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考古队长 发掘最早的中国八间房丛书访谈（第1页）
2考古队长许宏发掘最早的“中国”——“八间房”丛书访谈
八间房：《尚书》里面说“前四代”是“虞”“夏”“商”“周”，《史记》中也有“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王国维将卜辞中先公先王世系与传世文献相印证，将晚商历史变为信史，经过王国维等学者一个世纪以来的工作，殷商一代历史都得到确认。但是关于夏代的历史，尽管前几年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性成果出来，但还是有一些学者尤其是许多国外学者对夏代是否真实存在表示怀疑。到底夏仅仅是一个周代人的神话建构，还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许宏：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有丰富的文献典籍流传于世。但有关早期王朝历史的文献掺杂传说，且经数千年的口传手抄，甚至人为改篡，究竟能否一概被视为信史，历来都有学者质疑。清代以后，学者们逐渐考证清楚，即使公认的最早的文献《尚书》，其中谈论上古史的《虞夏书》，包括《尧典》《皋陶谟》《禹贡》等名篇，也大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保留古意最多的《商书》之《盘庚》篇，也经周人改写过。进入战国时代，随着周王朝的式微，谋求重新统一的各诸侯国相互征战，各国的君主都自诩本国为中国之正宗，因此都把祖先谱系上溯至传说中的圣王，其中伪造圣王传说的例子也不少。
20世纪初年兴起的“古史辨”运动，让传统史学彻底摆脱了儒家“经学”框架的沉重束缚，动摇了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体系，在客观上引起人们对用现代科学的眼光重新考察中国文明起源和进程的兴趣，推动了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正如顾颉刚先生总结的那样，这场古史之辨“对于今日研究古史的人们，在审查材料和提出问题上给予了许多的方便，同时也可给读者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念”。这一疑古思潮在20世纪前半叶达于极盛。“上古茫昧无稽”（康有为语）是从学界到公众社会的共同感慨。
▍ 1937年，顾颉刚先生在禹贡学会办公室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源于西方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应运而生。与世界上其他原生文明发祥地不同，中国考古学在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而非西方学者为研究的主力。中国考古学家与其研究对象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探索不同于西方学者对其他文明的所谓“纯客观研究”。通过考古学这一现代学问寻根问祖，重建中国上古史，探索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本源，成为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伊始就矢志追求的一个最大的学术目标。不能否认，在这种学术的“寻根问祖”中，有些学者的研究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民族感情色彩，如何把握其与“无徵不信”的现代学术准则的关系，是需要加以严肃思考的问题。
客观地看，对于古籍，我们既不能无条件地尽信，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认为其全系伪造。对其辨伪或证实工作，只能就一事论一事，逐一搞清，而无法举一反三，从某书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书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者，肯定不在少数，权且存疑，也不失为科学的态度。古史辨运动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就在于其疑古精神。无“疑”则无现代之学问。
20世纪初，王国维对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进行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的基本可靠。这一重大学术收获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王国维先生本人即颇为乐观地推论道：“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推论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仅从逻辑上看，这一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论方式的严密性和可靠性也是应当存疑的；我们也不能仅由时间与空间的大致吻合，就必然地推导出某一考古学文化肯定就是夏王朝时期、以夏族为主体的人们共同体的文化遗存。
▍ 《观堂集林》。王国维确证商王朝事迹为信史的著名论文即收录于此部文集
另外，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本来是以出土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互证为特征的，但在此后的研究实践中，这一研究方法往往被理解为一般考古材料与文献互证的整合而加以泛用。这构成了数十年来夏文化研究的最大特征。应当指出的是，一旦脱离了直接文字材料的互证，由未知推未知的现象就不可避免了。
以殷墟的发掘为中心，殷商文明的确立给三代文明的探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时间和文化特征上的基点；同时，它在方法论上也影响甚至决定了三代考古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对夏文化的探索，可以从殷商文明的研究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其中，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是文字（甲骨文）的发现与解读才最终使晚商史成为信史。我们认为，这一环节也是确认夏文化、夏王朝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素。在能够说明夏王朝史实的直接文字材料发现之前，靠单纯的考古学研究是无法最终解明夏文化、确证夏王朝的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商文明的研究与夏文化的探索在性质上尚有重大差别。
八间房：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所揭示出的二里头文化，有的学者认为一部分属于夏代，有的则认为全部属于夏代，您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多年，您的意见如何？
许宏：自二里头遗址1959年发现以来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有关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的争论持续不断。二里头早于一般认为属于商代前期都邑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但它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抑或是前夏后商，学者们长期以来聚讼纷纭，争议不休。著名古史专家徐旭生先生本来是在踏查“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二里头遗址的，但他根据文献记载，以及20世纪50年代对二里岗文化及相关文化遗存的认识，仍推测二里头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此后，这一意见在学术界关于夏商分界的热烈讨论中占据主流地位达20年之久。7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邹衡教授独自提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说，学界遂群起而攻之。此后，各类说法层出不穷，邹衡先生的观点又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从早于二里头的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从早到晚的各期（考古学家一般把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直到其后的二里岗文化初期，每两者之间都有人尝试着切上一刀，作为夏、商文化的分界。
▍ 1910年代，徐旭生先生留学法国
▍ “夏墟”调查初步报告
可以这样讲，专家学者提出的每一种观点都有其道理和依据，而几乎每一种观点所依凭的证据又都能找出例外和反证来。只不过所有提法都只是可备一说，代表一种可能性，你说服不了对方，对方也辩不倒你而已。用一句稍显正规的说法就是，这一问题暂时还不具有可验证性。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主人身份的当时的文字材料，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旧是待解之谜。
说到底，不会说话的考古遗存、后代的追述性文献、并不绝对的测年数据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问题。以往的相关讨论研究都还仅限于推论和假说的范畴。二里头都邑王朝归属之谜的最终廓清，仍有待于包含丰富历史信息的直接文字材料的发现和解读。
应当指出的是，在考古学家致力解决的一长串学术问题中，把考古学文化与历史文献中的族群、国家或者王朝联系起来，进行对号入座式的整合研究，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暂时不知道二里头是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的认知。说句实在话，这也不是考古学家所擅长的。尽管怀抱“由物见人”的理想，但说到底考古学家还是最擅长研究“物”的。对王朝更替这类带有明确时间概念的、个别事件的把握，肯定不是考古学家的强项。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它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考察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如果扬短避长，结果可想而知。相关讨论至今久讼不决，莫衷一是，已很能说明问题。
八间房：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您将其与20世纪发现殷墟等量齐观，那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早期文明的认识有哪些重大意义呢？
许宏：如果说殷墟达到了中国青铜文明和早期王朝文明的极盛，那么二里头则具有开启这个新时代的里程碑的意义。我们把视野在时空两个方面放得更远一些，就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二里头在华夏文明史上的位置和历史意义之所在。
在东亚大陆，从大体平等的史前社会到阶层分化、国家形成的文明社会的演进，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被中国古代文献称为“王朝”的夏、商、周三代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之前，黄河、长江等流域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跨地域的共性。这是一个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的阶段，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把它称为“龙山时代”（相当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这一时代的下限或许可以下延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与二里头文化相衔接。
这个时代，有人称为“邦国时代”，也有人称为“古国时代”“万邦时期”等，意思大致相近，指的都是“小国寡民”式的社会组织共存的时代。这一邦国时代，与王国时代（夏商周三代王朝）和后来的帝国时代（秦汉以至明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的三个大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实体因兼并而从多到少乃至归一，而中心王朝的统治与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史载禹时万国，周初三千，春秋八百，战国七雄，至秦汉一统为帝国。与社会组织——国家的由多变少相对应，其权力中心——都邑则由小变大，有一个从中心聚落到小国之都、王国之都直至膨胀为帝国之都的过程。
▍ 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邦国林立（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2001年）
其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广域王国即早期王朝的诞生。从考古发现看，属于“邦国时代”的龙山时代，城址林立。据初步统计，在后来二里头文化兴起的黄河中游地区，已发现的龙山时代城址即达10余座，面积一般在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但至二里头文化时期，随着面积逾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超大型都邑的崛起，各地的城址相继废毁，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应是中原地区从邦国时代迈入王国时代的真实写照。
如果我们用“多元一体”来概括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特征的话，那么从“多元”的邦国到“一体”的王国的转变就发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最早的核心文化——王国文化的出现，就此改变了东亚大陆的文化格局。二里头文化高度发达的文化内涵，以及前所未有的大范围、跨地域的文化吸收与辐射，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文化。由于二里头文化开创性的历史意义，我们称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时代为“二里头时代”（如前所述，目前的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研究的进展，尚不足以支持以夏王朝的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以及“夏代”的最终确立）。作为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东亚大陆，只是到了二里头时代，才真正拥有了可以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提并论的文明实体。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因此可以说，二里头时代的出现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 二里头遗址所处位置
八间房：二里头作为中国文明社会城市遗址，是否意味着国家形态的基本确立？最早的中国应当怎么确定？
许宏：就我个人的理解，二里头的社会发展高度，已经超出了最原始的国家形态，也就是说它应当不是中国乃至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国家。在龙山时代众多规模较小、并存竞争的政治实体中，应当已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国家。前面我们说到，二里头时代首次出现了广域王国，或可说二里头是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
作为已脱离了“小国寡民”阶段的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地处中原的王国在文化上影响着、可能还在政治上统驭着周边的邦国等政治实体。我刚才用了一个“核心文化”的概念来指称二里头文化，指出它是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也即王国文化。应当说，只有到了这个阶段，包含“中央”“中心”等含意在内的“中国”的政治实体才正式出现。
说到“中国”，这里还要多谈几句。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它又是以都城的存在为标志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等。其中，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从这个意义讲，“中国”的出现与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或王朝）的形成是同步的。
应当指出的是，早期国家在空间上是由若干“点”组成的，这些不同等级的聚居点以中心城市为中心形成统治网络，现代观念中划定边境线的国界的概念，那时还不存在。最早的“中国”也仅是指在群雄竞起的过程中兴起的王国都城，以及以都城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实体所处的地域，尤其是它的中心区域。而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王朝是夏商周三代王朝，它们分布的核心区域不超出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这一带也就是最早的“中国”。
▍ 何尊及铭文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