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 未带地图的旅人（第1页）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
萧乾／1910—1999／ 原名萧秉乾、萧炳乾，化名萧若萍，笔名塔塔木林、佟荔。蒙古族北京人。著名记者、文学翻译家、作家，也是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著译代表作有《枣核》《篱下集》《梦之谷》《人生采访》《一本褪色的相册》《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和《尤利西斯》等。
1943年年底的一个周末，英国剑桥大学，就读英国文学专业的萧乾正动手写硕士论文，此时，重庆派来了一个友好访英团。团中有政客如王士杰和王云五，也有学者如温源宁，以及报人胡霖—《大公报》的老板。胡霖拜访萧乾，单刀直入，坐下来就拍了一下萧乾的手背说：“我不是来这个大学城看风景名胜的。我就是要把你从这古老的学院里拉出来，让你脱下那身黑袍，摘下方帽，到欧洲战场上去显一显记者的身手！”
33岁的萧乾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当个学者，还是重操旧业去当记者？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墨索里尼已被打垮，纳粹德国在斯大林格勒被苏联红军打得落花流水，西线大决战随时准备迸发。思索之后，他接受了胡霖的劝告。1944年6月，学期一终了，他便毅然走上战地记者的岗位，成为当时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
此时，盟军刚刚在诺曼底登陆，西线开始大举反攻。垂死挣扎的希特勒拿出火箭与导弹，开始对英伦三岛日夜不停地袭击。导弹纷纷从伦敦东边飞入市区，只要一打转，就笔直落下，接着是轰隆一声，街道上狼藉一片，血肉横飞。就在这种情形下，萧乾在市中心的舰队街，为《大公报》开设了办事处，开始将每天的采访报道拍发回重庆。
8月15日，巴黎解放。入秋，携带着美军随军记者证的萧乾，被指定随美军第七军向莱茵挺进。动身的头晚，他写下遗嘱，便乘上了开往法国的火车。几经波折，他在巴黎的斯克里勃旅馆（ScribeHotel）走廊里，偶然遇见了老朋友埃德加·斯诺（EdgarSnow）。作为苏联准许在东线采访的6位美国记者之一，斯诺当时特意从罗马尼亚赶到巴黎来观光。旧友重逢，他们在酒吧间海阔天空地聊了一个下午。
不久，萧乾一路追随美军，进入德国境内。柏林街头，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衣衫褴褛的难民成群结队，瘦狗们则在四处觅食。随后，从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战后问题的波茨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些重大的历史性场面他都见证和报道过。正是通过萧乾，当时的中国得以及时了解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大事。
最孤独的是最坚强的
1910年1月，萧乾出生在北京一个汉化了的蒙古族贫民家庭里。父亲是个管开关东直门的差役，穷得直到中年才娶上老婆，而在自己唯一的儿子出生前月余就去世了。母亲吴氏是汉族，也出身寒微，无力独撑门户，只得带着儿子寄居在叔舅家。
童年时代的萧乾生活十分贫苦，不仅没有玩具，没有书读，甚至连起码的温饱都没有着落。6岁时，他进入一座姑子庵里的私塾读书，因无钱给垫师送礼常遭笞打，不到半年就待不下去了。后来又进入一家私立新式学堂，不料需钱更多，挨打便也更多。11岁时，他进入崇实小学半工半读，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进一家地毯房干活，下午才得以上课。就在他从地毯房领到第一次工钱时，苦命的母亲死去了，萧乾成为孤儿。
他的大堂姐见他可怜，对其多方照料和保护，并成为他的启蒙老师，为他讲述《济公传》《小五义》和《东周列国志》里的故事。初中毕业后，16岁的萧乾一度充任北新书局练习生。工作之余，他读了鲁迅的《呐喊》《彷徨》和《语丝》上的文章，深受启发。他对易卜生《国家公敌》中一句台词“最孤独的是最坚强的”特别喜爱，于是抄录作为座右铭。
1928年，18岁的萧乾到中国南方的一所中学里担任教师，1年后，他以教书所得的积蓄为学费，回到北京，考入当时最有名的大学燕京大学，不久又转入辅仁大学。他先学英国文学，后改学新闻专业，美国的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曾经做过他的老师。1933年，萧乾开始在课余写小说，这年10月，第一篇小说《蚕》发表在沈从文编的《大公报》“文艺”上。也正是在这一年，他结识了正在编《文学季刊》的巴金，两人从此建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
你还犹豫什么！
1935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杨振声约萧乾去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吃茶，在座的有沈从文和天津《大公报》的总经理胡霖。胡霖个子矮胖，方脸上戴着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镜。和善之外，他给萧乾的印象是精明，表现在听人讲话时注意力十分集中，而回答时干脆果断，不拖泥带水。当时，胡霖正想物色一个既能编《小公园》，又能兼管11种副刊工作的人，于是，年轻的萧乾得到了这个机会。
7月1日，当萧乾走进《大公报》时，万没想到这家大报馆竟然那么简陋：编辑部在二楼，只是个长长的统间，一排排地摆了五排三屉桌；迎门两排是由曹谷冰、许萱伯和王芸生坐镇的要闻及社评版（胡政之和张季鸾两位老板另各有小办公室），然后是国际版的赵思源、马季廉和费彝民，再进去是本市版的张逊之、何毓昌和高元礼；副刊和体育等在最后一排，校对和译电人员则挤在角落里。
1936年6月，萧乾采访了在南京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岂料报道见报时，新闻检察官把萧乾所写的访问记中关于谴责日本关东军的侵略暴行和对“一二·九”学生运动赞扬的内容统统砍掉了。萧乾将此事告知正在上海的斯诺，斯诺立即让萧乾写封介绍信，他立刻去会见冯玉祥将军。不久，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就刊登了东京政府向南京政府强烈抗议的消息，指责冯玉祥向美国记者斯诺发表了对日本不友好的言论。
1939年夏天，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来信，邀请萧乾到该院中文系任讲师。当时的欧洲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所笼罩，去还是不去呢？胡霖听说后，怂恿道：“这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你还犹豫什么！”他分析欧洲战局瞬息万变，正是记者报道的千载难逢的机会。1939年9月1日，萧乾登上了赴英国的轮船，就在这一天，德国入侵波兰，两天以后，英法被迫对德宣战。在英国，萧乾先是做教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后来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未带地图的旅人
1940年，纳粹德国开始对伦敦展开大轰炸。此时，来自中国本土的庚款留英学生均已陆续回国了，萧乾成为旅英华人中唯一的记者。他的心情是矛盾而豪迈的。他胆子并不大，当然也贪生怕死，巴不得还舒舒服服地留在剑桥大学城，每晚踏踏实实地上床睡觉。但出于记者的职业本能，他自称是“未带地图的旅人”，庆幸伦敦大轰炸时，自己能在场。
从广播中得悉，来袭的敌机每晚都超过1000架次。8月20日那晚，竟出动了7900架次，而英国起飞应战的喷火式战斗机的数目也不相上下。那阵子，白天一拉空袭警报，伦敦市民便要狼狈地四处找地方隐蔽，每晚还得睡在地下铁道硬邦邦的站台上。然而，萧乾看到的是800万伦敦人在死亡面前的镇定，守秩序，而且依然保持着幽默感。
每次空袭后，为了报道大轰炸下的伦敦，警报一解除，萧乾就踩着还在冒烟的废墟，踏访落过炸弹的地带。有时地下煤气管道炸裂了，四下里烟雾弥漫；更令人提心吊胆的是角落里的定时炸弹，或尚未爆炸的家伙。在《伦敦一周间》《血红的九月》《矛盾交响曲》以及《银风筝下的伦敦》中，萧乾就用日记、通讯以及散文特写的形式，向国内读者着重报道了一个民族在大难面前的精神面貌。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歌剧院正式开幕。一天夜晚，正当萧乾准备入睡时，参会的胡霖突然打电话过来：“你务必马上来—马上来，一切见面再说！”萧乾匆匆穿上衣服，跑下楼喊了一辆出租汽车，赶到胡霖的旅馆。原来，刚刚苏联代表团的莫洛托夫向宋子文敬酒时，说“欢迎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来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一个重大新闻。一旁的胡霖听到后，赶紧装作解小手溜出来打电话给萧乾拍发特急电报。第二天早晨，重庆《大公报》在要闻版头条独家登出了这条消息。
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
萧乾文思敏捷，写东西极快，有时一天能写一万多字。他的字龙飞凤舞，越写越大，到最后，一张纸装不下几个字，一会儿就写一大厚摞。巴金曾说他佩服几个人的才华，一是曹禺，一是沈从文，一是萧乾，他自愧不如他们，说“才能要差好几倍”。冰心曾当面对萧乾说：“你真能写，哪都有你的文章，我篇篇都看。你真是快手！”舒乙曾说：“看过火山喷发吗？萧乾先生就是一座文坛上的大火山，他的喷发壮观，雄伟，惊人。”
中年的萧乾遭遇了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沉痛打击，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在“文革”中被揪斗、抄家、下放，一度试图自杀。晚年，他积极呼应巴金提出的“说真话”命题，将“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1990年8月，80岁的他和妻子文洁若一起，开始翻译“最难翻译”的小说《尤利西斯》。
为此，两个人都废寝忘食地干，早上5点就起床，醒不来就上闹钟。规定每天翻一页原文，翻不完不睡觉，外带要做完那页上的所有注解。有的章节正文是3万字，注解也是3万字。二人接力，文洁若先草译，萧乾先生接棒，做文学润色，宛如二度创作。如此整整4年，终获成功。
1999年的一天，萧乾突然在病房摔倒，从此昏迷不醒。昏迷状态下的他，手仍不住地挥动，挣扎着，试图摆脱一切束缚。2月11日，萧乾病逝，享年90岁。他最后的一篇散文标题为《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这位“未带地图的旅人”，用一生的行走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