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1（第1页）
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1
许广平
鲁迅先生是最富于同情心的，如果有谁能够真挚地引起了他的共鸣，那时他赴汤蹈火都可以。甚而至于为了同情心，换句话说，就是利用了这，特意给他许多不适合的工作，他也能够勉强地做去。不过对于《自由谈》的投稿，却是真心真意的。一九三三年七月写在《伪自由书》的《前记》，说：
……不久，听到了一个传闻，说《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至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几天之后，我偶然在《自由谈》里看见一篇文章，其中说的是每日使婴儿看看遗照，给他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孕育了他的母亲。我立刻省悟了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笔，想作一篇反对的文章，……但是也没有竟做，改为给《自由谈》的投稿了，这就是这本书里的第一篇《崇实》；又因为我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何家幹”，有时也用“干”或“丁萌”。
从《前记》可知先生给《自由谈》投稿的动机了。但“又因为我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何家幹’，有时也用‘干’或‘丁萌’”。这不能通用的原因：是一九三〇年三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之后，先生一切向社会表见的机会都暗中受了压迫。不准学校请他讲演，他的书无端受邮局扣留，有的地方甚至连《呐喊》是红色封面而也禁止了。这种不可理诉的待遇，只得改题笔名，以免编者受累。用得最多的是何家幹三字。取这名时，无非因为姓何的最普通，家字排也甚多见，如家栋、家驹，若何字作谁字解，就是“谁家做”的，更有意思了。又略变为家幹、幹、干、何干等。大致仍给读者以一贯的认识。可是：
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都是作着关于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则牵连而至于左翼文学者。
这是他第一次改姓埋名仍受到告发和压迫的经过。《自由谈》的文章，当每天剪下来辑成《伪自由书》付印的时候，把每篇的笔名都删去了。所以此刻记不清确用过什么另外名字。不过先生“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仍然继续投稿。“但到五月初，竟接连地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
仍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谈》的编者刊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以后，先生投搞所用的笔名就更有二十个之多。在《准风月谈》的《前记》里有这样的文字：
从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然而这么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嗅觉又没有和全体一同进化，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呜呜不已，有时简直连读者都被他们闹得莫名其妙了。现在就将当时所用的笔名，仍旧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负着应负的责任。
在《准风月谈》里用游光的名字写文章的，多半是关于夜的东西。如《夜颂》《谈蝙蝠》《秋夜纪游》《文床秋梦》。丰之余是批评社会的文字居多，有时或作封余，是对那些说他是“封建余孽”而起的名字。他每于一篇文字写好之后，就想名字，有时用旧的，有时被“嗅”出来了，就立刻重起。孺牛，无疑地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缩写。谈到浙江的“堕民”，他就叫作越客。写到《双十怀古》，他就叫作史癖。桃椎，“《典术》：桃，五木之精，仙木也；《左传·昭公四年》，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后汉书·礼仪志》为桃印施门户以止恶气”。大约含有除敌之意。符灵，意略同。罗怃，则取“罗无心”义，乃张若谷先生《婆汉迷》说部中称之者。敬一尊，回敬一杯之意，亦即“回骂”也。但也有些笔名似乎意在通俗，以祈掩过检官之目的，如虞明、荀继、余铭、子明等。
不过仍不免于压迫，从文章和这些笔名上就表示出他的反抗性了。尤刚、苇索、白在宣等，似乎都是。终于弄到“停笔”为止，所以《后记》里说：
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灵感”的“文学家”吹嘘，有无法隐瞒之势，虽然他们的根据嗅觉的判断，有时也并不和事实相符，但不善于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闪不到哪里去，于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厉害的压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笔，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当时除了压迫作者以外，对于：
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继黎烈文先生而编《自由谈》的是张梓生先生，听说《申报》自从黎先生编《自由谈》之后，销路突加，同时读者的“嗅觉”也很高的。《申报》到手，先看副刊；副刊打开，先找“花边”。这时先生的笔名更多，而读者也无须细查了，他们会尝文章的味道，好似易牙调味，而较宽容，所以宁滥无缺，稍微像先生笔调的，就先剪下藏好，慢慢揣摩。甚至连别人的文章也当是他的也会有。但是不要紧，数人相遇，竞先报告，所以当时买旧东西货担上的《申报》几乎十有八九是剪过的。这情形，恰好为办报者所满意，他们志在推销顺利，买者欢迎，于是张梓生先生屡屡来索稿，且特许随便改名字，只要有文章。这一来论敌无可奈何了，他们还想不到这位老头子原来是先生的故交，以为一定不会把先生拉来的呢。文化的力量，有时会被人讨厌排斥，用尽千方百计压迫，但结果仍然归于无效。
《花边文学》的笔名，和以前的稍稍不同。如张禄如变为张承禄，越客有时用作越侨，旅隼变为翁隼，白在宣易为白道，家幹变为公汗，史癖改作史贲，而赵令仪、黄凯音、张沛之名，盖取其通俗，以掩耳目。常庚则为先生幼小时，第一个师父所取的法号长庚之衍变。康伯度则因先生写了《倒提》一篇文字之后，被林默先生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一篇《论“花边文学”》，暗暗骂他为“买办”，因而想出的名字。还有，隋洛文有时简称洛文，又同音变为乐雯。这乐雯名字，有时也借给别人共用，如《萧伯纳在上海》，是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萧来上海的时候，正是瞿秋白避难到我们家里住。先生见过萧回来，谈起经过，说到各方对萧的形形色色，以为有辑集起来，给人一面镜子似的对照一下的必要。而且要赶快编校出版，否则中国人脾气，三两天过时了，会没有人过问的。——后来这书的销路似乎不大好。——首先是找材料，我也兴奋地担任下来了，跑了几次书摊，收集几天内的中外报纸和杂志之类一大堆。编排、格式、封面之类，自然先生也出些意见，而实际的工作如剪贴、翻译等，则多是瞿先生偏劳。他很有才气，办事敏捷，可惜时常生病。但只要每天用一时半点的工夫，就立刻脱稿一篇。很迅速的，不过一个月之间书就出来了。既然大部分的精力是瞿先生花的，自应作为他出的书，可是他那时所有译作也多用别名，因此这本书就用乐雯的名字和读者相见。
此外的笔名，或者还有许多可资研究的。我们要了解某一时代的思潮，某一时代的文学背景，和产生这文学的关系，研究这特殊的，作者幻化许多名字，冀图表达其意见的苦衷，对于将来从事文学的人们，或者不无裨益罢。可惜此刻只记得这个大略。据杨霁云先生看来，丁萌大约是天明之意。邓当世，江、浙一带口音，第一字读作动词，亦很近理。实在他每一个笔名，都经过细细的时间在想。每每在写完短评之后，靠在藤躺椅休息的时候，就在那里考量。想妥了，自己觉得有点满意，就会对就近的人谈一下，普通一些，写出也就算了。杨霁云先生于二十六年四月九日惠函指教，关于先生的笔名有很好的见解，原函云：
豫才先生所取笔名，皆有“深意”。《笔名表》中似应每个注出，否则将来的读者益当不易明了。大概他早年的笔名，含希望、鼓励、奋飞等意义；晚年则含深刻的讽剌意义为多。如早年唐俟之为“空待”义。晚年隋洛文之为“堕落文人”义，丰之余之为“封建余孽”义，上二者乃浙江省党部所赐之谥。罗怃则取“罗无心”义，乃张若谷在《婆汉迷》说部中称豫才者。大部笔名的用义，我想先生大概总知道，不如点明以惠读者以存史料。
很惭愧的，我未能达到杨先生所责望的厚意，只能说到上面的一个大概。另外还有一个笔名，为杨先生所知道而未发表过的，还是这一天的通信里云：
豫才先生尚有一笔名为董季荷，署用于《倒提》一篇文章上——此篇即《花边文学》所因之取名的一篇——原稿现藏我处。盖当时我拟编一刊物而豫才寄来者，当时因先生适患小恙，时文章又需检查，无人抄录，他托我代抄的。后因刊物计划取消，我即归还，而再用公汗的笔名刊于《自由谈》上。当时如发表在我编的刊物中，则不会有《花边文学》一番的事情了。此一笔名的用意，我猜想是因彼时检查处威严赫赫，他特用一风月式的笔名以掩人耳目也。
杨先生这一段通信很重要，从《倒提》登载在《自由谈》之后，而引起林默先生的大文，因此有康伯度名字的产生，而且又产生了一个似乎是兄弟的名字仲度，而且这一年的短评集的很好的书名《花边文学》也产生了。谥之为《花边文学》，反而使这一本书的内容丰富了，也许是执笔者所梦想不及的罢。这缘故就因为骂他的“扑空”了，使先生也不免“悲愤”，就引他《准风月谈·后记》的话作结罢：
……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
末了，还要说明一句，先生最后用的笔名，载在《中流》上的是晓角二字，他最后还不忘唤醒国人。希望我们大家永远记取这一位文坛战士的热望。
1。选自《欣慰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