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娱乐（第1页）

鲁迅先生的娱乐

在北京或更早期的鲁迅先生，他是怎样娱乐的，我不大清楚。只晓得也独自去看电影，但是一定不怎么多，因为那时的学校和教育部都是欠薪，他一直负债，到将离开北京的时候。比较做得到的娱乐是到中央公园去，有时是去个半天，但是在那里做什么？我不知道，也许到公园里的图书馆罢，不会一定不会赶人多的热闹场所，那是可以肯定的。

倘若说环境可以移人，或者这环境的确没有什么可资消遣，稍息一下疲劳的话，则有时地从俗一下是未始不可的。在广州，我们也时常到专门的茶室去吃茶点，那些点心真精致、小巧，并不太饱，茶又清香，都很合口味。而生活除了教书之外，着实单调，遇到朋友，就不期然地也会相约去饮茶了。

初到上海的时候，他经常给《北新半月刊》写稿及译《近代美术史潮论》，自己又编《奔流》和《语丝》，后来《语丝》请柔石先生代劳，他就给朝花社计划一切出版事业：除了选择译稿的材料，计划书面装帧，或自己执笔之外，做锌版也是要他选材料，跑制版所的，有些制版所因为他的生意相当忙，而且样子又质素，认为是跑街之流的人物，特别给他一个九折。他意外地得到的优遇，有时为了顺便，就会多做几个锌版预存起来，总计大大小小的不下一千多个，都是他自掏腰包，自去奔走得来的，现在却不晓得流向什么地方，无从查究了。

他外表的质素，在另一个地方，也被优待着，那就是福民医院。因为日语的流畅，许多朋友看病都请他同去任翻译，这些地方是有求必应，从不拒绝的，于是医院里面原雇的译员以为是来抢生意了，对他是面子客气，心里不大乐意的。而那账房先生呢，看到病人有自己雇用的译员，看作是阔人了，价钱格外不便宜。这情形好久才知道，因此我们自己在看病的时候，也并不上算，倒是吃他那翻译员资格的苦头，待到晓得了之后，给他作为谈助之资的笑柄好些时。

工作的过分忙碌，是没有余暇想到娱乐的。在初到上海的时候，看到别人的急急忙忙赶去看电影，有时恰巧鲁迅先生去访问不遇怅然而返的时候，他往往会含着迷惘不解的疑问说出一句：“为什么这样欢喜去看电影呢？”

那时他常去的地方，是书店或图画展览会。有一次，到南京路去看一位外国人炭笔或铅笔画的中国题材的图画，很新颖别致，他买了两三幅回来，预备做印书时的插图。但偶然也去看电影，却不多，比较多的时候，是后来的几年。

开初我们看电影，也是坐在“正厅”的位置的。后来因为再三地避难，怕杂在人丛中时常遇到识与不识、善意或恶意的难堪的研究，索性每次看电影都跑到“花楼”上去了。同样的理由，我们一同出去的时候也很少是坐电车的，黄包车尤其绝对不肯坐，因为遇着意外逃躲不方便，要不是步行，比较远的就坐汽车。这是他尽可能的戒备了，却并没有因此不出去。正相反，愈是空气紧，他愈是在家里坐不住，几乎每天都到外面走一次，这个脾气，也许可以说是人类的冒险性，不甘压迫性罢。譬如平常人，在家里十天八天不出去是很不足为奇的，但到被拘留了片刻，就羡慕起外面走过的人们，甚至冒了生命的危险走去求得到自由的人们也不少。鲁迅先生那时的心情也许如此的罢，愈是压迫，愈要出去，宁可多花费些，坐汽车，坐“花楼”。

如果作为挥霍或浪费的话，鲁迅先生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怕是坐汽车、看电影。

而一些书店老板，或迎合老板讨好的人们，在纷纷互相告语，说：“鲁迅真阔气，出入汽车，时常看电影。”他们自以为“给予”了鲁迅若干版税，每月从百谣传，扩张为几千，上万，再拿鲁迅的实生活证明他们的恩惠和宽容，而不问他们拿着著作人辛勤的血汗所得，来作自己一切活动的基础，甚而悖入悖出地各自竞相攘夺，而独对于著作人拿他自己所应得的权利，自己自由支配到仅有的娱乐上，却期期然以为不可。希望他最好像老僧入定般不眠不食，光是做工才觉满意似的，甚至死后看到他的日记，时常写出看电影，也失望了，以为鲁迅的生活应该更苦些才是，意思仿佛很不应该似的。我们从这里看到社会对于他的残酷冷遇，而对于一些从文人转到做官了，做书店老板了的人们，倒从不说一句话，而看看电影，却义形于色了，这真是叫作“岂有此理”。

我是不忍也不肯劝阻，有时他提议去看电影，却总是首先赞成的。真是人生几何，他苦磨了一世，历尽饥寒交迫，穷愁潦倒到头发白了，去看看电影，来苏息一下，苏息之后，加倍工作地补偿，所贡献于社会的，难道不能说是好成绩，难道这也算是越分之举？老实说，他不但看电影，而且每次的座位都是最高价的呢，如果这也合该给一些不满意的人们做材料，我现在就更老实说出来罢，他的意思是：看电影是要高高兴兴，不是去寻不痛快的，如果坐到看不清楚的远角落里，倒不如不去了。所以我们多是坐在楼上的第一排，除非人满了，是很少坐到别处去的。另外一点小原因我想是，总和我一起去，我是多少有些近视的，为了方便我，更为了我的满足而引为满足，他一定这样做。这样做了他更高兴，所以我也为了他的高兴而愿意依从他，从没有拒却过，这是我们间的私事了。但也可见他虽则娱乐之微，也不全凭一己的成见。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愿意费许多时间去空等，普通座位，容易客满，早去竞争，他是不肯的，只得花较大的价钱坐对号位子了。

看过的电影很多，有时甚至接连地去，任何影院，不管远近，我们都到的，着重在片子，因为汽车走得便捷，没有什么困难。他选择片子并不苛刻，是多少带着到实地参观的情绪去的，譬如北极爱斯基摩的实生活映演，非洲内地情形的片子，等等，是当作看风土记的心情去的，因为自己总不见得会到那些地方去。侦探片子如陈查礼的探案，也几乎每映必去，那是因为这一位主角的模拟中国人颇有酷肖之处，而材料的穿插也还不讨厌之故。历史的片子，可以和各国史实相印证，还可以看到那一时代活的社会相，也是欢喜去看的。击剑之类的片子，如《三剑客》等，偶然也去看，但并不十分追求。五彩卡通集及彩色片，虽然没甚意义，却也可以窥见艺术家的心灵的表现，是把人事和动物联系起来，也架空，也颇合理想，是很值得看的。滑稽片如劳莱哈台的《从军乐》《玩意世界》，以及贾波林的《城市之光》，都还好。有时一些儿童片是为了带海婴而去看的，结果他看了也蛮高兴，他是随时都保存着天真的童心的。《仲夏夜之梦》，刚开映于国泰时，真是口碑载道，场场客满，甚至我们信了宣传，特意跑去，也买不到票子，再赶看下一场，然而结果却使他失望，虽然有些新奇，似乎别开生面，却并不能说好的意义在哪里。代表时代的新事物如《科学怪人》之类，也曾经去看，而且有时虽不十分满意也看完续集，不过总不见得怎样佩服。似乎有一张片子，名字记不清楚了，或者是《未来世界》罢，房子通是水晶状透明的，电梯可以通到天顶那么远，但是眼底一览无余了，使人类生活复入于太单调化，也许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呢。战争片子或航海、航空演习片，也喜欢去看，原因觉得自己未必亲自参战，或难得机会去看实际的飞机、兵舰之类罢。至于苏联片子，是每张都不肯错过的，比较上最使他满意的了。最后看的一次《复仇艳遇》，是在他逝世的前十天去看的，最令他快意，遇到朋友就介绍，是永不能忘怀的一次，也是他最大慰藉，最深喜爱，最足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了。国产映片，在广州看过《诗人挖目记》，使他几乎不能终场而去。那时的国产片子，的确还幼稚，保持着不少文明戏作风，难以和欧美片竞争，实在也难得合意的选材。从此之后，对于国产片无论如何劝不动他的兴趣。后来《姊妹花》之类轰动一时的片子，他也绝对不肯去看了。

晚间，小孩子睡静了，客人也没有，工作也比较放得下的时候，像突击一下似的，叫一辆车子，我们就会很快地溜到影院里坐下来，我们多是穿的不大注目的深色朴素衣衫，在影院里极力不往周围观看，或回头研究；因为我们不须研究别人，同时别人看不出是我们更好。有时也会约朋友一起去，多起来是七八个人一道。有些时候，如果时间早，就会弯些路，走到建人先生家里，约他们同去的。有一回，向茅盾先生要求，借他的儿子一下，茅盾先生莫名其妙地答应了，之后说明是请他儿子看电影。他们也住在大陆新村，隔得不远，他的小孩正每天发热休养在家，鲁迅同情他儿子的沉闷地养病，特别约他出去，那时茅盾先生的儿子大约已经有十二岁了，但是走在路上他还不放心，一定要拖着他，弄得那十二岁的孩子窘了，他回去对他的母亲似乎诉说他的疑惑，为什么这样大还要人拖呢，他平常到学校里读书，早已是自己走来走去，没有接送的了。

他有时娱乐，更欢喜和别人一同领受这仅有的娱乐机会。

更阔气的一次看电影，在一九三五年，时间似乎是初秋，由一位熟朋友通知：有一个地方请看电影，家属也可以同去，是晚上七时到那里。同去的人，有茅盾先生，来约的时候，刚巧黎烈文先生也在我家，于是带着海婴，五个人坐在预备好的汽车，开到一个停车处，遇到宋庆龄先生和史沫特黎女士，再一同转弯抹角了一通，然后停在一个大厦的前面。走了进去，出来招待的是苏联大使夫妇和驻沪领事，先是开映电影，《夏伯阳》那一张片子在电影院还没有开映之前先看到了。房间的结构很精致，座位十多个，正好看得清楚，招待的人还随时加以口头解释，有几位讲得一口流畅的北京话，所以言语上也还方便。看完电影，差不多九时了。正要告辞，却被招待到另一个修整的房间里，盛宴款待，却是还不过算作点心而已。席上各式名酒，每人酒杯大小有六七只之多，鱼的种类很多，光是鱼子，除了普通见到红色的之外，还有一种黑色的，据说最名贵。点心也真多，其实各种各式的菜更多，末了各种难得的水果和茶、可可，真是应接不暇。可惜那一天我们都吃了饭去，鲁迅先生又正发热，吃不下多少，但在他，恐怕是毕生最讲究的宴会了。这时苏联国内一般物质生活还未十分完善，然而就在这一宴会的招待上，可见人们所想到革命后的苏联，以为满脚泥污的人们，走到豪华的所在的万不适称的不相符合，正相反，他们在一切周旋上都很能体会得到，席间并且特别开起在苏联新获奖的《渔光曲》以娱宾客。后来大家都到下临苏州河的凉台上乘凉，这时集中的谈话就是邀请鲁迅先生到苏联观光。旁边赞助最力的是史沫特黎女士等。她们已经看到他憔悴的颜容，不堪重压的躯体，为了中国，希望这一位哲人多活些时，善意真可感激。在鲁迅先生自己呢，经过长久的考虑，第一，他以为那时正在迫压最严重，许多敢说敢行的人，都先后消沉，消灭，或者不能公开做他们应做的工作，自己这时还有一支笔可用，不能洁身远去。第二，他自己检讨，对社会人类的贡献，还不值得要友邦如此优待，万一回来之后仍是和未出国前一样地做不出什么，是很对不起的，一定要做出什么来呢，环境是否可能也难说。第三，照他自己耿介的脾气，旅费之类是自己出最好，自己既然没有这能力，就是给一般造谣者的机会，不是并不一动，就已经说他拿卢布吗？固然为了谣言而气馁，鲁迅不至于如此地乏。不过自量权利义务不相当，他惭愧，因而绝不肯孟浪，还不如仍旧住在中国随时做些于人有益、于己安心的工作。这结论，他坚决执行到死。中间不断的几次三番，直接、间接地有朋友劝他出国，还是没有实行。但有一次在苏联似乎是开世界作家大会，中国方面预备鲁迅和茅盾先生出席的，后因时间匆促，临时他又患病，不能成行。如果真个动身了，以苏联医学的进步，设备的完善，或能消灭他一九三六年的大病致死于事前，然而这是回想的事了，当时也许骤然吸着新鲜空气，使肺量不胜容纳也难说的。总之，那次苏联领事馆为了他们不方便在大庭广众中出现而特别举行的招待，是给予他很深刻的感动和良好的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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