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队长自述（第1页）
考古队长自述
▍ 在“一席”演讲
我叫许宏，还有一个别称是“@考古人许宏”。我是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
我是1999年当这个队长的。那一年之前，从本科、硕士、博士直至大学讲师，我学考古、干考古总共将近20年了。而当时的二里头遗址已经发掘了有40年。我是第三任队长，属于第三代领导集体。
说到我们考古队，大概有十个人。首先是我和手下的两个兵，被叫作研究人员，现在还被称为“干部”，因为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吃皇粮的。这三个人下面还有六七个技师。他们不是研究历史的，更注重基础层面的工作，有一些人水平很高，甚至说身怀绝技，许多活儿比如钻探发掘、辨土认土，都由他们来完成。
我们的出土物大部分是破碎的。比如说陶片，技师们负责找陶片，合并同类项，把它们粘在一起，然后逐步进行复原。大量的复原器都是他们一点一点地修出来的，以便用于考古研究。除此之外，绘图、摄影、写记录等也是他们的工作。这是我们考古队的第二梯队。
还有第三梯队，就是民工。一旦开始发掘，我们会从当地的村里雇用村民，作为体力劳动者。当时的农村还比较有活力，年轻人大都在村里，可以聘到壮劳力，甚至还有一些辍学的小姑娘。如此一来，我们的大学生跟小女民工就可能会发生恋情。你想啊，比较偏僻村庄的年轻人，憧憬和向往着外面的世界，突然间来了一帮大学生，整天在这个很小的探方里面工作，又正值青春年华，难免擦出点火花。所以圈子里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写了本小说，名叫《油菜花，黄了》，是说每当油菜花黄了的时候，考古队开拔，恋情也就结束了。
早些年的故事听起来总让人唏嘘感叹，现在却没有这个担忧了。请大家看看我们三个梯队的合影，这是考古队现在的一张“全家福”，聘的民工都是大婶、大妈加大爷，要发生点什么也就不可能了，所以尽可放心。
▍ 2019年春季，二里头工作队“全家福”，远处是建设中的遗址博物馆
要说到我们的工作呢，考古人做田野讲究三把刷子：一调查，二钻探，三发掘。我们的调查是“地毯式的、全覆盖式的踏查”，大家排成一排，隔上一段站一个人，每个人手持一部对讲机，拎着一个编织袋，随时把陶片、石器之类的往袋子里放。
一遇到断崖剖面我们会非常兴奋，原本说考古人就是破译无字地书的，我们也能从剖面上搞清地下的信息。这样一来会给人一种感觉：形迹可疑。经常有老乡见了就问，你们到底是干吗的？神秘兮兮的。时间一长，队员们干脆编了顺口溜自我调侃：“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是社科院的，原来是文物调查勘探的。”
我们最拿手的绝活儿叫辨土、认土。比如说墓葬里的土是五花土，一旦打出这种土，就能判断这是个墓；宫殿建筑或者城墙的土是夯土，因为当时夯过，非常结实；广场或路面上踩踏过像千层饼那样的土叫路土；而垃圾坑里的土，含有草木灰，实际上古人粪便也都在里面，不过现在早已干化了。基本上在一个地方干过一段时间后，一看就能辨识它是什么土，以及什么时候的土，是商代的土，还是汉代的土。大家都知道郭沫若先生是大学问家，也有人说他是考古学家。但在考古圈却不认他是考古学家，只认他是历史学家。因为他不认土，不知道钻探发掘。
▍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钻探
▍ 考古绝活儿：辨土、认土
我们最得心应手的一个利器是洛阳铲。这把铲子是钻探用的，用上好的钢打制而成。这个半圆形的铲头是洛阳盗墓贼发明的，现在却为考古人所用。说一句不谦虚的话，到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内任何高精尖的钻探仪器设备通通没法替代它。从这个意义上讲，洛阳铲实在是一项极有中国特色的发明。
这个铲头是钢的，套上木杆长度可达两米，一般情况下够用了。若再加上竹竿，最多可到四五米。如果四五米还没打到底的话，再在竿上拴绳，利用自由落体原理，可以往下打十几米。熟练的工人往下一扔，“啪”一家伙，拿绳一揽，就能带上土来。如果是五花土，就应该是墓葬，那就挖——盗墓贼就是这么干的。现在我们仍然用这样的技术来破译无字地书。
说起中国的考古发现，很多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大部分是由农民和施工队发现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秦始皇陵兵马俑。但也有例外，比如说我所在的二里头遗址，它就是前辈老先生为了寻找夏王朝的文化，在梳理古典文献的记载中，凭借线索摸到了豫西晋南这一带，还真就找到了这么大的遗址。
在这个遗址上，出土了无数可以被称为“超级国宝”或“中国之最”的东西。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2002年春天，我们在宫殿区发掘，一个年轻队友跑过来悄悄跟我说：许老师，出铜器了。我一听赶紧跑过去，是一个刚露头的铜铃。我意识到这应该是一座贵族的墓葬，墓里除了铜器之外，后来还发掘出玉器、绿松石器、漆器、海贝项链等一百多件器物。虽然露出这么一点来，但民工们已经知道这事儿。于是我当即决定抓紧时间清理，而且从现在直到清理完毕，需要全天候地盯守，防止被盗。当时考古队还是兵强马壮，我手下有三个队友、四个技师、九个本硕实习生，大家轮班盯防。我们还把考古队的大屁股吉普车的车灯打开，隔一会儿就冲着那个黑魆魆的墓穴照一照，严防死守；又从邻村借来一条大狼狗，以壮我们的声势。这样，上半夜还挺浪漫的，男生说说笑笑数着星星，空气中飘**着晚春时节的麦香。但到了下半夜就比较难受了，4月份的时候还有温差，得穿大衣。然而大家仍然斗志昂扬，戏称我们在给二里头贵族“守夜”。
清理工作越往下做，就会发现越多的绿松石片。我们当时也没感到太多意外，二里头很早就出过嵌绿松石铜牌饰这样的东西。但这个墓比较特殊，整个绿松石片的分布范围达到70厘米，从这个墓主人的肩部一直到胯部。
一般的铜牌饰长度只有15—20厘米，在墓主人的腰部或胸部。但这件没有铜托，绿松石片原来是粘嵌在有机质（木头或皮革）上的，待有机质腐烂之后只剩下这些片了。这样一来不要说用竹签剔这些碎片，就是用嘴一吹都有可能使它移位。如果扰动太多，恐怕这个东西就保不住了。
考古学本来可以说是研究物的，但是我们更强调，考古学与其说是研究物的，不如说是研究物背后的“text”，也就是它的背景关系。比如第一次参加考古的学生，见到这些小绿松石片，他若见一片抠一片，把2000多片绿松石片抠出来，以为文物一件都不少，可他却忽略了“text”，也就是用松石片镶嵌的那个东西。这就是考古和文物收藏最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