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敢于信任放权容错（第1页）
第二章敢于信任、放权、容错
如今年入千万的西贝传奇，曾是一位住地下室的北漂
2010年，石家庄，西贝海鲜汇大院门口。
黑社会背景的物业头子戴着墨镜，在车里遥控，每进一辆车收4块。明明西贝交齐了物业费，食客停车免费，现在却莫名多这4块钱，很多客人掉头就走。
“我们西贝不收费，是他们物业不讲理要收费，你进吧，收费找我要!”总经理李凤兰冲出来，喊。
没收上费的黑物业哪能甘心，一帮人堵在出口强行收费。喇叭里，传来物业头子威胁的声音：“李总，要给掐电了。”
风中，55岁的李凤兰就像没听见似的，冲到停车场门口，吼：“今天一辆也不许收!”她化身交警，一辆辆放车通行，“不收，走!不收，走!不收，走……”
店里跑出人：“不好，李总，断水了!”
物业头子有黑社会后台，李凤兰拨通老大电话：“老总，你也有兄弟姐妹，我一个女人出来做点儿生意真的不容易，如果生活好，我不会出来受这份罪。我听说你的组织挺讲义气的，为啥对我百般刁难？现在你的人就站在我店的大门口，你们来吧，我已经50多岁的人了，活够了，你们今天把我砍死，明天就是石家庄的头等大事!”
李凤兰今年64，52岁前，一天餐饮没碰过，她是个“唱戏的”。她从小嗓子亮，18岁考进“红色宣传队”临河乌兰牧骑文工团，当上了一名歌唱演员，坐马车、拖拉机走村串乡，给老乡搭个台子，吊两盏煤油灯，又唱又跳又演奏，一干18年。
李凤兰家穷。年轻时，她住在一个大院里，饭点一到，满院飘香。一次，邻居问：“谁家炒韭菜这么香？李凤兰，你们家炒的吗？”另一位邻居抢着说：“是俺们家的，他们家能吃得上炒韭菜？”瞧不起人到如此地步!李凤兰心里暗暗发誓：我将来一定要吃上比炒韭菜好百倍千倍的东西!
36岁，李凤兰改行调到临河土地管理局，每天拿上笔、尺子、本，室外工人似的挨家挨户给人量地方，办土地证。之后土地局、建委合并，李凤兰被分配到建委下面的旅行社，清水衙门。
有一年，临河公园改造，单位组织同事挖树桩，男人们都从树桩跟前刨，刨不动。李凤兰上，众人围观，看你一个“唱戏的”会干不会干。李凤兰干农活长大，她不跟树桩较劲，而是从边上旋大圈子，一圈一圈挖，树根一露，咔、咔、咔，几锹斩断树根，李凤兰往土里一坐，双脚踩树，用力一蹬，粗过大锅的树桩被连根拔起。多年后看李凤兰做生意、带兵，我总会想起“李凤兰刨树”这一幕。
李凤兰每年为家里买化肥买种子，给兄弟姐妹换冬衣换夏衣，一家子全指着她。九十年代，临河流行到大酒楼吃饭请歌手助兴，这下挣钱补贴家用的机会来了。一下班，李凤兰就和拉二胡的丈夫，跑到临河有点规模的饭店唱歌挣外快，西贝火锅城、蒙达丽等饭店都能看到她的身影。一首歌5块，一晚能挣五六十。嘿，还真唱出了名堂，每天好几个地方请，李凤兰家里装了部电话，邀约全包，分给朋友们：“你，今天到这儿；你，今天到那儿。”最火时，一天能挣四五百。可好景不长，天下任何一个市场，但凡有人嗅到钱味儿就追兵四起。一时间，临河冒出一大堆餐厅歌手，李凤兰唱一场200，有人讨价还价，100、50就唱。
2001年，李凤兰接到北京来的一个电话，一个叫白雪花的蒙古族女孩说：“老家人贾经理在北京开了一家叫‘金翠宫莜面美食村’的酒楼，酒楼里有一支蒙古歌队，正缺一个唱地方爬山调的，你来不来？”当时李凤兰已提前退休，专职搞起了第二职业伴餐唱歌，可市场又纷纷降价。生计所迫，去!
来北京那一年，李凤兰四十六啦，年龄比其他歌队队员大一倍，还是歌队唯一的汉族歌手，整天穿着蒙古袍，又不会蒙古语，唱不了蒙古歌，心虚，苦闷。为省钱，李凤兰每天只买一顿饭，中午、晚上各吃半份。她租了一间地下室，四面无光，除非拉着灯，否则白天、黑夜分不清。李凤兰打起了退堂鼓，回老家吧!可转念一想，别人都以为李凤兰来北京挣大钱啦，结果钱没挣上，还受这么多罪，这样回去，被同行笑话，丢死人啦!不行，再苦也咬牙，过年也没回家。
转机在第二年开春。西贝在北京开了第二家店六里桥店，主打民间菜，歌队主唱西北民歌，李凤兰被推荐为歌队筹备委员会组长。贾国龙发话：“李老师，你要能把人招上就做，招不上……”
李凤兰一猛子扎到山西、陕北招募民间歌手，一个没招上。背井离乡去北京卖唱？不去。回包头、临河招，年轻的也不来，一色儿40多岁带回北京，贾国龙和当时的六里桥店店长高泽平看了：“算了，一人发300块，回家吧。”
李凤兰当时就急了：“贾总、高总，这些演员能行，我有我的想法，让他们先排着，排的过程中再找替换。”
贾国龙嘴一撇：“快快快，你自己看着办吧。”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与西贝歌队的一段缘
从此，5000平米[1]的六里桥店，饭点一到，李凤兰这帮“老家伙”粉墨登场。公司给歌队立下一条规矩：放下锄头来家里唱歌，没麦克风，没伴奏，全凭嗓子干唱。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呦，红艳艳……”
一开始也没打开局面，二三十块的价格虽然不贵，但这种浓郁的地方特色小调并没有打动顾客，队员们的方言，客人也听不懂。刚组建起的歌队又遇到困难，怎么办？李凤兰迅速作出调整：先解说歌词，再给客人演唱。顾客听懂了，能接受了，回头客越来越多。
李凤兰还给歌队定下一条规矩：只要总厨宋建、赵立功出新菜，我就出新节目。“你们能卖新疆大盘鸡，我为啥不能唱新疆歌？”她把歌曲按客人年龄、家乡分类：五十年代客人爱听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爱听的；西北民歌、河南民歌、湖南民歌。客人爱听啥，她们就唱啥。经过这样的调整，和客人产生了共鸣，局面开始好转。李凤兰趁热打铁，每首歌除了礼仪有规定，动作、表演全现场即兴，常常唱着唱着就情不自禁地和客人扭起来，有时客人也被感染，扶歌手站上家私柜，围在下面一起唱。干唱时间长，嗓子“劈”了怎么办？李凤兰说，“劈”了不要紧，状态必须到位!
李凤兰带歌队有四句话：给足待遇，严格要求，常年招聘，优胜劣汰。
歌队最怕人走了招不上。咋办？考歌队落选的，李凤兰自掏腰包，请人家吃顿饭，送到车站，递上路费，告诉人家，下次只要练好，六里桥歌队的大门随时向他敞开。几年间，六里桥歌队不断给兄弟店输送歌手，但六里桥歌队的演出从没掉过链子。当时一首歌二三十块，9个人每个月创收12万多。小小的西贝六里桥歌队，外国友人来了，当年毛主席的警卫员来了，阿宝、王二妮这些名角儿也来捧场。
李凤兰对歌队的改造很快在西贝全国门店普及开来，此后多年，内蒙古歌队成了西贝餐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直到十几年后，我们还意外地发现，曾有一位特殊的客人记住了西贝歌队。
2018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与索尼CEO吉田宪一郎的会谈中说，2000年前自己曾是忧郁症患者，多次想自杀，每次想自杀时就给孙董事长（华为董事长孙亚芳）打个电话，当时他知道这是一种病态，知道关键时刻要求救……直到2006年的一天。任正非动情地回忆当年：
“我在西贝莜面村吃饭，我们坐在大厅，有很多内蒙古村庄的农民姑娘在唱歌，我请她们来唱歌，一首歌3美元。我看到她们那么兴奋、乐观，那么热爱生活，贫困的农民都想活下去，为什么我不想活下去？那一天，我流了很多眼泪，从此再也没有想过要自杀。”
这些年，西贝自上而下，一直在认认真真、里里外外地学习华为，任正非也是贾国龙极敬重的企业家。可谁也未曾想，多年前在西贝那次难忘的就餐体验，曾帮助任正非走出抑郁。9年后的2015年，西贝确立的企业使命恰好是八个字：
“因为西贝，人生喜悦。”
言归正传，六里桥歌队活下来了，可李凤兰的日子还是挺苦。
刚开始，老伴儿想来六里桥拉二胡，怕人说闲话，李凤兰没让来；儿子想来跟妈唱歌，李凤兰说，妈不能搞特殊，也给堵了。一家三口出来奔，三个“北漂”，三处宿舍。周末，约在六里桥长途汽车站附近，找片树荫，马路牙子上一坐，一人一根雪糕，聚一聚叙一叙，安顿了儿子老公，李凤兰接着去奔。
转眼到了2006年深秋。李凤兰突然接到通知，贾国龙叫她去西贝颐和园店开会。李凤兰心里七上八下：我一个唱歌的开什么会？难道是歌队出了什么娄子？
唱戏的也能当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