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第1页）

第四节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二月，索额图等关于尼布楚立约的奏报到了北京以后，康熙帝遂命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东北边疆善后的办法。他们提议应于格尔必齐河诸地立碑以垂永久，“勒满、汉字及俄罗斯、拉丁、蒙古字于上”，并于墨尔根及瑷珲设官兵驻防。这两件事都实行了。可惜界碑是由中国单独立的，不是会同俄国立的。碑文不是条约全文，是条约撮要。据俄国传教士Hyath的实地调查，在格尔必齐河畔的碑上，匠人竟把“兴安岭以北属俄国”误刊为“以南属俄国”，俄人以为是个好预兆。并且有几个界碑实非立在边界上。一八四四年，俄国国家科学会（AcademyofSces）派了一位科学家米登多夫（A。Th。vonMiddendorf）到远东来调查。他发现中国所立的界碑，最北的不是在外兴安的山峰，是在激流河（Gilu）与精奇里河合流之处；最东北的不是在外兴安与乌第河之间，是在乌第河及土格尔（Tugur）之间，中国自动地放弃了二万三千平方英里的土地！

至于驻防的军队，中俄战争的时候，中国以瑷珲为大本营，设将军镇守；康熙二十九年（1690）将军移驻墨尔根；康熙三十八年（1699），复移驻齐齐哈尔，步步地离黑龙江远了。吉林省亦复如是：原来中心在宁古塔，已离边境甚远，后来中心复向内移至吉林省城。虽然，以兵数而论，我们不能说清廷疏于防备。历十八世纪，前后兵数虽略有增减，东三省驻防军队在四万人左右，内奉天将军所辖者一万九千余人，吉林将军所辖者九千六百余人，黑龙江将军所辖者一万一千四百人。黑龙江西境设有十二卡伦，每卡伦驻兵三十名，三月一更；北境设有十五卡伦，每卡伦驻兵二十名，一月一更。这些卡伦的目的在防止俄人越界，可惜大半离边境甚远，且恐是有名无实的。此外黑龙江将军每年四五月间派委官佐，率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巡边，“遇有越境之俄罗斯，即行捕送将军，请旨办理”，唯巡边实亦不到极边。

我国政府所派人员实际到黑龙江极边去的次数及地点颇难稽考。唯《东华续录》乾隆三十年（1765）七月“癸亥”条载有将军富僧阿的奏折，内有关于巡查极边的事情。这时因为“俄罗斯近年诸事推诿，不能即速完结，且增加税额，以致物价昂贵”，所以停止恰克图贸易。因为停止贸易，乾隆帝恐俄国侵扰边境，所以教黑龙江将军调查并整理边防。富僧阿的奏报如下：

据往探格尔必齐河源之副都统瑚尔起禀称：自黑龙江至格尔必齐河口，计水程一千六百九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七里至兴堪山（即外兴安），其间并无人烟踪迹。又往探精奇里江源之协领纳林布称：自黑龙江入精奇里至都克达（Dukda）河口，计水程一千五百八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里至兴堪山，其地苦寒，无水草禽兽。又往探西里木第（Silimji）河源之协领伟保称：自黑龙江经精奇里江入西里木第河口，复过英肯（Inkan）河，计水程一千三百零五里，自英肯河行陆路一百八十里至兴堪山，地亦苦寒，无水草禽兽。又往探牛满（Niman）河源之协领阿迪木保称：自黑龙江入牛满河，复经西里木第河入乌玛里（Umalin）河口，计水程一千六百一十五里，自河口行陆路四百五十六里至兴堪山，各处俱无俄罗斯偷越等语。

查呼伦贝尔与俄罗斯接壤之额尔古纳河，西岸系俄罗斯地界，东岸俱我国地界，处处设有卡座，直至珠尔特地方。现复自珠尔特至莫哩勒克河口添设二卡，于索博尔罕添立鄂博，逐日巡查，俄罗斯鼐玛尔斯断难偷越。其黑龙江城与俄罗斯接壤处有兴堪山，绵亘至海，亦断难乘马偷越。第自康熙二十九年与俄罗斯定界查勘各河源后，从未往查。嗣后请饬打牲总管每年派章京、骁骑校、兵丁，六月由水路与捕貂人同至都克达、英肯两河口，及鄂勒布、西里木第两河间遍查，回报总管，转报将军。三年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于冰解后，由水路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回时呈报。其黑龙江官兵，每年巡查格尔必齐河，照此三年亦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年终报部。

这是乾隆年间东北边境的概况及加添的边防办法，即每年小巡，三年大巡。但实行到何等程度，无从知道。

除立碑及边防二事外，清廷直到光绪末年毫无拓殖东省的计划和设施。顺治年间，多数满人入关。在关内住惯了的，除因公事外，很少愿意回去。乾隆年间，因北京旗人过多，朝廷曾资遣少数到关外去开垦，彼时尚得着相当成效。后来满人汉化程度高了，无论在关内生计如何困难，朝廷虽资遣之，总不愿去，或去后不久复回。汉人在康雍二朝去的多半是山西商人及因犯罪而遣戍者。到乾隆年间，因关内人多地少，原大可移民，但清廷反于此时禁止汉人出关。这种禁令自然难于实行，而官吏亦未必认真实行，故虽无大规模的移民，零星去者亦复不少。唯吉林东部、乌苏里江一带及黑龙江下流，既未设官立治，地方人民，不分土居外来，是少而又少的。国家并未从东北边疆得着任何实利，皇室及其附庸收了些貂皮及人参而已。

《尼布楚条约》以后，东北所以享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安宁，其原因不仅在我国防边之严，此外还因为俄国彼时对远东的消极。尼布楚订约的时候正是大彼得起始独揽政权的时候。从彼得起，历十八世纪，俄国政府集中力量，北与瑞典争波罗的海的东南境，南与土耳其争黑海北岸，西与普鲁士及奥斯曼土耳其争波兰。十八世纪末及十九世纪初，欧洲有拿破仑的战争，俄国也转入那个旋涡，所以无暇来与中国争黑龙江流域。同时，在这一百五十年内，俄国起初得与我国在北京及尼布楚附近通商，后来改在恰克图，为维持及发展中俄的贸易，俄国政府很不愿与中国引起冲突。

虽然，在这一百五十年内，俄国政府及人民对于远东亦未完全置之度外。十八世纪初，俄人占据堪察加；以后继续前进，过白令海峡（BeringStrait）而占领阿拉斯加（Alaska）。就是在黑龙江流域，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俄国猎夫、罪犯、军官及科学家违约越境者不知凡几。乾隆二年（1737），测量家肖贝尔津（Shobelzin）及谢蒂洛夫（Shetilof）曾到精奇里河。他们在激流河流入精奇里河之处发现一个俄国猎户的住宅，在精奇里河口以上约百里遇着几个从尼布楚来的猎夫。次年，他们从黑龙江上流而下，路过雅克萨的时候，看见一名哥萨克及一家俄罗斯与通古斯通婚的人在那里居住。雅克萨以东六十里，他们又看见一个俄罗斯及通古斯通婚的家庭。十九世纪初，嘉庆年间，少佐斯塔维斯基（Stavitsky）曾到雅克萨。同时植物学家图尔察尼诺夫（Turov）调查了黑龙江上流沿岸的植物，到雅克萨为止。道光十二年（1832），大佐拉蒂辛斯基（Ladyshinsky）为调查界碑，也顺流到雅克萨。罪犯越境而有记录可考者，在乾隆六十年（1795）有鲁西诺夫（Rusinov）及塞尔科夫，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有瓦西里夫（Vasilief）。瓦氏在黑龙江往来了六年，从河源直到江口，且留有游记。道光二十一年（1841），米登多夫调查了黑龙江的下流及其北岸，他在江口也遇着一个逃罪的游客。这皆是见诸记录的。

《尼布楚条约》以后，俄国科学家及官吏提倡再占据黑龙江者亦不乏人。在十七世纪的前半叶，俄人初到勒拿流域的时候，因为感觉粮食的困难，就派人进黑龙江。在十八世纪亦复如是。得了堪察加以后，接济发生困难。从雅库茨克到堪察加的路途太难，几至不可通行，粮食的接济多由雅库茨克运到鄂霍次克，再由海道运到堪察加。雅库茨克既乏粮食，而从雅库茨克到鄂霍次克的旱路又十分困难，所以俄人又想起黑龙江：若能从尼布楚经黑龙江运粮到海，再由海道运到堪察加，则接济问题就解决了。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西伯利亚历史家缪勒（Müller）曾发表著作提议此事。一七四六年，大探险家白令（Bering）的同事奇里科夫（Chirikof）提议俄国应占据黑龙江口而立市镇。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西伯利亚巡抚米亚特列夫（Myetlef）向政府提出由黑龙江运输的具体计划书。俄国贵族院接受了他的计划，并嘱外交部与中国交涉。俄国政府在交涉前，令色楞格总兵雅可比（Jacobi）调查中国在黑龙江的军备。雅氏的报告说中国在沿江各处留有四千的驻防队，倘俄国要利用黑龙江，须秘密预备军队，中国若不许，即可出其不意以武力占之。此举费用过大，俄国政府不愿实行。与中国的交涉亦完全失败：“乾隆二十二年（1757）八月庚申朔，俄罗斯请由黑龙江挽运本国口粮，上以其违约不许。”十八世纪的下半叶，一个法国探险家拉彼鲁兹（Lapérouse）及一个英国探险家布劳顿（Broughton）均由海外到黑龙江口及库页岛，他们调查的报告均谓库页非岛，乃半岛；黑龙江口只能绕库页的东边，由北面入，且江口堆有沙滩，航行不便。因此，俄国对于黑龙江的航行权也就冷淡了一些。一八〇三年（嘉庆八年），俄国政府始又组织远东调查队，由克鲁森斯腾（Krusenstern）领导。克氏建议俄国应占据库页岛南部之阿尼瓦湾（AniwaBay），以便再进而占据吉林省之海岸线。同时俄国政府派戈洛夫金（Golovkin）充公使来华交涉。政府的训令要他向中国要求黑龙江的航行权及中俄沿界的自由通商权。如中国不允，则要求每年至少由黑龙江航行一次，以便运送接济给堪察加及俄属北美。如中国再不允，则根据《尼布楚条约》要求进内地通商及北京驻使。清廷得到戈洛夫金出使的消息以后，就饬地方官吏预备沿途的招待。后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奏报俄使不知礼节，清廷就教戈氏自库伦径回本国，不许进京。所谓“不知礼节”究是何事，我们不知道。戈氏出使的失败可算到了十分。他经过这次的失败，深信俄国所希望的权利非外交家所能得到，必须一军的军长方能济事。他以为俄国无须占领全黑龙江，只要得着下流及精奇里河与乌第河之间的土地就够了。伊尔库茨克的巡抚科尔尼洛夫（Kornilof），因戈氏所得的待遇，亦愤愤不平，主张即派舰队进黑龙江以资恫吓，俄国政府不允。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探险家米登多夫走遍了精奇里河及乌第河区域，当地的形势与中国在该处政治及军事势力的薄弱，他都调查清楚了。他的报告大引起俄国朝野的注意。

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东北的外患又趋紧急，形势的严重远在十七世纪末之上。因为这时候正演着英、美、俄、法四大强权争北太平洋优势之第一幕。是时英国是无疑的海上的霸主，且有方兴未艾之势，俄、美、法各国处处嫉英妨英。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在中国得着许多通商权利，美、法即步后尘，唯恐英国独占，中国的腐弱亦因此战而暴露于天下。同时在北太平洋的东岸，各国的竞争更加剧烈。直到十九世纪初，北美的西部尚未分界，北有俄国的属地，南有西班牙的属地。两国虽未分界，但两国均不容他国置喙其间。但美国一方面由东向西发展，其西疆垦民如海潮一般地前进；一方面波士顿、纽约及费城为发展中美的通商，派商船到北美西岸去搜罗海獭皮及到檀香山去收买檀香，以便到中国广州来交易。一八二一年，俄国政府宣布北美西部从白令海峡到五十一度都是俄属的领土的时候，美国政府即提出抗议，并宣布门罗主义，结果俄国承认五十九度为其南岸。俄国所放弃的土地，当时统称为俄勒冈（on），英、美两国又起争执，最初定为两国共有；等到分界的时候，美国坚执五十四度四十分为英、美的界线。一八四四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美国的急进分子至以“承认五十四度四十分或交战”为对英的口号。一八四六年，英、美终定四十九度为界线。英、美的问题虽以外交解决了，美国与墨西哥则打了两年，结果在一八四八年全加利福尼亚的海岸划归美国。北太平洋的东岸就由英、美、俄三国瓜分了。这时候，因为汽船的实用，太平洋上的交通大加进步。列强均感觉世界的历史已到了所谓太平洋时期。因为竞争之烈，各国都怕落后，都感觉我不取则彼将先取之。十九世纪中叶，东北的外患实际就是列强的世界角逐之一隅。不幸这时正值中原多故，内有太平天国之乱，外有英、美、法三国的通商条约修改的要求。中国国运的艰难，除最近这一年外，要算咸丰年间。论物质文明，自十七世纪中俄两国比武以后，俄国随着西洋前进，不但军器已完全改造，交通亦惯用汽船。咸丰时代的中国所用之军器、军队及交通完全与康熙时代的中国相同，而在国计民生上反有退步，这关之难过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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