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中国情系三代中国考古网访谈（第2页）

▍　2003年春，二里头宫殿区发掘现场

▍　二里头1号、2号宫殿及其在宫城中的位置（冈村秀典《中国文明：农业与礼制的考古学》，2020年）

在二里头遗址这样持续兴盛数百年且遭后世严重破坏的大聚落上，用洛阳铲进行的钻孔勘探仅能提供些微线索，而无法摸清地下遗存的详细情况。对上述推断最简单的验证方法是，先揭开2号基址东北角，看看2米宽的宫殿东墙夯土是否继续向北延伸。

2003年春季，正当“非典”肆虐全国之际，发掘工作按这一思路开始实施。当在新揭露的探方中，与2号宫殿东墙完全一致的条状夯土果真像上述推想的那样向北笔直地延伸时，你可以想见一个考古工作者的暗喜。为什么只能暗喜呢？因为这还不能排除它是2号基址以北又一处院落的围墙。那就要看它在2号宫殿东南角以外是否也向南延伸。于是，我又安排揭开2号基址东南角及其以南区域，当得知同样是2米宽的夯土墙继续向南延伸的时候，欣喜之情才溢于言表。于是我们又向北、向南一路追探，并开探沟解剖加以确认。这样，到了春夏之交，这道夯土墙可确认的长度已近300米，可以肯定属宫城城垣无疑。

▍　2003年5月，在“非典”特殊时期发现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每个队员的心情既兴奋又复杂

伴随突发事件而来的复杂心情感受与面临突破性发现的兴奋心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2003年春我和我的队友们的心路历程。我们甚至要感谢“非典”，当时中国农村的“严防死守”让我们减掉了许多惯常的应酬，可以更专心于扩大我们的战果。此后，我们又乘胜追击，一举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宫城东北角。至此，这座中国最早的宫城被揭露了出来。

机遇属于有准备者。二里头宫城不是我们幸运地碰上的，而是通过学术设计“想”出来并且验证到的。

记者：许老师，读您的博客现在是我每天的功课。除了读您的文章，还有就是通过您的博客了解您。您的博客对专业人士和大众来说，可以说是雅俗共赏，为大众了解考古提供了一种途径，您开博客的初衷是什么？博客开通这么久，很受大家的喜爱，对此您有什么感触？

许宏：开博客源于一次访谈的触动。

我们研究生院的一帮校友，2008年在母校建院30周年时想做点事，决定为母校编本书，就想到了“三十年三十人”这样一个题目。于是在研究生院的毕业生中，各行各业之间找30个人做访谈，考古这行就找到了我。这本书的编辑有研究各个专业的，访谈之后，他们看到了考古人的思考，感觉很兴奋，说大家的思考是共通的。作为“封闭”了太久的考古人，其学术思考能为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所认可，并产生共鸣，这让我从外界评价的角度，意识到我们这个学科潜在的意义和价值。原来讨论的内容一旦上升到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升到思想的层面，上升到人和社会的层面，每个学科都是相通的。我觉得考古人这样的思考，应该让更多人了解，与他们分享。

开博客之初，只是想把已经发表的文字贴上去，算作多年研究成果的电子本，让大家找起来、用起来方便。时间渐长，有网友跟帖提问题，有些问题很具有启发性，我也就开始试作回答。圈内朋友的问题还比较容易回答，比如回答什么是水桶这样的问题，但是回答什么是水，就很难了，就涉及学科的本源问题了，你必须用准确的学术术语来回答，这也是激发自己思考的过程。如果是一篇论文，我可能翻来覆去不肯下笔，但这个问题就一句话、一个概念，你为“小朋友”们讲明白，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也富于挑战性。

我觉得博客还有一个好处是，弥补了我现在没有做大学教师的遗憾，因为我乐于和年轻人交流。尽管我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教授，但是我们的学生不多，和学生交流的机会也少。而在博客上主要是和年轻人交流，博客上的交流已经超越了师生关系。因为是师生，他们见了面会很谦恭地喊我“老师”，我若说点什么想法，他们就会随声附和“是是是”。我就怕这样，这未必是他们真实的观点。而在博客上他们完全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甚至批评我，反正是隐身的。这是朋友间的交流，这种感觉我特别珍惜。我觉得最大的快慰就是年轻人把我当朋友。坦率地讲，当目前学界主流意见与他们的看法相左时，我更看重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我们学科和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我也以我的观点能得到他们的认可为荣。

有位朋友说我博客的主题是“学术与人生，历史与思考”，我觉得比较恰切，这也是我个人的定位。作为一个中年学者，以前认为学术是学术、人生是人生，为了学术无暇他顾，现在有一种学术和人生融为一体的感觉。其实学问、工作、家庭、亲情这些东西都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做学问则重在享受这个过程，而不是要一门心思地达到一个什么顶点。我现在有这样一种通达的感觉。

记者：我们熟悉夏商周考古的学子都能感受到您对二里头的热爱，近期您和刘国祥研究员合作主持的“走进二里头，感知早期中国”公众考古活动反响很好。活动设有专业学术论坛和公众论坛等，活动设计既具有专业性，又贴近公众。首都博物馆刚结束的《早期中国》展获得了多方的赞誉，听说您在策划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目前考古正在走出象牙塔，向大众普及，体现公众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您认为专业学者应该有什么样的意识或责任？

许宏：我们的学科积淀到了这种程度，个人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也到了这样一个年龄段，可以说越来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被激发了出来，我觉得作为学者，我们应当而且能够回馈社会了。

▍　2009年在“走进二里头，感知早期中国”活动中，为来宾讲解

中国现代考古学在诞生伊始，本来就是应大众尤其是知识阶层的需求而出现的。它要解答的，都是国人乃至国际学界想要了解的一些大的本源问题，譬如中国人是怎么来的，作为全球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质是什么，等等。近百年来，考古学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了解决这些大问题，必须从田野实践的精微处做起。整个学界花费了几代人的精力，建构起了对中国史前文化至早期文明的框架性认识。经过几十年来学术成果的不断累积，学科不断成熟，考古学已开始尝试解答一些大众关心的问题，考古学的成果已开始贡献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法则。

历史学家吴晗认为，把历史变成人人都能享受并从中得到鼓舞的东西，史家才算尽了责任。这种提法似乎偏于“致用”的考虑，但细想起来，任何对历史的阐述都包含了当代社会的需求。从接受访谈谈考古人的思考，到写作出版面向公众的《最早的中国》一书，到组织公众考古活动、参与大型展览的策划，贯穿其中的都是这种被唤起的社会责任感。我愿意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用自己的所学、所思、所获回报社会。

2009年11月16日，采访人孙丹

本文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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