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秀夫 海国孤忠惊世之死（第2页）
公元1256年，南宋宝祐四年，19岁的陆秀夫赴京城临安参加科举。
因为21岁的文天祥考中了这一年的状元，所以史称“文天祥榜”。这是一个至今看来仍然熠熠生辉的榜单，南宋末年最有骨气的几个人都榜上有名。
除了一甲第一名（状元）文天祥，二甲第一名（传胪）是谢枋得。谢枋得后来率领义军抗元，失败后，长期流亡在福建建阳一带的荒山野岭之间。由于他的文名和威望，元朝强迫他到大都入仕，他不愿降为元臣，留下遗书说：“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最终在大都绝食五日而死。
陆秀夫的名次是二甲第二十七名，成为文天祥的同榜进士。
放榜后，陆秀夫踌躇满志，在礼部贡院的同年聚会上，对来自同乡的同榜进士说：“今日皇恩渥重，吾侪当思报国，相勉为天下第一等人物，方不负此举。”主考官王应麟听到后，十分高兴，把陆秀夫叫到面前，跟他说：“阅卷得文天祥，予不胜喜，今闻贤论，何让天祥？可贺可喜！”王应麟果然眼光独到，他没有看错人，文天祥和陆秀夫日后都成为那个时代的“天下第一等人物”。
历史上，在每一个朝代的不同阶段，因应不同的时代危机和历史使命，当时第一流的人物都在做第一流的事业。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他们的使命是变法图强；而到了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这一代人，他们的使命是救亡图存。王朝末世，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不是用他们的华丽辞章，也不是用他们的革新洞见，而是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构筑起了供后人膜拜的精神长城。这就是，他们这一代士大夫的宿命。
从1260年起，陆秀夫投到南宋名将、淮南制置使李庭芝幕下，执掌机密文件。后来，李庭芝被扣上驰援襄阳不力的帽子，替“常败将军”范文虎背锅，蒙冤遭贬。没多久，元军围攻扬州，李庭芝被重新起用，陆秀夫从京城又回到李庭芝幕府。
1275年，元军大举进攻南宋，两淮告急，李庭芝的幕僚纷纷辞职走人。只有陆秀夫临难不惧，与李庭芝一起誓死抗敌。李庭芝为陆秀夫所感动，认定他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忠义之士，遂忍痛割爱，将他推荐给朝廷。
陆秀夫重回朝廷，一开始担任司农寺丞，负责粮仓管理和百官禄米供应。不久升任宗正寺少卿兼起居舍人，再到礼部侍郎。当元朝丞相伯颜率军进攻临安的时候，陆秀夫曾作为代表前往元军大营议和。一些史书说，因为陆秀夫坚持南宋“只和不降”，伯颜大怒，陆秀夫无功而返。后来代表南宋去议和的文天祥，同样大义凛然而被伯颜扣押下来。
1276年，德祐二年，正月初五，谢太后和6岁的小皇帝赵?宣布，南宋朝廷向元军投降。在正史中，南宋在此时已经亡了。
然而，在此之前，陆秀夫与殿前指挥苏刘义等人保护杨、俞二淑妃和益王赵昰、广王赵昺逃出临安，直抵温州瓯江口的江心岛。他们拥立赵昰、赵昺为天下兵马正、副都元帅，并商定了建立海上行朝、到南方开辟抗元基地的大略方针。这意味着南宋的血脉还在，还有反攻与重起的机会。
另一边，京城临安沦陷后，李庭芝还在死守扬州城。使者手持已经降元的谢太后的诏命，前来劝降，李庭芝登上城楼，高声回答：“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随后，又有使者前来传诏令说：“今吾（指谢太后）与嗣君（指赵?）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之？”李庭芝不为所动，命人朝传达诏令的使者射箭。直到半年后，元军才拿下扬州城，而李庭芝被部下杀害。
但坚毅的李庭芝最后面临的问题，也是陆秀夫随后需要面对的：南宋君主已经投降了，你还在为谁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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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6年，农历五月，陆秀夫等南宋流亡者一路南迁到了福州，8岁的益王赵昰被立为皇帝，是为宋端宗。朝政由杨太后主议，以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组成行朝内阁。
此前被伯颜拘押的文天祥，历经九死一生逃离出来，当他乘船南归到福州时，正赶上宋端宗新立，自己被任命为通议大夫、右丞相、枢密使。从职务上看，文天祥似乎是集大权于一身，实际上，权柄却掌握在陈宜中、张世杰手里。
虽然陆秀夫力荐文天祥，但由于陈、张的排挤，文天祥在福州被边缘化。文天祥不愿缠斗其间，于是自请到江西设都督府聚兵。在一无钱粮，二无支援的窘境下，他居然奇迹般地拉起一支十万人的义军，转战江西，收复了不少州郡。
文天祥的义军，吸引了元军主将张弘范的注意力，后者暂缓了对南宋流亡朝廷的追击，转而重兵围剿文天祥。而这时小朝廷又玩起了权术内斗。继文天祥之后，陆秀夫也被陈宜中排挤走了，谪居潮州乡下长达半年到8个月。
在给被俘的闽广宣抚使陈文龙的信中，陆秀夫一面劝其宁可为国牺牲，也不能投降元朝，一面抒发了自己希望复出的强烈愿望：“北向长望，无寸土干净，秀夫岂敢游逸此土哉！”他在谪居地开办学馆，还建了练兵场，广招当地热血青年，讲授文韬武略，宣扬节气风骨。他也因此成为唐宋时期继韩愈之后，影响潮汕地区最深远的人物。
陆秀夫被贬后，南宋流亡朝廷在陈宜中“逃跑主义”思想的主导下，一路溃败，处境凶险。经过张世杰的严词追责，陈宜中才不得不召回陆秀夫。
陆秀夫获诏还朝之时，流亡朝廷已经从福州败逃到了潮州外海的南澳岛，此后的两年，这个政权基本只在广东沿海的海岛上与元军周旋。
当时漂泊在广东沿海的流亡朝廷，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是直接出海，逃往越南南方，陈宜中后来走了这条路线，再也没有回来；二是流亡到海南岛，但或许是因为当时的海南岛极其荒凉，小朝廷中没人提出走这条路线；三是继续在广东沿海流亡，张世杰选择了这条路。
在陈宜中离开流亡朝廷之后，陆秀夫与张世杰一起主持朝政。史载，每次朝会时，陆秀夫都束带持笏，认认真真地走完仪式。也许在这最艰难的时刻，他知道只有仪式和信念可以凝聚人心。而当他独处的时候，他则时常面朝大海，“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泪，衣尽浥”。
如果当时有一张世界地图摆在陆秀夫的面前，他将看到，除了广东沿海孤悬的海岛和个别地方，以及西南地区最后的堡垒钓鱼城，偌大的欧亚大陆，基本都已是蒙古铁骑的天下。这是多么艰难而痛苦的坚守，难怪一个连死都不怕的英雄，会在没人的时候流泪。
他是那个时代，一面独孤的旗帜。
1278年，农历四月，10岁的宋端宗赵昰因为此前落水惊悸成疾，病逝在了广东雷州湾的硇洲岛。群臣见此多欲散去，陆秀夫痛心陈词：
度宗皇帝一子（指赵昺）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五百人）一成（十平方里）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耶？
一番话重新燃起了众人的斗志。大家拥立7岁的赵昺登极，是为宋少帝，改元祥兴。作为最后精神支柱的陆秀夫，被任命为左丞相，总揽军国大事，张世杰为太傅，负责军事指挥。
两个月后，流亡朝廷东移到了崖山（位于今广东新会）。在崖山，20万不甘亡国的南宋军民，将在陆秀夫和张世杰的带领下，迎来史上最惨烈的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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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崖山，陆秀夫内调工役，外筹军旅，任务繁重，但即便如此，他也不忘按时给小皇帝赵昺授课。在他心中，文化延续是最重要的事情，文化亡了，南宋就真亡了。在前后3年的漂泊中，他随时记录下两任小皇帝以及流亡朝廷的事情，并将这本“海上日记”交给礼部侍郎邓光荐，希望这些故事可以流传下来，可惜这本史书后来还是失传了。
南宋军民在崖山伐木建屋，并为小皇帝和杨太后修建了一座名为慈元殿的行宫。一时间，小小的崖山一带，三千余座房屋连绵起伏，形成集市，史学家后来将这一带称为“行朝草市”。
明代《崖山志》说：“崖山在大海中，两山对峙，势颇宽广，中有一港，其口如门，可藏舟，殆天险也，可扼以自固。”如今，经过700多年的变迁，崖山港因泥沙淤积，已成陆地，我们无法目睹当年的海港风貌。但从前人的记载来看，崖山是流亡朝廷一个相对理想的据点。
打陆战，南宋不是蒙元的对手，但打海战，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当时崖山的宋军，有大舶千余艘，而元军张弘范和李恒两部战船仅420艘。
1279年，祥兴二年正月，历时20多天的崖山海战拉开序幕。此前一个月，在潮汕地区牵制元军的文天祥队伍被打散了，文天祥本人也在海丰五坡岭被俘。随后，文天祥被张弘范扣押在船中，前往崖山，招降流亡朝廷。文天祥因此在船中目击了崖山海战的整个过程。根据文天祥的分析，北人不习海战，对崖山水道又生疏，如果流亡朝廷先期取得小捷，元军中的闽、浙籍水军很容易就倒戈，所以流亡朝廷是有胜算的。
张世杰这边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临战之前，他放火烧了“行朝草市”，不留退路，誓要与元军决胜负。但战后复盘，张世杰犯了一个战略错误，他竟然没有坚守崖门，而是让所有战船排成一字长蛇，并用大索连起来对敌。为了防止对方用火攻，南宋战船还都涂上了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