点，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迹象。第二个节点，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良渚等一批文明古国开始出现。第三个节点，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这指的就是二里头文明的兴起，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的王朝文明。
这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基本结论，由于是考古学本位的粗略划分，问题较少。此后的夏商周断代，一旦涉及传世文献和较真的年代问题，就复杂起来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大家知道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才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于此前的西周各王，只能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商代后期的武丁以下各王，可以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因为有甲骨文了；而商代前期，只能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至于夏代，则只能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这是因为我们无法把握一个确切的时间基点。夏商周断代的基点是武王伐纣，这样一个按说应该很明确的时间点现在至少有44种结论，前后相差112年。也就是说基点已经差了112年，学者们再采用关于夏、商总年数的不同说法，可以想见其累积误差，所以彻底解决夏商周年代的关键问题还任重道远。
▍ 二里头村民在“华夏第一王都”碑前驻足观看
作为一个学者，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所以我是带着比较平和的心态来看这些探索的。二里头文化有了更细腻的年代框架，我们是在借着断代工程和探源工程之力，推进着学术研究。
我于1999年接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那是二里头遗址发现40周年。在此之前，我们的两任老队长，都在任20年。我也干了20年，在二里头遗址发现60周年的那一年，我主动辞去了队长职务，把它交给年轻人去做。我觉得这成为一个传承，相信二里头在年轻学者的努力下能展现出更大的辉煌。我希望自己从田野考古学家转身为沙发考古学家，写自己喜欢写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是我的责编从书中选摘出来印在《何以中国》初版封底上的一句话：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然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用这句话和大家共勉。
2021年3月27—28日线上讲座
《北京青年报》王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