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金钱热密西西比阴谋（第1页）
第一章金钱热——密西西比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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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暗中结盟的公司，制造悖德交易中的新股，以虚名**欺骗世人，先是累积信用，再是贬值，从无诞生出股份，流言召来群众。
——笛福
有一个人的角色与职业，与发生在1719年至1720年的大骗局息息相关，或许再也没有比介绍他的一生更能阐述密西西比阴谋的来由了。对于是将大作家约翰·劳（JohnLaw）定位为恶人还是狂人，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这两个称呼绝属合适，尤其是在他那个使人遭遇不幸的计划导致的苦果迟迟无法消散之时。然而，后人正当地质疑这一控诉的公正性，并承认约翰·劳既不是恶棍，更不是狂人，与其说他行骗，不如说他受骗比较深，是个“没有犯多大罪却蒙受重大冤屈之人”（1）。他透彻地明了信用的理论与原理。他对货币问题的理解，在当时绝对无人能出其右；他一手打造的体系轰然倒塌，并不能全部算到他一个人头上，他在建立这个体系的过程中牵涉的人也必须承担许多责任。他没有计算到整个国家的贪婪风暴；他没有预见信任（还有不信任）可以无限地膨胀，而希望也能化为恐惧，肆意流窜。他怎能预知法国人会像寓言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样，在疯狂的渴望驱使下，杀死了他献给他们的为他们产下如此多金蛋的鹅？他的命运可以用首位企图从伊利运河划船到安大略省的划船手来作譬喻。船起航时，河道宽广，船行平稳，过程是如此轻快且令人愉悦，有谁能阻止他继续向前迈进？可惜他运气不佳！瀑布就在前方。他看见了，却已太迟，那股托起他让他愉快前行的水流，也是毁灭他的水流。他拼命转身时却发现自身力量太小，无法抵抗汹涌的水流，就这样，他慢慢靠近了断崖。激流推着他从尖锐的岩石旁经过。他和小船一起落入谷底，摔成碎片，因粗暴下坠而狂乱、吐着泡沫的河流在沸腾且喧嚣一时后，又平静如昔地向前奔流，如同劳与法国人民的命运——他是那位划船手，群众则是水流。
1671年，约翰·劳出生于爱丁堡。他的父亲是法夫一个古老家族中的小儿子，继承了金匠与金融事业。通过金融事业，他的父亲积攒了丰厚的资产，足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梦想——在名字里加上领地封号。在这一梦想的支撑下，他买下位于洛锡安西部与中部边界福斯湾的劳里斯顿和伦多斯顿，自那时起，他们就被称作劳里斯顿的劳氏。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家中最年长的孩子，从十四岁起便在家里的会计室工作，三年的努力学习让他习得苏格兰银行金融的运作原理。他总是展现出钻研数字的热诚，而年幼时期的他便拥有超凡的数理能力。十七岁时，他高大、强壮、精实，尽管脸上有着天花遗留下来的疤痕，却依旧是张讨人喜欢且充满智慧的脸。这时，他开始怠忽工作，爱慕虚荣，沉迷于豪奢的华服打扮。他热衷女色，女人们称他“花花公子劳”；而男性则鄙视他矫情的打扮，戏称他为“杰丝敏·约翰”（JessamyJohn）。1688年父亲过世后，劳再也不碰那些烦人的工作，带着继承来的劳里斯顿地产的收入前往伦敦，准备探索世界。
当时他年纪轻，长得俊俏，手头阔绰，且没有束缚，不难预料，在抵达首都后，他立刻陷入了奢靡的生活。很快，他就成为各个赌场的常客，并通过那些可以进行抽象概率计算的赌局赢得可观的收入。许多赌徒妒羡他的运气，还有一些人特地观察他，并跟着下注。在谈情说爱方面，他同样一帆风顺。那些时下最受欢迎的女子，都对这位英俊、年轻、富有、聪明且乐于助人的苏格兰男子展露美好的笑颜。但眼前的成功逆向引导他走向了失败的下场。九年过去了，他让自己浸**在欢愉无度的生活中的下场，就是成为无药可救的赌徒。随着他对赌博的热爱日渐疯狂，最初的谨慎已慢慢消失。巨额的损失只能从巨额的赌注中挽回，在一个不顺心的日子里，他输掉了必须拿家族房产做抵押以还债的金额。
事态发展至此，他可以说被逼入了绝境。而他的情场得意也为他惹来了麻烦。和一位名叫维利尔斯的女子间的小小暧昧，或者该说是调情，让他招来威尔逊先生的憎恨，并收到对方下的决斗战帖。劳接受了，并在他那不祥的好运作祟下，当场击毙了对手。同一天，他被逮捕，威尔逊的亲戚控告他谋杀。接着他被认定有罪，判处死刑。该判决后来被改为罚款，因法院认为其罪行是出于失误。死者的兄弟提起上诉，劳被王座法庭扣押，但通过某些手段或方法（劳从未解释过），他从那里逃了出去。人们对警长的能力大肆挞伐，而劳的信息也被发布到政府公报上——将其逮捕归案者就能获得赏金。公报是这样形容的：“约翰·劳上尉，苏格兰人，二十六岁；身材高大、瘦削，肤色黝黑；体态良好，大约六英尺（2）高，脸上有个大痘疤；大鼻子，讲话带有浓重的口音且声音洪亮。”如同对漫画人物的描述反而助了劳一臂之力，让他的逃亡更加顺利。他成功抵达欧洲大陆，旅行了三年，将大部分的精力用于研究沿途国家的货币与金融原理。他在阿姆斯特丹停留了数月，并对公债进行一定程度的观察。早上，他致力于探究金融与交易原理；夜晚，他投身于博弈。一般认为，他在1700年返回了爱丁堡，并在那里发表了《创办贸易委员会的理由与建议》（“ProposalsandReasonsforstitutingacilofTrade”）。但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
此后不久，劳公布了新计划，企图打造所谓的土地银行（Land-bank）。根据他的想法，该机构发行的货币金额不得超过国家拥有的不动产资产总价（按普通利率计算），或者等同于不动资产总价，在特定时间内可行使占有的权利。此计划在苏格兰议会中引起热烈的讨论，而由中立的第三方党派斯夸德罗内（Squadrone）提出的建立此特定银行的议案，让劳对这个党派很感兴趣。议会最终否决了提案，简单来说，议会认为，建立任何一种纸币并迫使其通行，对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不恰当的权宜之计。
由于此次计划的失败，加上无法取得威尔逊谋杀案的赦免，劳撤回欧洲大陆，重拾他对赌博的热爱。在接下来的十四年里，他持续在佛兰德斯（3）、荷兰、德意志、匈牙利、意大利和法国流浪。他很快就彻底摸熟这些国家间的贸易与资源关系，并对自己的论点——没有纸币，国家就无法兴盛繁荣——日趋坚定。在这些日子里，他主要的资金援助来自博弈成果。他凭借着掌握错综复杂的概率运算的能力（这在当时可谓无人能及），在欧洲各大赌场声名大噪且备受尊敬。但接下来，根据《寰宇传记》（BiographieUniverselle）记载，他被驱逐出境——先是威尼斯，接着是热那亚。法院认为，身为一名旅客，他对这些城市中的年轻人来说过于危险。他旅居巴黎时也同样引起了警备中将达让松（D’Argenson）的憎恶，更是被勒令离开此地。然而，这个命令并没有生效，因为劳抢先一步在沙龙中结识了旺多姆公爵、孔蒂亲王和有断袖之癖的奥尔良公爵，后者注定要对他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奥尔良公爵非常欣赏这位苏格兰冒险家的活力与处理问题的能力，而劳也同样喜欢这位公爵的才智，以及承诺作为赞助者的亲切。他们经常参与彼此的社群聚会，劳也抓紧每一次机会，将自己的金融理论灌输到这位命中注定在不久的将来站在王座旁边的人。
1708年，在路易十四去世前不久，劳向财政大臣德马雷提出了一项金融计划。根据记录，路易十四询问了该计划的负责人是否为天主教徒，在被告知答案为否后，他拒绝与此人合作。
历经了此次失败，劳造访了意大利。他的脑袋里依旧塞满财政计划，并建议萨伏伊公爵维克多·阿玛迪斯（Viadeus）在其国家内建立自己的土地银行。公爵告诉他，如此大型的计划在自己有限的领土上施展显得束手束脚，现阶段的他也太穷，无法承担失败的风险。他建议劳再次游说法国国王。他认为，凭他对法国人个性的了解，他相信他们会非常愿意接受前所未见且动听的新计划。
1715年，路易十四逝世，年仅七岁的继位者如婴儿般无力，因此奥尔良公爵以摄政王的身份执掌政权。劳发现当时的环境对他来说非常有利。他事业的浪头就要来了，而这场大浪将为他卷来大笔财富。摄政王是劳的朋友，熟悉劳的理论和主张，更重要的是，他极欲重振路易十四长期豪奢无度的统治下财政萎靡不振的法国。
统治者前脚才刚踏进坟墓，民众压抑已久的怒火便爆发了。活着的时候，路易十四受万人景仰与吹捧，死后却被咒骂为一名暴君、盲从者和掠夺者，这在历史上也实属常见。他的塑像被人丢掷石头、毁坏，在民众的咒骂声中被拆除；而他的名字更成为“自私”与“胁迫”的代名词。从他手中诞生的荣耀被遗忘了，唯一留下的是他的挫败、挥霍与残忍。
法国的财政收支正处于极端失衡的状态。一位挥霍无度且腐败的君王，以及全国从上到下争相模仿其挥霍与腐败作为的官员，将法国推向崩毁的边缘。当时，法国国债总额为30亿里弗尔（4），岁收为1。45亿里弗尔，但政府每年的支出总额为1。42亿里弗尔。也就是说，政府只有300万里弗尔来支付30亿债务的利息。摄政王的首要目标就是为应付这个邪恶的数字找出补救的办法，而一场议会已在早些时候召开来研议这个问题。圣西蒙公爵认为，除了一个大胆且冒险的方法，已经没有其他做法可让国家免于革命。他建议摄政王召开三级会议，宣布国家破产。乐施恩惠于人的诺瓦耶公爵是一位老练的朝臣，善于利用才智规避所有可能为自己带来困扰的情况。他动用所有的影响力反对圣西蒙的提案。他认为这个权宜之计不诚实且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摄政王也有同感，因此这个救国良方被弃置一旁。
新的方案终于通过了，尽管实施者们打着公平、正义的旗号，却只是让情况变得更为恶劣。第一项也是最不诚实的措施事实上没有为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重铸货币的命令下达后，钱币贬值了20%；那些带着一千块金子或银子到铸币厂的人，得到的是面值相同、重量却只有原本80%的硬币。通过这一诡计，国库瞬时获得7200万里弗尔，但国内所有的商业运作全部失序。减税的把戏压下了群众的愤怒，为了眼前那点蝇头小利就把未来要面临的巨大危险抛到了脑后。
接着，国家成立了裁决法庭，来审查贷款承包商与赋税承包者之间的不法勾当。在各国，收税者从来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群体，而此刻的法国人绝对更有资格憎恨这群收税者。因此，当这些赋税承包者和他们众多的下级代理被叫去清算恶行时，整个国家沉浸在狂喜的气氛中。裁决法庭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该机构由议会主席、委员会、听证会或法律援助会的法官以及会计官员组成，主席为财政大臣。该机构鼓励举报者交出犯法者触法的证据，并承诺给予其相关罚款或充公资产的20%，只要能提供线索发现隐匿不报的犯罪资产，就可以得到其金额的10%。
成立该法庭的诏书颁布后，恐慌开始在与此相关的人士间蔓延。根据他们显露的畏惧程度，我们只能推测他们侵吞的数额巨大。但没有人会同情他们。为他们而起的审判证实了他们的恶行。很快，巴士底狱再也收容不下被送过去的囚犯，全国各地的监狱挤满了罪犯与嫌疑人。政府下达命令，严禁所有的旅馆老板和驿站站长提供马匹给试图脱逃的人士。任何协助或包庇逃亡者，将被处以巨额的罚款。赋税承包者中有些被判处示众，有些被送到军舰上划桨，罪行较轻的则被处以罚款或监禁，只有一个人——塞缪尔·伯纳德（SamuelBernard）——例外，他被处以死刑。他是有钱的银行家和偏远省份的赋税承包者。这名在当地被视为暴君和独裁者的男子，拥有数量惊人的不义之财，而他竟提出愿意以600万里弗尔或25万英镑为代价获得释放。
他的贿赂被拒绝了，他被处以死刑。其他那些罪行可能更重的人却比较幸运。由于不法分子隐藏财物，充公的总额往往比罚款的金额低。政府严苛的手段渐趋缓和，所有违规者都以税收的形式被处以罚款，但当时的政府部门是如此腐败，以至于真正进入国库的金额非常少。朝臣与朝臣的妻子、情妇们，成为战利品的主要瓜分者。一名承包商被依其财富与罪行追讨了1200万里弗尔的税金，一位在政府中有些分量的伯爵找上门，告诉他可以拿10万克朗（5）换取赦免的机会。“你迟了一步，我的朋友，”这位资本家回复，“我已经和你太太达成5万克朗的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约有1。8亿里弗尔被征收，其中的八成被用于偿还政府欠下的债务，其余的金额自有方法进入官员的口袋。德曼特农（deMaintenon）夫人针对此状况写道：“每天，我们都会听到一些摄政王给予的许可。人们对官员的这种行为议论纷纷。”群众在发泄完最初的怒气后，开始同情弱者，对政府将如此严厉的惩罚用于如此微不足道的目的的做法感到愤愤不平。但他们没看清的是，他们抢了一部分无耻之徒的钱，却肥了另外一批无耻之徒。几个月下来，罪行较重的人都被裁决，裁决法庭开始对平民阶层下手。在对大众进行高额举报奖金**后，品行良好的商人也陷入了欺诈或勒索的指控。他们被迫在法庭上公开自己的隐私，好证明自己的清白。一时之间，民怨四起。一年后，政府终于发现让事态停止发展才是最明智的做法。于是，裁决法庭的权力被压制，那些顶着莫须有罪名的人也得到了特赦。
在这场混乱的金融风暴中，劳现身了。没有人比摄政王更深切地体会到国家的悲惨遭遇，但也没有人比他更不愿扛起大权。他不喜欢处理政务，会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签署官方文件，并将自己该做的事交由他人负责。与身居高位相伴的忧虑，对他来说是一种负担。他知道有些事必须做，但他缺乏行动的能力，更没有牺牲安逸与享乐来做正事的美德。毫无疑问，由于这种个性，他非常乐于接受那位具有他所赏识的才干而又聪明的冒险家所提出的易于执行的宏伟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