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良做点正经生意咋就这么难呢（第1页）
“从良”做点正经生意，咋就这么难呢
一
在《水浒传》的108将中，若说有哪一个人的命运最耐人寻味，我觉得应该是“浪里白条（跳）”张顺。
首先从出身上讲，其他“梁山好汉”要么原本就在贼窝里混（如朱武、王英），要么是在正常体制内因为际遇而成为边缘人（如林冲、宋江），要么原本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就被麻匪给劫了，被迫沦为同伙（如卢俊义、朱仝、秦明、扈三娘），总之，他们上梁山，都是在日子越混越差的时候。
唯独张顺好像不太一样。
他原本也跟他哥哥张横一起，干的是冒充艄公，把人骗到江心，杀人劫财的罪恶勾当。
可是与甘于此道的哥哥张横不同，张顺知道这样“终非长久之计”，他主动跑到了江州城改做正经生意，当了“卖鱼牙子”。
用今天的话说，张顺这是当上了江州渔业联合会的会长，老百姓见了他，不会再骂他一句“天杀的草寇”，而会改叫一声“张总”了。
别人落草以后，都是被动地乞求朝廷大赦或者招安，唯独这个张顺，走的是一条不等不靠，自己经商来自我救赎的“上升之路”。翻遍整本《水浒传》，你会发现这也是独一份的事情。
《水浒传》的好汉中，很多人喜欢共情林冲。但其实相比于林冲，我觉得张顺更像我们现代的普通人。我们没有林冲那样的编制，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甚至可能原本也出身草莽，经历过惨烈的内卷与厮杀。但只要日子能稍给我们喘息，我们就希望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又能长久维生的“正经营生”——哪怕摆个地摊、卖个鱼呢？
所以，我们的心中是有安居乐业的志向的，我们的人生是不断“正增长”的。
可是《水浒传》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向你论证了“百样人”最终都会被卷入那个黑暗逻辑当中去。
你看，这样一个人生逐渐向好的“有志青年”张顺，最终还是遇到了他命中的天煞孤星——狱卒李逵。
那一天，身为“鱼头”的他得到手下来报，说有个黑厮在浔阳江边打砸渔市，恶意扰乱市场秩序。张顺赶到现场一看，发现闹事的那个家伙不仅蛮不讲理、有膀子力气，居然还是个官府“在编人员”——李逵当时在江州大牢里当一个小牢子，与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院长相熟。
用今天的话说，这就叫背后有保护伞的黑恶势力。
遇上这么一个家伙耍刁，你说张顺他能怎么办？
如果他不替底下人出头、主持公道，他这个“鱼头”的位置也就保不住了。
可若他真敢教训李逵——官府的人你都敢惹？那在江州城你还想不想混了？
这是一个怎么答都是错的问题。
所以，当张顺把李逵拖到水里，靠着自己熟识水性狠命教训这黑厮的那一刻，他应该知道，他人生的“正增长”也就这么终结了，自己又被那无常的命运拖下水了——此番若是把这黑厮淹死，他就是打死镇关西的鲁达、砍了牛二的杨志的翻版，要“吃官司”。可若不淹死他，与这么个有编制、有背景、有后台的家伙结了仇，日后他的生意也是不能做了。
当然，小说在这里出其不意的安排是，突然又杀出了另一个更黑的“黑厮”，靠自己江湖大哥的地位协调、摆平了此事。
可是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张顺欠了一个更黑的老大更大的一份人情。日后劫法场、上梁山、受招安、打方腊，以至最后“魂归涌金门”，都是他那天“受恩”于“公明哥哥”的代价。
可是仔细想想，在张顺经历的这场人生上升曲线的突变中，宋江有何恩于他呢？这档子破事本来就是宋大哥的亲信小弟挑起的！当他在涌金门被踏弩硬弓、苦竹枪打得万箭穿心的时候，我不知他有没有怀念当年在浔阳江头卖鱼的快活日子——不拼爹、不杀人，靠正经做生意安安生生地奔自己的好日子，这多好啊！他的人生，凭啥就不能享受这种越过越好的幸福呢？
会水的张顺，最后还是没能逃出他人生中那注定的黑色旋涡。
《水浒传》的那个世界里，为何竟容不下这样一个想维持人生“正增长”的张顺？
这个疑问，一直埋在我的潜意识里，直到最近我读了张笑宇先生的新作《商贸与文明》后，才把它解决。
二
张笑宇先生在书中也提到了李逵和张顺打的这一架，可是他的分析是更加精妙的。
他说，李逵和张顺的这场斗殴背后，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的争夺。
李逵作为一个传统王朝底层受豢养的暴徒，无论黑道白道，他所处的环境从来都是一种“暴力秩序”——爷爷我的拳头硬，你就得“把两尾鱼来与我”，甚至是“吃你两个烂西瓜还要钱”。
可张顺是个“鱼牙”，他负责维护的是渔民卖鱼的那种“商贸秩序”。不给钱就是不能拿鱼，主人不来、纸未曾烧，就是不能给你鱼。
一个讲商贸、做生意，要你情我愿、互惠互利才能卖鱼；一个却重暴力，讲拳头大、关系硬的是哥哥。双方都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就像李逵觉得自己在陆上怎么打都能赢，而张顺知道自己在水里怎么战都能胜一样。
所以，这两种秩序形态，是一定会发生冲突的。就像小说所暗喻的一样，在古代中国社会，“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互殴的结果，几乎从来都是前者打不过后者。商人们的最终结局，都是被李逵或宋江这种“黑厮”所吞噬、同化，沦为后者的小弟和附庸，跟小说里的张顺一样，结局总是个悲剧。
作者在书的第四章“远东的商人集团”中，连着讲了几个真实历史上的“张顺”的故事：唐代的粟特商人，元末的蒲氏阿拉伯商人等。
总结这三个故事后你会发现，中国古代商人和商贸秩序的生存空间，从来都是非常狭窄而恶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