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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殇帝延平元年，朝廷下诏：“近来一些郡国发生洪灾，影响了庄稼的收成，朝廷深为忧虑。然而地方官府为了得到丰产的名誉，刻意隐瞒灾情，夸大耕田面积，非但不积极统计逃亡人数，反而竞相增报户口……既不知上愧于天，亦不知下愧于人。从今以后，朝廷将加重对不法官员的处罚。现在命令二千石一级的官员各自核查灾情，免除灾民的赋税。”（《通鉴》卷四十九）

这份诏书，王夫之称其有“仁者之怒”，并评论说：“开垦荒田不足以作为地方官的功绩，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田地荒芜了，百姓自然想去开垦，之所以未去开垦，仅仅是因为力量不足。凡是百姓有能力开垦的田地，即便官吏怠惰，疏于督促，百姓也会照样开垦出来；凡是百姓没能力开垦的田地，即便官吏再如何督促，百姓也不会开垦。这正如儿子因为生病而没有胃口，慈父也不能强迫他吃，以免因强吃而哽住。地方官倘若真的有心鼓励百姓垦田，那就不如任其开垦而暂时不上报给朝廷知道。官员越是大张旗鼓地要百姓垦田，百姓就越是不敢开垦，这样做只是欺天罔人而已，结果田地终于荒芜，国家终于贫困。这是汉宣帝时那些窃取循吏之名的官员的流毒所衍，而贪婪的君主误以为能从中渔利，其危害恐怕不是靠惩罚就可以消弭的。

“至于户口之增，欺谩尤甚。春秋战国之世，列国争夺人口资源，有以小恩小惠引诱邻国百姓来投靠本国的事情。来归的百姓越多，国家也就越强，但这只是特殊年代的特殊政策，并非四海平康之道。天下一统，郡县制实施，人口的增长是受自然规律限制的。人毕竟不是茂草灌木，说长就能长起来，所以当某地人口突然增多，一定意味着其他地方人口减少。地方官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为了政绩好看，他们才做出这种利己而损害国家的事情。若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拆散人家的父子兄弟，将一个大家庭拆分成若干个小家庭，这样也可以增加户口，增收赋税，以至于赋税竟要征收到老人和孩子的头上，虐政莫过于此。贪君以此渔利，酷吏以此邀名。读延平元年的诏书，便知道此前汉章帝、汉和帝之世有太多祸害百姓以邀功求赏的地方官。有张伯路聚众叛乱之事发生，并非一朝一夕之故啊。”（《读通鉴论》卷七）

这样看来，政府越是将政策中心放在经济发展上，反而越容易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形。政府真正该做的就是维系好全国的纲常秩序。尊卑就位则纲常有序，纲常有序则社会稳定，社会稳定则经济与人口就会在自然规律中自然增长。而在这样的稳定秩序里，特权是公开化的，是堂而皇之地以正义的面目出现的。不同的社会阶层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而所有的特权都理应被全社会一致认可。统治者没有公仆的名义，而是名实相符的主人，是名实相符的民之父母，其所享有的特权没有任何遮遮掩掩的必要。

维系秩序，保障特权，这是仁政。所以治民切忌明察秋毫，因为明察秋毫之末往往意味着不见舆薪，以至于因小失大。社会关系无非是家庭关系的拓展，如果某个儿子偷割了兄弟姊妹的牛舌，父母如果以包拯的方式处置，无疑会导致家庭成员之间感情浇薄。如果长辈侵占了晚辈的财产，晚辈显然也不应该锱铢必较地想要讨还公道。人诚然皆有犯错的可能，使犯错者自省，使受害者宽容，这才是父母官的职责所在。在泛着仁爱光芒的尊卑秩序里，经济也好，人口也好，任其自由发展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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