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野走向大众北京晚报访谈（第1页）
从田野走向大众——《北京晚报》访谈
◎20年挖出二里头“不动产”
北京晚报：很多人对考古队的组织和制度还是挺陌生的，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许宏：考古发掘分为配合基本建设的发掘和主动性发掘。配合基本建设的发掘，就是从盖房子到实施一些大型建筑工程，如果现场有需要的话，就临时组建考古队，按照《文物保护法》实行发掘。一般是短期的，可以形容为救火，一旦有需要就得马上去，晚了遗址可能就会被破坏了。而二里头、殷墟这样的大遗址，大部分工作属于主动发掘，是带有学术目的的，考古队会一直在这里工作，长达几十年甚至近百年。一般情况下，一个遗址只有一个考古队，比如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都是我们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这个所谓的“中国考古国家队”派出的。这些古代都城的遗址，面积很大，发掘时间都很长，甚至几代人才只挖了百分之几的面积，我们就是这种情况。一般春天和秋天最适合野外工作，夏天特别热和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就转入室内进行整理，就跟农民一样，农忙时节就下地发掘。
▍ 二里头考古人的“家”
北京晚报：您接任第三任队长时，二里头遗址考古是一个什么水平？在任20年，您发现了诸多重要的“不动产”，这些都在计划中吗？
许宏：我接手时，前辈已经发掘了40年。我们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但前辈的重心和贡献是建构遗址的年代和谱系框架，确立二里头是中国重要的早期都邑，但是还没开始注重遗址的平面布局、聚落形态，也就是我说的“不动产”。我接手时，连整个遗址的范围和面积都不清楚。而我博士论文做的是城市考古，这方面是我的专长，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就有不少发现。我在书里引用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的话：在考古工作中，只有想到什么，才能遇到什么。这对我启发很大，像二里头宫城，真是“想”出来的宫城，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结果。但这些发现也绝对不是敢想就有的，是技术路线、理念方法对了头，才能有这些发现。
▍ 野外考古调查：观察断崖剖面
北京晚报：二里头遗址已经挖掘了60年，但仍只是一小部分，接下来还有哪些方向可以探索？
许宏：2019年，我把队长任务交给了我的副手、现任队长赵海涛，相信在年轻学者的手中，二里头考古必将展现出新的辉煌。我一直说，科技使考古插上翅膀，多学科、多种科技手段的介入，会使我们更大限度地从历史遗存中攫取信息，这是不可预见、不可限量的，今后我们会有更多前人不知道的新收获。比如前段时间三星堆考古的几个器物坑，虽说晚发现了30多年，很遗憾，但幸运的是，我们国家现在条件不一样了，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精耕细作”，收获就特别多，一些原先非常不容易发现的东西，像丝绸等有机质的遗存就会被发掘出来。二里头现在也做得非常细。
北京晚报：《发现与推理》这本书里谈到很多考古学的想象力，但您也说考古学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那么想象的限度在哪里？
许宏：考古人像侦探，研究对象支离破碎，我们就是在试图用这些碎片把历史图景尽可能地拼合起来，最大限度地迫近历史真实。如果没有一定的推理甚至想象力的话，碎片就是碎片，根本构不成一个完整的图像。而如果要串联起来，就需要逻辑推理甚至一定的想象力，这想象力实际上就是推论和假说。在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之间是不排他的。当我意识到我只能给出推论和假说而不是定论，就会时时警醒，一定要意识到自己思维的局限性。当然想象和提出假说的前提是你得有证据，绝不能是凭空的，否则那就跟考古没有关系了。
◎当考古队长得学会“江湖”
北京晚报：书里写到您担任考古队长期间的一些趣事，很接地气。在您的体验里，怎样才能当好考古队长？
许宏：有网友看完书后在微博留言说，感觉许老师处理起问题来很“社会”。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跟白领坐办公室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是跟社会打交道，要应付纯学术以外的许多东西。你必须做“多面人”，平时灰头土脸地在田野上，不仅要完成业务，还要管队里的技师、民工、学生，处理跟各方面的关系，精打细算，都颇费心力。但只有把大量时间花在这些学术之外的事上，才能保证田野考古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所以我常说并不是谁都愿意当考古队长，也不是谁都能当好考古队长。我在二里头这些年，一个“副产品”就是交了一堆朋友，从政府官员、企业家到村委会干部、一般百姓，跟好多人都能掏心窝子，交朋友，开玩笑，喝酒谈天。大家对我也很不错，觉得我比较随和，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为此还赢得了不少“民心”。
▍ 为遗址所在地圪当头村的东门牌坊撰写楹联
北京晚报：看您以前曾立志做一个纯粹的考古学家，但从10多年前起，开始着手面向大众读者的写作，为什么会有这个意识的转变呢？
许宏：我之前是个严谨到偏于保守的考古学者，根本没有面向公众的想法。20世纪90年代，我们有同事发表文章，讨论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当时我觉得这个讨论非常好，但并不需要所有考古人都思考这样的问题，我自己就没有必要思考。
但后来随着田野工作的展开，阅历的丰富，国家社会经济转型，全民文化素养提高，我意识到我们是生产精神食粮的，应该让纳税人知道这些钱花在哪儿了，有了什么样的成果。加上我自己以前也做过文学梦，误打误撞地进了考古门，大家都说我文笔还可以，我也乐于做这种语言转换。第一本小书《最早的中国》是2009年出版的，写作时间还要更早。那时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长约我写点这类东西，我当时总觉得我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写考古报告，写不成这些，但受他鼓励，就写出来一本，然后一点点地找到感觉，现在已经出了好几本了。之前的《何以中国》《大都无城》都是正论性的，写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发现与推理》是第一本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谈考古史、谈考古和考古人的故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念想，每个人的不同时间段也有不同的念想，当队长的时候是努力要在田野考古上有所作为，现在成果出来了，我觉得可以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写自己喜欢写的东西了，形式上可能更加活泼生动一些，但态度还是严谨的。未来如果身体健康的话，我希望自己能是一个高产的非虚构作家。（笑）
▍ 《最早的中国》初版，科学出版社，2009年
◎考古是最后被AI取代的职业之一
北京晚报：人们总说考古很冷门，但每一次考古成果出来，大家又都非常关心，比如前段时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还有每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博物馆文旅文创等，频频登上热搜。为什么人们现在对考古、文博会怀有这么大的热情呢？据您观察这些年的趋势是怎么样的？
许宏：这跟大的社会背景有关系。三四十年前，考古学就是象牙塔的学问，一般人不理解也不感兴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也没到那一步。后来随着央视《探索·发现》等节目播出，人们对考古开始感兴趣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向。
作为一个考古人，我们当然乐见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关注。今年正好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其实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就是一门显学，那时西方列强进来，我们被打醒，需要解决“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中国是怎么来的”这些终极问题，考古学应运而生。于是前辈们花了大量精力在田野上，进行话语转换，让这些“无字地书”进入教科书，让公众知道，之后就相对沉寂，现在又热了起来。
▍ 2005年，与冈村秀典教授（左）在日本九州大学
不过“热”里也应该有一点“冷”思考，考古学真有那么大作用吗？我们是不是被推到了一个不该有的位置？我一直说田野考古工作最不适合做直播，因为都是大量的长时间的扎扎实实、默默无闻的工作，不是说像芝麻开门，宝藏大门一下子被打开的感觉。还有些年轻朋友是从《盗墓笔记》《鬼吹灯》等盗墓题材小说里了解这方面知识，那些跟考古完全没有关系，只是借用了考古的一些要素，而真正的考古根本就没有那些悬疑和惊悚的东西。我们只是在用我们的手铲来翻阅这本无字地书，探究我们的文明史。
但不管怎么样，考古成为热门是个好事儿，三星堆发掘那段时间，我们这些学者也参与讨论，接受媒体采访，答疑解惑，这样至少公众能从中有一定收获，让许多认识趋于平和和理性，这是令人欣慰的。
北京晚报：去年考古圈一个出圈的事是湖南的钟芳蓉同学报考北大考古系，当时您和她有过一次对话，一方面欢迎她加入考古行业，另一方面也让她保持平常心。钟同学的选择当时引发一些网友争议，您会怎么看这些争议和她的选择？
许宏：我对考古学科还是有很大的自信，像我一个哲学家朋友说的，“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会给其他学科和公众提供灵感和给养”，我觉得说得非常在理。我们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是从“术”的层面上考虑的，但少数人已在考虑“道”这个层面的问题了。考古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最后是能上升到“道”的。
专业的有用和没用都是相对的，新的AI技术会让许多职业消失，被算法取代，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就会面临失业的威胁，但是不谦虚地说，考古应该会是最后被AI取代的职业之一，因为考古人玩的是高级智力游戏。考古学号称“文科中的理工科”，我曾说它有两大美，一是发现之美，二是思辨之美，这都是很难被替代的。真正不变的应该是，不管你学什么，只有掌握一门不可替代的绝活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2021年5月25日，采访人张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