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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总长是伊里布，不满一年他就死了。继任的是耆英。鸦片战争以后的通商制度几全成于耆英之手。他抚夷的技术很值得我们注意：“其所以抚绥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以不疑，方可消其反侧者；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并有付之包荒，不必深与计较，方能于事有济者。……夷人会食，名曰大餐。……奴才偶至夷楼夷船，渠等亦环列侍坐，争进饮食，不得不与共杯勺，以结其心。且夷俗重女，每有尊客，必以妇女出见。……奴才于赴夷楼议事之际，该番妇忽出拜见。奴才踧踖不安，而彼乃深为荣幸。此实西洋各国风俗，不能律以中国之礼。倘骤加呵斥，无从破其愚蒙，适以启其猜嫌。”耆英所谓“驭之以术”，就是肯与外以交际。这没有什么了不得。但清议骂他“媚外”，因为清议要死守“人臣无私交”的古训。换句话说，鸦片战争以后，时论仍不许中国有外交。
耆英最感困难的是广东民情与夷情之调剂。鸦片战争以后，广东人特别仇恨外国人，而外国人的气焰自然比战前亦高，于是发生许多私斗暗杀事件。耆英不惜以严刑处置暗杀者。御史们骂他“抑民奉夷”。在这种空气之下，发生广州入城问题。广州人坚执不许外国人入城，好像城内是神圣之地，不容外夷沾染。英国人把这种态度看作侮辱，坚持要入城，以不许入城为违约。耆英左右为难，对人民则竭力开导，对英国人则劝其不着急。到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英国人太不能忍了，于是以武力要挟。耆英不得已，与之定约，许两年后进城。《清史稿》说“耆英知终必有衅，二十八年请入觐，留京供职”。这个解释颇近情，因为耆英离开广州以后，官运尚好：“管理礼部、兵部，兼都统，寻拜文渊阁大学士。”这样，耆英的脱离外交，似乎不是因为宣宗不信任他了，是因为他自己畏难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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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解释也有困难。宣宗训令他的继任者说：“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这就是批评耆英的政策。并且继任者是徐广缙。广缙也是佩服林则徐者之一。他继任之初，就请教文忠驭夷之法，文忠答以“民心可用”。其实耆英的下台及徐广缙的上台不是寻常官吏的调动，是抚夷派的下野和剿夷派的登朝执政。徐广缙秉承林则徐的衣钵，而叶名琛以后又秉承徐广缙的衣钵。可惜徐广缙是个小林则徐，而叶名琛又是个小徐广缙。英法联军祸根就种于此。
徐广缙继任一年以后，耆英两年后入城的条约到期，英国人根据此约要求进城。广缙与名琛于是联络地方士绅大办团练，“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广州官民同心以武力抵抗，英国人终觉因入城问题而作战，未免小题大做，于是声明保留权利，以待他日。广缙遂以英国人怕百姓，放弃入城之举报告北京。宣宗高兴极了，赏了广缙子爵，名琛男爵，并赐广州人民御书“众志成城”四字。剿夷派外交的起始总算是顺利。
文宗即位（道光三十年正月，1850）以后，剿夷派的势力更大。大学士潘世恩及给事中曹履泰等均谓应该起用林则徐，“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文宗亦有此意。道光三十年十月，他手笔下诏宣布抚夷派的罪状。咸丰朝的对外态度于此毕露了。
这时适有太平天国的革命，清政府的江山几乎不保，但京内外的藩夷政策并不因此稍改。在广东的叶名琛自以为很有把握，文宗亦十分信任他。咸丰四年（1854），英、法、美三国共同要求中国修改通商条约。三国代表到两江及天津去交涉的，地方官吏均答以修约之事只有叶名琛能主持，但是他们到广东去的时候，名琛总是托故不见，最后又回答他们只知守约，不知改约。是时英、法正联军助土耳其抵抗俄国，而急于修约的英国亦以为不如等中国内乱之胜负决定后再议，于是搁置修约问题。名琛不知道这个内幕，反自居功，以为他得驭夷的秘诀了。
其实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这时已十分不满意旧约。他们以为商业不发达是由于通商地点太少，且偏于东南沿海，长江及华北均无口岸；他们又觉得中国内地的通过税太繁，致货物不能流通。外国代表对叶名琛的办事方法也十分愤慨，以为邦交制度非根本改革不可。外国人气焰之高，很像鸦片战争以前的样子。
叶名琛反于此时给外国人以启衅的口实。咸丰六年（1856），广西西林县杀了一个马神父。法国代表要求处置，名琛一事推诿。这时拿破仑三世正欲得教皇的欢心以维持他的帝位，有了马神父的悬案，他就师出有名了。同时叶名琛因捕海盗事，与英国人起了冲突。于是英法联军首攻广州，名琛不和不战，终为英国人所掳。咸丰八年（1858），联军由大沽口进据天津。清廷恐京师受扰，于是派桂良及花沙纳到天津去修约。
天津交涉最严重的问题，第一是北京驻使。士大夫简直以此事为荒谬绝伦，万不可许。第二是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内地游行，这样遍地都有外夷，简直防不胜防了。至于减低关税及改内地各种通过税为二五子口税，时人倒觉得不值得争。桂良及花沙纳（天津人说，那年桂花不香）以为不签字，则外国人必直逼京师；签字则外军可退，中国可徐图挽回。《天津条约》实在可说是城下之盟了。
签字以后，北京就教桂良到上海去“挽回”已失权利。清廷知道若否认条约必致引起战祸，于是有所谓“内定办法”：中国以后完全不收关税，外国人放弃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及内地游行。时人以为外夷既唯利是图，以利诱之，他们必就范。桂良到了江南，地方官吏大反对这个内定办法。不收关税则军饷无来源，万一外国人接受了这个便宜而同时又不放弃新得的权利，那又怎样？桂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疏通英国，结果允不派使驻京。他觉得此外不能再有所得，只好批准《天津条约》。
次年，各国派使到北京去交换批准证书。北京也为他们预备了公馆，以便接待。但各国疑心甚大，所以派兵船护送公使北上。清廷于咸丰八年秋派了僧格林沁在大沽设防，以免外国人再进据天津。中国原意堵塞海河交通，留北塘一路出入，则外国人不能武装进京。外国人见了大沽不能通行，遂以为中国有心废约。他们把中国军备看得太轻了，一战的结果，外国人大失败。于是英、法要复大沽之仇。
咸丰十年（1860），我们的外交一误于北京不给桂良全权证书——时人以为唯独皇帝可以有全权；再误于捕拿外国交涉员。终致联军入京，毁圆明园，而《天津条约》以外又有所谓《北京条约》了。
剿夷派外交的代价不能不算大。
第十二节
上文已经说过，俄国占了西伯利亚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加了一路的侵略。但《尼布楚条约》终究实行了一百六十余年。到了十九世纪中，欧人自水路来者的侵略复行积极的时候，自旱路来者的侵略也积极了。剪刀在那里活动了。
俄人最初假道黑龙江出师，以防英、法的侵略；次则实行占据江北。等到布置好了，然后与黑龙江将军奕山开始交涉。咸丰八年（1858），签订《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划归俄国。咸丰九年（1859），中国想否认该约。等到英法联军进了北京以后，中国不但无力取消《瑷珲条约》，反又订《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让给俄国。我们的大东北缩小了一半，而且俄国得了海参崴，可以角逐于北太平洋。
俄国没有费丝毫之力就得了八十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其对华外交的灵敏可说远在英国之上。而且俄国自始至终以中国的“朋友”自居！
第十三节
咸丰十年（1860）的大挫折终于唤醒了一部分的中国人。在咸丰八年、九年，文宗的亲弟恭亲王奕?是顽固派之最顽固者，首先提议捕杀外国交涉员的就是他。文宗逃往热河的时候，派他留守北京。咸丰十年的经验给了他及他的助手文祥两个教训。他们从此知道外国的枪炮实非我们所能敌。同时他们发现外国人也讲信义：与外国人订了约以后，他们果然遵约退出北京。于是奕?与文祥决心自强，并且知道中国还可利用外国专门人才以图自强。
适此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诸疆吏因与太平天国战，免不了与外国人发生关系。他们也得了同样的教训。这五人的努力造成了同治中兴的局面。
他们是中国的第一代政治家，知道中国所处的局势是数千年来的变局，而且图以积极的方法应付之。他们的大政方针分两层：以外交治标，以自强治本。这个治本之策是步步发展的，最初不过练洋枪队；继则买制器之器，以图自己造枪造船；终而设学校，派留学生，以图自己能制这些制器的器具。等到光绪年间，他们进而安电线、开煤矿、修铁路、办海军、设招商局、立纱厂。我们现在以为他们的事业不够，可是我们如知道他们的困难，我们也不批评他们了。时人多怪他们以夷化夏，多方反对，加以事权不一，掣肘者多。政府没有整个的计划，事业的成败要靠主办者个人的势力。
至于治标方面，奕?及文祥创立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负外交的全责。总署拿定主意谨守条约，以避战祸。但是十九世纪的后四十年，外来的压迫节节加紧。这时工业化的国家也多了，各国都需要在海外找市场，不像以往只有英国。同时西洋人把达尔文的学说应用于民族之间：优胜劣败既然是天理，强者有助天淘汰弱者之责。所谓近代的帝国主义的狂澜充满了全世界。加之这时在已有的两路侵略——剪刀式的夹攻——之上，又来一个从东面临头砍杀的日本。治标没有治好，治本也不足济事。甲午之战是自强运动的失败。
尾言
自强失败以后就是瓜分，瓜分引起民族革命。这是甲午以后，我们对世界大变局的应付。
无疑地，经过三十余年的革命，我们的民族意识大有进步。无疑地，这民族意识是我们应付世界大变局的必需利器。现在的问题是：这民族意识能否结晶，能否具体化。我们是否从此团结一致来御外侮；我们是否因为受了民族主义的洗礼而就能人人以国事为己任：这些条件会决定我们最后对这个大变局的应付的成败。
（录自《清华学报》一九三四年第四期）
（1）。即Frank，是十字军东征后，地中海东部一带对西欧人的统称，后这一称呼被阿拉伯商人传到印度、南洋和中国。
（2）。奸宄（guǐ）：犯法作乱的人。
（3）。清朝时期，西方人把满族人称为“鞑靼”人。
（4）。指《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5）。祝厘纳赆：祈求福佑，进贡财物。
（6）。攘：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