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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回归
第二天，比尔和温妮弗雷德回到里思布莱斯福德。他们坐一辆救护车带着马库斯回家。马库斯看上去瘦了很多，总是惊恐地盯着一切。他看到教师路上的房子时，就胡蹦乱跳，大声尖叫，挥舞双臂，那股能量好像不是他能聚集起来的，后来他就晕倒在砂地上。他们把他弄进屋子，放在沙发上。他醒过来后又开始尖叫，手臂乱舞。他们给医生打了个电话，救护车又回来，马库斯又走了。医院精神科大夫只能把温妮弗雷德叫过来。
弗雷德丽卡和威尔基在海滩上玩了一天，风呼啸而至，北海附近异常寒冷。威尔基扔了几块石头，弗雷德丽卡在他身边一瘸一拐地走着，棉球都浸湿了，血还流个不停，如果量不算特别大的话，至少比平常多很多。最后，她说，很抱歉，自己成了个累赘，她必须在什么地方坐下来，她感觉有些摇摇晃晃。威尔基又把她带回大酒店，她蜷成一团躺在**，想着女服务员和行李员们同情和好奇的表情。威尔基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后说他的女朋友有点生气了，因为老联系不上他，还说慕尼黑学生戏剧节上推出的《仙女换孩儿》有个角色可能让他演。所以，如果弗雷德丽卡不在意的话，他们该往回赶了。
亚历山大打了很多电话。他感觉轻松愉快。现在他已经从那个花园走出，他的成功，他的前程，似乎都属于自己。他准备去曼彻斯特见见那里BBC的人，然后再旅行去伦敦，参加那里的面试，接着又为校长奖学金的事去趟牛津大学。他拒绝了多塞特那所中学的面试，他已经厌倦了教育工作，至少现在如此。他从学校地下室取出自己的行李箱，又从学校小卖铺拿了几盒茶。他想去看看索恩博士，提交自己的正式辞呈。他锁上门，玩弄着自己的那块橡木板，把它亮成“外出”，然后开始收拾行李。
丹尼尔收到一封从谢菲尔德发来的信，出自陌生人之手。他打开信后读到，母亲严重跌伤，臀部好几处断裂，需要住院几个星期，没准几个月。等出院时，她很有可能就没法继续像从前那样自己生活了。按照医院的说法，丹尼尔好像是她最亲近的人，事实上是她唯一的亲属，尽管她并没有向儿子求助。丹尼尔赶到火车站，搭上一趟去谢菲尔德的火车。
托马斯·帕里患上一种复杂棘手的中耳炎，还伴有严重高烧，连续五个晚上哭喊不停。杰弗里和珍妮用冷却的法兰绒布巾不停地贴敷，试图让他喝点什么，守在身边看护。
那个精神病医生对温妮弗雷德说，马库斯的问题，病根好像在害怕他父亲，还说，最好让他在别的地方休养恢复，跟一个善解人意又不怎么让人害怕的人住在一起，如果能安排到的话。他不希望让马库斯待在医院，因为这地方本身对他没有好处，而且不要再让他跟卢卡斯保持不适当和令人不快的联系，后者为重症病人，最好离开这里去接受专业治疗。
安西娅·沃伯顿跟几个朋友和堂兄妹出发，开始了对善良的玛丽娜·叶奥为期十四天的拜访之行，并要在朱安雷宾海滩过一个阳光灿烂的假日。
弗雷德丽卡和威尔基骑着车，尽一辆摩托车所能，威武地行驶着，回到里思布莱斯福德，沿教师路呼啸而过。在里思布莱斯福德的巴士后面，亚历山大那辆银色凯旋牌轿车在朝另外一个方向行进，车上多了个顶架，以前可从来没见过这东西，干净利落地装载着行李，用帆布盖着，拿一根绳子紧紧捆住。弗雷德丽卡清楚地看到了亚历山大，在绿色挡风玻璃后面，头发收拾得漂漂亮亮，显得矜持、冷漠。亚历山大也清楚地看见了威尔基，即便有头盔和护目镜，而紧贴着威尔基的乘客后面有姜黄色头发一闪而过，这还是让他认出那是弗雷德丽卡。他朝外望着前方的路面，继续微笑着，因此也错过了站在自己家花园门口紧张地挥手和蹦跳的珍妮。亚历山大天性不想给别人带来结局、危机或者**，在生活中人们可能感觉这样做是应该的，然而，他很清楚，在艺术中，这些东西却是必不可少的。他的结局和开始一样孤独。他松开离合器踏板，轿车飞驰得更快了。
威尔基放下弗雷德丽卡，收起她的头盔，绑到摩托车后座上。“这还要给我的女朋友用。”他说，然后推起自己的面罩想亲吻她。
弗雷德丽卡说：“我还会再见到你吗？”
“也许吧，这世界很小。自己多保重吧。”
他又把自己的脸封在塑料盾牌和屏幕后面，跨上摩托。弗雷德丽卡站在人行道上，看着他尾随亚历山大呼啸而去。她看到珍妮弗·帕里站在自家花园的小路上，开始明白亚历山大轿车顶上支架的含义了。她走进自己家的房子，迎头就是父亲一顿怒不可遏的咆哮，他想知道她自己知不知道这是去哪里了，为什么屋里弄成一团糟，没有做的食物在整个厨房散了一地？为什么他打开那扇法式窗户的时候，葡萄酒瓶子碎了一地？花园和厨房一样混乱，她母亲心神不安，她能想到的就是她跟几个时髦又乱来的朋友毫无目标地漫游。比尔要接的一个电话救了弗雷德丽卡，让她不用回答这些训斥，但是这些训斥透出些微模糊的亮光，让她恍然想到亚历山大可能经历过的感受和所作所为。比尔回来时驼着背，已经被制服住了，他说是她母亲打来的电话。他告诉弗雷德丽卡，温妮弗雷德说，精神病大夫说了马库斯的情况。他说，他始终觉得，大家都知道他经常口是心非——有时他说的和做的事心口不一。弗雷德丽卡的心思还在亚历山大上，她烦躁地说，马库斯显然不是很清楚地知道这点，如果他知道的话，而且如果他想知道的话。她想，斯蒂芬妮也不知道，但是她，弗雷德丽卡——如果这样说能安慰他的话——是用更结实的材料做成的，而且也知道，在这场危机中，他不会对厨房桌上没有做的排骨和花圃里的葡萄酒瓶子吹毛求疵。后来，她注意到了比尔的表情，感觉到一丝遗憾的内疚，更多的是一丝恐惧的内疚。她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有丹尼尔在，弗雷德丽卡说。马库斯好像挺信任丹尼尔。也许丹尼尔和斯蒂芬妮可以把马库斯带过去，直到他自己能够镇定些，或者他能做到的任何地步再说。
比尔忧虑地说，那个可笑的小公寓里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可容纳另外一个人，更不要说再添个婴儿，两个人了。他还说，丹尼尔自己的盘子已经够满的了。弗雷德丽卡说，这件事就看丹尼尔了，你永远没法很肯定地说，他的盘子就满了。比尔开始紧张起来，思前顾后，然后穿上外套，冲出去朝阿斯卡公寓楼奔去。
结果，刚巧，奥顿夫妇已经没法在阿斯卡公寓住下去了。丹尼尔从谢菲尔德回来，说他恐怕必须给母亲找房子了。埃勒比先生给他们找了个工人住的小楼，那里里思布莱斯福德年轻的中产阶级们正在把这样的住宅改造成小小的过渡居家楼，建议丹尼尔让他青年俱乐部的闲人们去搞装修。经历了比尔意外撞进家门的惊讶，领略了他自责的眼泪，以及有关马库斯的困境和自己内疚的戏剧性表演后，斯蒂芬妮对丹尼尔说，收留马库斯是他们的职责，如果他愿意来的话，就跟收留丹尼尔的母亲是一样的。那当然，丹尼尔说。当然，他们必须收留马库斯，如果马库斯想来的话。丹尼尔去医院问马库斯时，马库斯说他想来。这是他几天来唯一说过的话。
秋天来了，气候渐冷。马库斯被带到阿斯卡公寓楼。他睡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直到小楼适合居住才搬过去。弗雷德丽卡回到里思布莱斯福德女子文法学校，开始做起大学入学的准备工作。但她很快就清楚了，亚历山大永远地走了。她感觉很受屈辱，但同时，没有了他本人在场的压力，没有了欲望，没有一场危机去应付或者避免这些压力，她倒感觉很镇定。她发现，这个夏天最有用的教训就是，那些事，那些人，她可以把这些彼此分开。她可以躺在自己的**，为亚历山大哭泣，也可以为威尔基哭泣，甚至为《阿斯翠亚》哭泣，但她又能利索地站起来，找到巨大可用的能量储备和专注力，开开心心地用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上。她很高兴有失血那个简单的里程碑事件，无论多么混乱，终于过去了。她被父母的变化弄得心烦意乱，失去平静。比尔取消了很多课程，大量的时间都用来穿着拖鞋焦躁不安地四处游走。他不跟任何人说话，甚至经常张开嘴巴又默默地合上，好像在用某种生理的力量把话噎回去。弗雷德丽卡一连好几天躺在**不起来。为了外出寻找出路，为了那些书本身，她努力应对这一切。但是，一天晚上，感觉到情绪，渗透在自己的注意力夹层的情绪的危险性后，她决定去给丹尼尔和斯蒂芬妮打个电话，想亲自看看马库斯最近怎么样，有什么希望，或者可担心害怕的。
丹尼尔给她打开门，没有微笑，只是让她进来。她爽朗地说：“我只是顺便过来，想看看你们。在家里实在受不了，太压抑。”
丹尼尔本来可以说同样的话，但不想说。他说：“哦，坐吧，你在这里待着，我去弄杯茶。”
马库斯和斯蒂芬妮默不作声地并排坐在沙发上，他瘦削的身体有点奇怪地由她臃肿的身体靠着、支撑着。斯蒂芬妮朝弗雷德丽卡点点头，好像马库斯是个小孩子或者不用打扰的残疾人。马库斯没有流露出任何注意到她的迹象。
自从马库斯过来后，奥顿夫妇的整个生活都变了。最初的两天，马库斯老跟着丹尼尔，如果他走出视线，就会像个小孩般抽泣。斯蒂芬妮注意到，这让丹尼尔很恼火，自己也很不安。她试图接管过来。在无动于衷毫不活动的沉默中，她在马库斯身边坐上长达好几个小时，就像她以前坐在马尔科姆·海多克身边那样——其实那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一天，她给马库斯透露了个消息说，卢卡斯·西蒙兹又被转移了，而且据说感觉平静了不少。马库斯问卢卡斯是不是受伤或者被打了，确认没有后，又给斯蒂芬妮提供了一个他对卢卡斯和自己担心的新说法，提到卢卡斯破灭的希望、光幻觉、信号传输、那道光。她对这些不是很理解，但又想，可能她错了，他需要的不是理解，而是“全盘接受”，她在自己平常的意识中固定下来，开始接受马库斯。她首先想到动物驯服，在马尔科姆·海多克那件事上，这个想法就曾进入过她的意念。她设法让他把脑袋放在她的膝部，一放就是好几个小时，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待着。所以，丹尼尔工作完回家后，越来越频繁地发现他们在那里——他接受了她的康复安静，尽量不要打扰。
这时，他走进厨房，给弗雷德丽卡沏了杯茶，把茶壶和盘子弄得叮当响，从这个碗橱挪到另一个碗橱，笨拙地活动着。过了会儿，弗雷德丽卡跟着他走出去。她小声说：“一直都这样吗？他会好起来吗？”
“我不知道。”
“你要怎么应付？”
“我不清楚。”丹尼尔露出一丝短暂而阴郁的微笑。他不喜欢弗雷德丽卡·波特，他不想诉说自己的真实感受，习惯性地不管怎样都不告诉任何人。但答案是他在勉力应付。作为一个道德至上者，他对自己就马库斯的存在和斯蒂芬妮本人的反应很震惊。晚上，他经常梦到杀人。苍白、天真的马库斯在屠杀他尚未出生的孩子。孩子把斯蒂芬妮撕得鲜血淋漓，四分五裂，就在他的眼皮底下。他自己，丹尼尔·奥顿，穿过边地，拿着西蒙兹的切刀追赶比尔·波特。最可怕的是被一条毯子闷死的恐怖情景：他自己的身躯无意中压在一个人或者几个孩子身上，有点像某种不知名的湿漉漉、沉甸甸的怪物，挤压着，差点窒息得要了他自己的命。他不能跟妻子说这些，或者惊吓妻子，她怀着孕，在做着她相信是正确的事情。他真正替马库斯感到难过。他开始怀念在那个小小公寓里笑声朗朗、热情温暖的日子，那样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来了。即便在某种纯现实的考虑上，他什么都不能说——墙壁很薄，房间很小，那个男孩总是死气沉沉，但又很警觉，很紧张。
“你要怎么应付，丹尼尔？”弗雷德丽卡又重复了一遍。
“已经过去了。在那个小楼里会有更大的空间，他会度过这场打击。还是有希望的，而且小孩也快出生了。”
丹尼尔望着外面，站了片刻，他经常这样望，在蜜月的夜晚他也经常这样望，望着那个黑色的轮胎在自己的挂架上旋转着，又转回来，望着那棵扭曲的荆棘，望着那踪迹交错的泥浆的大海。
弗雷德丽卡跟他一起凝视着。
“在我们家，一切都变得消极和疲软起来，好像能量都是负面的，我在工作，但感觉心无所系，整个人都悬在空中，松松垮垮的。”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