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第1页）
学者们不禁猜测，古代有美洲居民携带着驯化的番薯跨海来到了复活节岛，很久以前这种高产作物就在岛上落地生根了。但是，美洲印第安人并不擅长航海，而且他们似乎对于航海也并不热衷。因此，还有另一个版本，复活节岛的岛民认为，自己的祖先曾经渡海到美洲大陆去，带回了珍贵的番薯作物。
不论是哪个版本，都表示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复活节岛与美洲大陆之间就曾经有人员往来，这就使学者们对于美洲人都是通过白令海峡而来的观点有所动摇了。
对番薯的基因研究，拨开了复活节岛上的番薯疑云。分子生物学家分析了近200份番薯的DNA样本，以及30多份番薯的野生亲缘种的样本。他们发现，与番薯亲缘关系最近的植物是大星牵牛，与牵牛花有点儿像。最迟在80万年前，番薯从大星牵牛物种起源了。复活节岛上种植的所谓波利尼西亚番薯品种，在距今10万年前就已经与美洲番薯品种分离了，也就是说，在现代智人还在非洲大陆内转悠的时候，番薯就已经走出美洲，传播到了南太平洋的岛屿上，并独立为新品种了。所以，复活节岛上的番薯并不是美洲印第安人带来的，也不是岛民祖先往返美洲带来的，而是大自然带来的。美洲的番薯种子可能是被飓风、洋流或者鸟类输送到了太平洋岛屿上，独立演化成波利尼西亚番薯。
18世纪下半叶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船长远航南太平洋时，随船携带的番薯其实是北美洲番薯品种，与南美洲的番薯品种不一样，今天太平洋诸岛上种植的番薯主要是欧洲人带来的北美洲番薯品种。
波利尼西亚番薯并不是大自然远程“快递”的唯一品种，生物学家发现，几百万年间，至少还有两种番薯属的品种跨越了浩瀚的太平洋，其中一种到达了夏威夷群岛，而另一种竟然通过波利尼西亚群岛跨越太平洋，再跨越印度洋，传播到了非洲东南的马达加斯加岛上。
复活节岛番薯的故事似乎讲完了，但语言学家又发难了。语言学家发现，波利尼西亚语中的“块茎”一词，发音上与南美安第斯山原住民的盖丘亚语的发音极为相似，这绝非巧合。
在古代，美洲大陆与复活节岛之间到底有没有过交流呢？
后记 走出孤岛，四海一家
基因一路流动，从祖先到你我。
祖先的很多基因仍寄居我们的细胞中，每一代的祖先也会“制造”（突变）一些新的基因，人类的基因在传承，也在进化。长达百万年的祖先进化与迁徙历史，宛如一条条奔腾不息的基因之河，流过一年年春秋冬夏、东西南北。
倘若你问我：“我们的祖先是谁？”我会反问：“你问的是何时何地的祖先？”
祖先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古人构成的，每一代祖先都生活在具体的时空中。站在基因的角度看待中国人的祖先繁衍与迁徙的历史，我们大致上可以用一种“祖先层序”的思维来把百万年以来的各代祖先划分为若干层次（见下面图表）。
最远古的一层是第零祖先层，也就是直立人的时代。中华大地最早的直立人来自非洲，他们经由西亚、中亚一路而来。他们来到东亚的时候，可能已经步入直立人发展的后期了，而且他们很可能是从北方地区进入中国的，周口店北京人就是中国直立人的典型代表，甚至可能是最早的那批中国古人类之一。他们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但他们的到来本身就表示，即使在古人类石器技术如此落后的时代，他们也能够跨越亚洲大陆山重水复的地理阻隔。中华大地从有古人类的那一刻起，就与全世界建立了联系，只是联系有时如滔滔洪流，有时又细若游丝。
祖先层序
东亚的直立人时代，即是欧亚大陆东西方的基因与技术交流细若游丝的日子。东亚直立人群体仿佛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孤岛中，与外界特别是欧亚非大陆的西部严重缺乏交流，几乎只能依靠最初带过来的粗糙石器技术，加以若干本土化技术改进，在几十万年中孤独地艰难生活，最终他们全部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他们的基因之河断流了。正是因为他们的基因没有留传给我们，所以我用“第零祖先层”来描述他们。
之后从距今5万年前起，东亚古人类进入第一祖先层，那是智人扩张的时代。东亚的智人扩张时代是从南方拉开序幕的，然后南方与北方的现代智人祖先联袂上演了跷跷板式的迁徙大戏，中华大地变得热闹起来。智人个体和群体的智慧赋予他们卓越的迁徙能力，不论是面对广阔的大海还是宏伟的山川，他们都有足够的技术和勇气去跨越阻隔，打破孤岛之魔咒。
在智人扩张时代，大陆上的地理阻隔已经失效，面对近乎空空荡荡的原野、丛林、山岭甚至近海岛屿，古老祖先的迁徙奏响了“填空模式”，智人的基因之河肆意漫流，冲向地球上每个适宜生存的角落。具体到中华大地上，他们或沿着海岸线暴走，从热带的南海海岸北进到温带的渤海湾，并深入陆地；或循着草原带的野兽脚印狩猎而来，从西到东席卷北方的山岗与平原……
严酷的盛冰期从距今2。65万年前一直持续到距今1。9万年前，这是我们古老祖先艰难的一段萎缩期。北方古老人群损失惨重，也许有少部分人群向南转移退却；南方古老人群则利用海平面降低带来的大陆与岛屿连成一片的有利条件，休养生息，养精蓄锐。
熬过了盛冰期后，第二祖先层掀开了，在南方蛰伏了数千年的祖先们抓住温暖间冰期的大好机会，挥动着长矛向北挺进，追逐繁盛的野生动物，采摘满山的野果野菜。第二祖先层的古人类迁徙方向，主要是自南向北的，他们的扩张过程反映到基因型上，就造成了今日南方人群基因型多于北方人群基因型的面貌。
从百万年前的第零祖先层到第一祖先层、第二祖先层，我们的祖先基本上以狩猎、采集、捕鱼为生，这样的谋生手段驱动着他们走南闯北。从距今1万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进入了第三祖先层，他们的谋生手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耕时代来临了。
东亚的农耕时代绚丽且魔幻，不论南方还是北方，中华大地似乎被施加了丰饶的魔法，魔法棒点拨之处，各种农作物和驯化动物纷纷涌现。那高超的魔法师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智慧的祖先，第一批从事农业的祖先。他们在末次冰期“黎明前的黑暗”中对动植物驯化的各种尝试，在冰期结束后激发了改天换地的农业革命。
农耕时代也是人口暴增的时代，伴随着粮食产量激增，大地上的人口快速增长，中华大地上的人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拥挤。一拨又一拨的人群带上小米、黄米或大米种子，赶着猪、狗、鸡、鸭，前往适合农耕的新天地，把东西南北广阔的大地变成农耕魔法的舞台。
农耕人口相对于狩猎采集人口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反映在基因型种类上也是压倒性优势。从基因扩张的角度讲，这个时代的人群迁徙主要是以“群体替代模式”展开的，尤其是农耕群体对于狩猎采集人群的替代，虽然彼此同属于现代智人之列。所以，农耕的传播意味着农耕人口基因的广泛传播和对少量的狩猎采集人群基因的吸收。
距今4000年前以来的较为晚近的祖先们，可以统一归入第四祖先层，那是属于文化基因传播的时代。东亚的文化基因时代在文明的钟鼓礼乐声中翩翩而至。我们的祖先以中华大地丰厚的农耕社会为基底，海纳百川地接纳了来自大陆西方的各种物产与技术，尤其是对国家制度建立与维系至关重要的青铜技术、马车技术，然后再加以创新，终于奏响了中华大地独特的文明古国序曲。
文明的序曲并非中原地区的独奏，而是大江南北各个文明政权的合奏。每个政权固然是以某个族群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但在族群交融如此频繁和充分的环境中，真正区分不同政权的并非族群的生物基因，而是他们的文化基因。生物基因混杂的群体拥有近似的文化认同，从而构建了文化共同体—部族或宗族、政权或国家。他们之间的协调与竞争，已经不再只是生物基因的交流，而是文化基因的交流与碰撞。
在第四祖先层的早期，由于草原带西部接触一些重要技术的时间略早，率先崛起，因此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流动、传输有自西向东的趋势。一旦东亚地区吸收了来自西方的文化元素，整合了内部之后，趋势就发生了逆转，以中原的秦汉王朝和东方草原的匈奴为代表的东亚古代帝国力量又开始自东向西扩张，把东亚人群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输入了西北地区。
与此同时，北方地区的汉人群体及其他区域性的群体如南岛语系族群的祖先人群，以庞大的农业人口优势向四周扩散，尤其是向南方地区挺进，把本群体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撒向南国，撒向东亚和东南亚的岛屿，甚至跨海扬帆至星辰之下的大洋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