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三十年后的评论（第1页）

李鸿章——三十年后的评论

李鸿章是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产物。咸丰末年，太平天国屡次想夺取上海，沪中绅士就到安庆求曾国藩派兵往援，曾氏无兵可抽，于是就举荐李鸿章另编淮军。同治元年（1862），李氏率了部队直投上海。淮军的新力，加上上海的饷源和华尔及戈登所编的常胜军，以及李氏本人的才能，使他得以收复江苏东部。李氏遂为同治中兴功臣之一，不久封爵而带大学士荣衔了。

因太平天国而立功业得爵位者确不止李氏一人，他的特别在以上海为根据地。他到上海以前，他不过是翰林出身，居曾国藩门下而为曾氏所器重者。至于世界知识，他毫无超于时人之上者。初到上海的时候，他还向曾氏请教处置洋务的方针。曾氏就用“四书”上“言忠信”“行笃敬”二句话回答他。此外，又说与洋人共同打仗，“纵主兵，未必优于客兵，要自有为之主者，与之俱进俱退，偕作偕行”。彼时上海已成中外通商中心，洋务的困难自是当然，然而此困难就是李鸿章的机会。因此，他有了几个大发现。第一，中国军器远在西人之下。“……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苦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致曾国藩。）现代人读这种议论，当然不以为奇特，但那时候“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者确大有人在。李氏在上海仅数月就发现了此点，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头脑的灵敏。近人有谓李氏并无所创新，他的事业实不过继承曾氏遗法。曾李的优劣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但到同治年间，李氏对于中外军器差别的认识已比曾氏深切，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同治二年（1863），李氏常有信给曾氏，要他领导天下改革。“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同治三年（1864）他给总理衙门的信说得更激昂，更恳切。“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此稿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同时曾国藩尚持行军在人不在器之说（但此说亦有相当理由）。在李鸿章指导之下，不久淮军已较湘军为更强，缘故不外淮军军器西洋化的程度超过了湘军。

李鸿章在上海的第二个大发现是，西洋利器是中国所能购置，而且所能学制的。李鸿章以前，中国大官总认洋人为狼子野心，切不可与亲近。他在上海一变旧态，结果，他知道了外国人也讲信义，也有文明，相交得法，也能为中国出力。所以，除军事上竭力联络戈登外，他又用了马格里替他在苏州创设枪炮厂。

于此我们可以知道李鸿章因平太平天国而到上海所得之功名与教育和他终身事业关系的重大。没有那种功绩，他在政界就难得他以后所占的地位。没有得到那种教育，就是有了他以后的地位，他也不能做大事业。

英法联军入北京与李氏的终身事业也有大关系。咸丰十年（1860）以前，北京较各省更加顽固。我们单就恭亲王奕?一人讲。咸丰八年（1858），桂良同花沙纳在天津与英、法、美、俄四国交涉的时候，恭亲王大反对长江开通商口岸，以为外国人进长江去做买卖就会霸占长江流域的土地。同时他提议捕杀英国翻译官李泰国以了事。（参看《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六。）到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恭亲王出面而主持交涉。咸丰八年（1858）至咸丰十年的经验也给了他和文祥二个教训：一、中国军器远不及西洋军器；二、洋人愿意卖和教他们的利器与华人。从此以后，北京也有要人从梦中醒过来者。京外大吏如曾、左、李有所建议，京内的恭亲王和文祥从旁赞助，同时恭亲王和文祥倘有新政而遭阻挠，则京外的要人如曾、左、李可以拥护。此数人的合作产生了同治、光绪年代的自强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大前段，而在此段史中的主动人物要算李鸿章。当然，论地位，李尚在恭亲王和曾文正之下；论时望，他也在曾之下；论政治的大布置，他或者也在曾之下。但论图进之急，建设之多，创造局面之大及主政之久，他在同治、光绪两朝实无人可与其比。但是倘若没有英法联军，他就难得京内的要人替他说话。在上海讨太平天国的经验预备了李鸿章来提倡自强，而英法联军为李鸿章预备了相当的时机。所以我说李鸿章是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产物。

在同治时代，“自强”是政界的新名词、新潮流，正像以后的“维新”和“革命”。“自强”的意义不外以洋器来治洋人。李鸿章的自强事业，具体说来，有以下诸种。关于军事者：练洋枪队洋炮队，设立兵工厂，办新式海军；关于交通而附带有军事及经济目的者：设立造船厂，创轮船招商局，筑电线，修铁路；关于经济者：开矿和办纱厂；关于教育者：办军事学校和方言馆，派学生出洋。以上的事业，有些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主办的，有些是李氏一人办的。最初的动机是军事的，始终军事方面是偏重的，但后来教育、交通、工业均牵连起来了。事业不能不算多，范围不能不算广。到了甲午年（1894）间，中国的天下几乎是李鸿章一人支撑的。与他同时的俾斯麦和伊藤都没有负他那样重担的，做他那样多的事业。

却是甲午年李鸿章的失败，就暴露于全地球了。因此中国的腐弱也大暴露于全世界了。此后外交和内政都换了新面目：中国历史已入了新时期。失败的理由颇复杂。我要简略说说这些理由。我的主要目的不在判断是非贤愚，而在了解李鸿章及其时代。

一、掣肘者太多。李的事业既然多，所需的钱款自然也多了。李直接所辖的区域仅直隶一省。户部不足靠，所必须依靠者就是其他省份的协济。当时的督抚很像近年的军阀：畛域之见是深入骨髓的，国家的观念是浅过于皮肤的。各省对于北洋的协济虽经朝廷颁有定额，各省总是托词水灾、旱灾或地方各种急需而延宕和折扣。此外顽固的、不明世情的御史妄发言论，阻挠事业的进行，与李氏处敌对地位的大臣如李鸿藻、翁同龢辈简直以打倒李鸿章为快幸。乙未（1895）在马关议和，初次与伊藤开议的时候，李氏因有感而对伊藤说：“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又说，“现在中国上下亦有明白时务之人，惜省份太多，各分畛域，有似贵国封建之时，互相掣肘，事权不一。”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与伊藤在天津会议的时候，中日尚称平等；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会议的时候，一则胜，一则败，一则俨然世界上一新强权，一则仍旧半中古世的腐弱国家。所以李氏再三称羨伊藤在日本做事的容易。原来中国社会是奇特的：尸位素餐者往往得升官发财；居位而事事，而认真，而坚持一系统的计划者，无不受人的攻击，甚至身败名裂。在这种社会里，李鸿章能做出他那种成绩，已经难得了。

二、李氏人格的特别。时人赞扬李氏的才能者、找他问计者甚多，但无一人服其德。他的人格能入人之脑而不能入人之心。他能掌政而不能掌教。他影响了一时的大政而不能移易风俗的毫末。在这方面，他不但不及曾国藩，就是张之洞亦在他之上。他不是中国传统的理想政治家。我们看看曾的全集和张的全集就知道他们对于修身治学是很努力的，是当大事业做的；一看李的全集，我们只看见“做事”，看不见“为人”。在西洋的社会里，本着才与智的势力或能成大事；在中国的社会里，才智以外，非加上德的感化力不可。上面所说的反动分子一大部分也就是因为李鸿章的德望不足以服人。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要说得过大：反对他的人那样多还有别的缘故。他所办的事业是新事业，处处牵连洋人与机器。他所须用的人才是“洋务家”，不是“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者。所以在李氏小朝廷活动而居要职者，如盛宣怀、马建忠、伍廷芳、袁世凯、徐润、李凤苞诸人，没有一个是“正途出身”的。那班翰林先生不免有点妒忌。

但李鸿章缺乏“德望”的帮助，这是毫无疑问的。一种流弊是引起时人的反对，另一种流弊是他左右的腐化。中国衙门办事虽有一定的则例和手续，但靠则例来防弊，这是万万做不到的。何况买枪炮、制枪炮、开工厂等新事业既出旧衙门则例之外，又有大宗款项出入呢？甲午的失败大部分由于军需品的假劣。在中国衙门里，除非主官以身作则，以德感人，弊端是不能防的。这步功夫，李鸿章不但没有做到，简直就没有做。官场舞弊是世界各国通有的病，不过在中国几成了做官的正业：舞弊的方法已经成了一种美术，会做官者就是会舞弊者。中国近代第一期的新事业就因此失败。

近人多批评李鸿章只图改革皮毛，不图改革根本。这说是有理的。李鸿章的改革，上文已经说过，是偏重军事。政制的改革以及人民心理的改革在他的度量之外，这些基本不改而徒改军队是绝不能成功的。不过，西洋文化的真相，李鸿章实在不知道，也无从知道。西洋十九世纪文明的一种产物——机器，他是看见过，实用过，而深知其价值的；至于其他两种产物——民治主义和民族主义——他是不曾认识过的。所以他以吸收机器，尤其是军事的机器，当作他的终身的大事业和国家当时的急务。此其可原谅者一。他的事业，虽系“皮毛”的，已受人的反对。甲午以前，若他再提政制和民情的改革，他将不容于世了，此其可原谅者二。甲午以后直到现在，我们饱尝了政制和民情的改革。欲得改革的代价，谈何容易？此其可原谅者三。

这些话都是废话。此文不是为李鸿章辩护的，是为了解李鸿章及其时代的。李的事业是那样，因为他的智识、人格和所处的环境是那样。他做事的动机是对外的，是要一反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不平等的局势的。他救中国全盘的计划是以自强为体，外交为用。在自强功夫到相当程度以前，他想用外交来弥缝。所以他一生的精力一半用在外交上。

李鸿章于同治九年，即一八七〇年，继曾国藩为直隶总督，不久兼北洋通商大臣。此年以前，他不过参加过总理衙门的计议，并没有办过一件外交大案。到北洋后，他与外交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地密切了。从同治九年（1870）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国虽有总理衙门，实在的外交总长可说是李鸿章。这三十年的外交大局是怎样的呢？一八七〇年正值普法之战，德意志及意大利就在这时统一了。从此列强之中又加上二个竞争者。并且在十九世纪的前半，世界唯一的工业国家是英国；在后半，尤其是末后三十年，德、美工业进步的速度反在英国之上，向外发展之竞争愈来愈激烈。同时东方尚有日本的维新。在同治元年（1862），日本方起始维新的时候，李鸿章就以为大可怕。照他的看法，外面的压力和国内的自强正在那里赛跑，而自强已经落在压力之后，非全国努力赶上去不足以图存。这是他的根本思想，实在具有政治家的眼光。同时他又觉得日本之患尚急于西洋各国。西洋的向外发展不限于中国，中国以外尚有非洲、近东和中亚。日本要向外发展只能向中国。且西洋彼时所垂涎中国的土地，如俄于新疆，英于缅甸，法于安南，皆非根本重要之地。日本于高丽则不然：中韩唇齿相依，失高丽，则东三省难保，直隶、山东也受影响。所以在光绪初年筹议海防经费的时候，他主张暂弃新疆，以便集中财力于海军，因左宗棠的反对，他的计划没有实行。光绪五年（1879），崇厚与俄国立约，割让了伊犁的要区。当时舆论很激烈，要废崇厚所立的条约，甚至要处崇厚以死刑，闹得中俄几乎宣战。李鸿章起初反对废约，后又反对战争。他的理由就是中国不能东西兼顾，而西陲的利害关系远不如东藩那样重要。光绪八、九、十年（1882—1884）中、法争安南的时候，他又主张中国不要积极。他的理由又是中国不能兼顾高丽与安南：与其失高丽而保安南，不如失安南而保高丽，何况安南万不能保，而高丽则有一线之望呢？此中轻重缓急的权衡不能说不妥当。

李鸿章以保高丽为他的外交的中心，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在高丽的失败少半是外交的，大半是军事的。光绪五年以前，他虽然知道了高丽的重要，却还没有想出一个政策。在那年，他有信致高丽国王，为其拟了一种外交政策，此信是薛福成代笔的，见《庸庵文外编》卷三。他劝高丽国王多与西洋各国立通商和好条约，以便借西人通商的势力来抵制日本的野心。倘若西人在高丽有经济的利益，当然不愿意日本人势力太大，这是李鸿章的高丽政策的第一步。光绪八年（1882），美国因中国的介绍，果与高丽立约。以后法、英、德诸国都在高丽得了通商的权利。第一步算成功了。

美韩条约签字以后不久，高丽发生第一次内乱，李鸿章适回籍，直隶总督由张树声署理。一班谋士如薛福成、马建忠主张中国火速派兵入高丽代平内乱。张氏乃派丁汝昌带北洋海军、吴长庆带庆军入高丽。从军事上看来，这次中国为时过早。日本人唯恐英、俄得势，转怂恿中国行积极政策，这是中日战争前的一大关键。中国在当时有两条路可走，或提国际共保高丽，或由中国单独行积极政策。李鸿章所采取的是第二条路，因为国际共保有碍中国宗主权，而且很难持久，又因为第二条路当时走得通。日、俄、英在彼时都觉得高丽受中国支派为害最小。英国唯一目的在防俄，中国能防俄，它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直到甲午，英国总是鼓励中国前进，唯患中国向高丽不充分积极。日、俄两国野心均大，但均以时机未到，不如一时让中国看守高丽，将来从中国手里夺来不是难事。甲午以前的八年里，日本及俄国都取消极政策，中国得为所欲为。

适中国在朝鲜有一人敢行而又能行这种政策——袁世凯。他的积极远在李鸿章之上。俄、韩勾结的时候，他主张灭朝鲜：这就是重提张謇的政策。这事几乎实现了。不过在李、袁合作之下，这政策变了方式。这中曲折无须缕述。袁世凯终究收握高丽的海关和电政。高丽借外债只能向中国，高丽用外国人须得中国同意，高丽与西洋通使必须谨守中国所定的条件。这个政策不但与国际共保相反，且与李鸿章最初所拟的政策不符。在光绪五年（1879）至光绪八年（1882），李鸿章唯恐高丽不与外国发生关系；光绪十二年（1886）以后，他转而阻止高丽与西洋接近。袁在高丽愈得力愈高兴，李鸿章也不一察此中的流弊。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中国在高丽的宗主权已非旧日不干预内政的宗主了，完全成功，内乱由中国代平了，乱党首领大院君李昰应由丁汝昌、吴长庆囚送保定了。这个小胜利遂使时人生轻敌之心。吴长庆的幕友张謇提议中国简直灭高丽。张佩纶及邓承修又奏请派李鸿章率师东征日本。此种积极政策与李的本意不符，他一概反对而不实行。但当时做吴长庆的前敌营务处者就是袁世凯，他时常与张謇往来，此种计划遂深入他的思想。

从外交上看来，此役中国并没有占便宜，因为日本直接与高丽订了条约，许日本驻兵汉城护卫使馆。从此中日在高丽京都都有军队，冲突是时时可发生的。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紧急的时候，中日在高丽王宫前面果短兵相接了。那次中国军事又得胜利，而外交反又失败。结束中日冲突的李鸿章和伊藤协定明文地许了日本有与中国同等的派兵入高丽的权利，后患就伏种于此。

当时德国驻朝代表向李鸿章条陈了一种意见，要中国出头与列强交涉共同担保高丽的独立和中立。这是很有意思的建议，因为高丽与中国的关系虽甚重要，但重要专在国防。高丽果能永久独立，不为他国所据，则中国的国防也最巩固了。并且高丽既有国际的担保，中国的责任也就轻了。岂不极是经济吗？光绪十一、十二年（1885—1886）的时候，英、俄也加入高丽的角逐。英为防俄，遂占巨文岛。俄国野心甚大，向高丽宣称愿负保护之责，但俄人亦知已经变为新式的竞争，如当时英国在埃及那样了。日本若再不动手，将后悔无及。这是中日战争的远因。

李鸿章行这种政策，并不是因为他觉得中国的自强功夫已到了相当程度，可以有为，是因为他误认日、俄的消极为永久放弃它们的野心。由这种误会，他自己也坠入大雾之中了。这是他外交的第一大错。

《马关条约》以后，他与俄国订联盟密约是他的第二错。联盟不能不出代价，而中国一给俄国若何权利，他国不能不效尤，因为世界势力的均衡不能不维持。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在国际上只能偷生，但于势力均衡、机会均等之下偷生则可，于一强国羽翼之下偷生则不可。而李氏于庚子的外交尚以联俄为上策。东三省的问题从此愈演愈危了。

上文已经说过李氏自强政策失败的理由。外交弥缝的失败根本在于李氏还未看透世界的大势。这是我们事后之明，不应拿来做批评的根据。在当时，他还有一个政策，别人则袖手无策；他还有半知，别人则全不知。李鸿章不能救国，他人更无须说了。

（录自《政治学论丛》，一九三一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