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水浒传的典型性格描写和结构特点（第1页）
五、《水浒传》的典型性格描写和结构特点
《三国演义》所歌颂的是历史上的英雄，帝王将相型的人物。《水浒传》描写了现实社会生活，歌颂的是下层社会有勇气反抗上层统治阶级恶势力的人物，所谓江湖上的英雄，绿林好汉。
《水浒传》是典型的。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不只是北宋末年，乃是宋元社会所共同的。
《水浒传》的高度现实主义尚存在于善于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各有各的性格面貌。
如林冲、杨志、鲁达三个军官，性格不同，如茅盾的分析（1），善于从阶级意识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浒传》人物描写的一大特点。这三个人都是军官，起初都没有想到要落草，大概都是想往上爬建立一番事业的。三个人阶级出身不同，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所以一心不忘做官，封妻荫子的念头是不断的。第一次为了花石纲失事而丢官，复职不成，落魄卖刀，无意中杀了泼皮，因此充军。不料因祸得福，又在梁中书门下做了军官（只要有官做，梁中书也是他的好上司）。终于又因为失陷了生辰纲，只得亡命江湖，落草了事（按：杨志先打梁山经过，王伦劝其落草，不肯答应。此时他还热衷于复职。又，押送生辰纲时，一味鞭打下人，不团结群众，显出他自高自大性格）。林冲出自枪棒教师的家庭，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他有正义感，但苟安于现状，遭到压迫陷害，只是逆来顺受。所以在野猪林中，鲁达要杀两个解差，反被林冲劝止。到了沧州以后，安心做囚犯了，直到高衙内又派人来害他性命，这才杀人报仇，走上了落草的路（按：林冲知道人家欺侮他的妻，心中不愤，及至见了高衙内，手就软了，“不怕官，只怕管”。对上司无可奈何。不料高俅设下白虎堂的圈套陷害他。林冲有家产，有妻子，多所顾虑。但到沧州后，火烧草料场，方知敌人步步逼紧，无可脱逃）。鲁达，一无顾虑，敢作敢为，也就不曾吃过亏。无亲无故，一条光棍，也没有产业。光景是贫农或手艺匠出身而由行伍提升的军官。我们对于杨志，虽可怜其遭遇，却鄙薄其为人。对于林冲，既寄予满腔的同情，却又深惜其认识不够。对于鲁达，除了赞叹，别无可言。《水浒传》描写人物于相同之中，有不同。从三个人物的思想意识上说明三人出于不同的阶层。描写三个人的性格，处处都扣紧了他们的阶级成分。鲁达与李逵在粗率、单纯、没有心机方面是相同的，但是李逵比之鲁达显得更有较多的农民性格的特征。鲁达比李逵用心较细些，这是做军官生活的经验的体现。因此，可以说善于从阶级意识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浒传》人物描写的一个特点。
《水浒传》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水浒传》的人物形象又有着作为个人特征的鲜明个性。人物个性和他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生活的真实的洪流中完全统一了起来。徐士年说：“在这样一个封建统治昏天黑地的时代里，人民的反抗也如火如荼。这是一个阶级矛盾极其尖锐，人民痛苦水深火热的环境。《水浒传》通过活生生的形象，深刻地表现了这个环境。”（2）
武松是住在城里的下层市民，从他的哥哥武大在县城里卖炊饼可推知。下层市民实质上是失去了土地并且住在城里的农民。他们是被剥削、被压迫者，地位低微的。武松是下层市民里有积极反抗性的一个典型，他有自己的主张和办法。例如知道武大被毒死的事件后到县衙门里去告状。告状不准，他说：“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会。”就是说，由他自己想办法去报仇。接下来就演出了杀嫂杀西门庆的一幕。武松说过：“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得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他为哥哥报仇，杀了西门庆；为施恩报仇，打了蒋门神；随后又杀了张都监一家。武松的几次复仇，直接原因是为他自己，但是在实际效果上也是为了广大被压迫人民。
武松的复仇行为是由他的性格所必然要产生的结果。在武松的性格里，最突出的是他的坚决、泼辣、把稳和不受羁绊。正是这些特征，构成他复仇行为的基础。《水浒传》中没有一个人的作风，有武松那样的泼辣、坚决；而这种作风，正是当时下层市民中有反抗性的人物所可能有的性格。
按：武松打虎以后，把一千贯赏赐散与众猎户，足见其仁德。他说“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是其谦虚有礼。知县要他做个都头，他跪谢：“若蒙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对于统治阶级认识不清，低头伏小。张都监设计陷害他，要他做个亲随，他说：“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随镫，伏侍恩相。”这都是武松的口吻，与鲁达迥不相同。此后他又为张都监捉贼。他不疑人家陷害他（《水浒传》此段，与高俅陷害林冲到白虎堂，计谋相似，同一圈套）。可见他心直不疑。直到认清敌人后，他的报仇，十分坚决、泼辣。
《水浒传》的人物性格通过行为来表现，而且人物性格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发展。如林冲的步步被逼上梁山，由忍辱到坚决反抗；宋江的渐渐抛弃忍受做囚犯，到题反诗上梁山等。施耐庵、罗贯中时代，人物性格描写的艺术已到惊人成熟的地步。如宋元话本中短篇小说，以情节娓娓动人，未必性格突出，而平话亦甚粗糙。他们一半也得力于说书的艺术大推进中，一半由于他们生活经验及观察。《水浒传》人物是有生活气息的，是与他们的环境血肉相连的，是站起来的、立体的。
再从史实来看《水浒传》人物生活的环境。李振铎在有关《水浒传》的报告中说，宋朝压迫和剥削农民的制度，分役户为三等。所有赋税皆出于中、下等户，因为上等户都有免役。农民往往不堪负担而逃亡，不然就倾家**产以还债。他们变为流动农民而起义。还有一种人是衙吏或里正，他们替官府催征赋税，役户既然逃跑，官府往往迫使他们赔累，重则丧失性命，轻则倾家**产，流配远方。所以这等人受压迫也最深。他们成为起义军的有力分子。（按：李君所说，大致不错。）
《宋史·食货志》卷一百七十七：“役法。役出于民。州县皆有常数。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揀搯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淳化五年始令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韩琦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免沟壑之患。”“役之重者，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韩绛言：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
《水浒传》中朱仝、雷横是弓手壮丁的都头，主逐捕盗贼者。晁盖，祖上是本县本乡富户，就是农民中的一等户，可以做保正（即里正）（李君报告中所谓上等户免役者，乃指官僚地主之户）。富户可以仗义疏财，实际上是他爱护农民，不甚催逼役法赋税，常常自己赔出的意思，故得到农民爱戴。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好汉，小说中之夸言也。所以宋江说：“晁盖这厮，奸顽役户，本县内上下人没一个不怪他。”（第十八回）意指他督责役户赋税不力。
小说说东溪村逼近梁山泊，梁山泊多盗，亦是说该地附近多逃亡户。晁盖做里正，其势无法责督赋税，必致自己赔累，非倾家**产、自己逃亡不可。不劫生辰纲，也不免要上梁山。像吴用那样的穷读书人，亦为赋税所逼。
宋江是押司。书上说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他也出于农家。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似乎是中农或富农。宋江为吏，也常有性命危险的。第二十二回写道：“且说宋江他是个庄农之家，如何有这地窨子？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凡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却做家私在屋里，宋时有这般算的。”
这是宋代社会的真实。
可知里正和押司等职，是统治阶级剥削人民的工具。如果袒护百姓，那么自身不保；如果要讨好剥削者，则和人民为敌，难得中立。宋江、晁盖之被逼上梁山，有其必然性。劫生辰纲和放走晁盖、杀阎婆惜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此所以《水浒传》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水浒传》在人物描写上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使我们现实主义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即是简本中已经如此。简本与繁本的区别，不同于《三国志平话》与《三国演义》的区别。不过对话、描写繁本更加细致而已）。
《水浒传》的艺术性除人物描写外，还在于有一个大结构。有人认为《水浒传》是几个人物的中篇或短篇凑成的。此不尽然。源头是从公案、朴刀、杆棒小说来，到《水浒传》中已有宏伟的结构。如误走妖魔的楔子，引出一部大书。宋江为全书主脑，不从第一回即出，而以高俅、王进、史进开始，从鲁智深到林冲，林冲到杨志，杨志到生辰纲，到第四十回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为一小结；第七十一回，石碣受天文，英雄排座次为一大段落。前半部至此已完成了。此后则为后部，而以神聚蓼儿洼为归宿。每个重要人物皆以特写，往往叙到他上梁山后顿住，接述别人。而宋江是贯穿全书的。这些人起初是个别的故事，个别的斗争，聚合以后，从小斗争到大斗争。如对于地主武装祝家庄的大斗争，以及对童贯、高俅官军的大斗争。是有组织、有机的结构，也是不可分割离析的。他们各有关联，并不孤立。施、罗就流传故事有选择、有创造。例如元曲中许多剧未收入在内，如黑旋风戏的各个情节，《黄花峪》以及“杀**妇”之类元曲中甚多，而《水浒传》的“两潘”和卢俊义一段，反是作者的创造，元曲中无有的。因此，把《水浒传》看成集体创作，只有演变而无作者创造，否定《水浒传》作者，是一种错误的结论。
反抗至高无上的势力，要求解放；
追求慈爱、平等的“正法”，扫**凶暴吃人的妖怪。
（1）见茅盾《谈的人物和结构》（《文艺报》1950年4月10日），以下分析参照和引用茅盾的文章。
（2）徐士年：《谈的现实主义》（《长江文艺》1954年2月号）。下面对武松性格的分析，参照了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