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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2
寅恪案：此札可与《初学集·八十》崇祯十六年癸未四月《复阳羡相公书》及《寄长安诸公书》参证。此两书俟后论《谢辇下知己及二三及门》诗时，更述之，兹暂不多引。此札辞旨虽与两书类似，但是否同一时间所作，尚有问题。《复阳羡相公书》中“恭闻督师北伐，汛扫胡尘”等语，即指《明史·二四·庄烈帝纪》“（崇祯十六年）四月丁卯，周延儒自请督师，许之”之事。（寅恪案：“丁卯”即初四日。可参《明史·三百零八·奸臣传·周延儒传》。）《寄长安诸公书》题下自注“癸未四月”，故此两书当是牧斋于崇祯十六年四月在扬州会晤李邦华时交其转致者。至此札未载年月，不能确定为何时所作。但据《寄长安诸公书》中“顷者，一二门墙旧士，为元老之葭莩桃李者，相率贻书，连章累牍，盛道其殷勤推挽，郑重汲引，而天听弥高，转圜有待”等语，岂即指周彝仲寄牧斋之札而言耶？倘此假设不误，则此答周彝仲之札，尚在两书之前所作也。俟考。细绎此札，其最可注意者为“又或主上虚己之过，强而从元老之言，以衰残病废之身，附赘班行，点缀冷局”等语。盖牧斋当时甚愿玉绳援己入相，而玉绳竟不为之尽力。继闻崇祯帝之逾分奖饰，极有入相之可能。今忽得此札，传玉绳之言，谓虽曾尽心殚力，而思陵之意终不可回。牧斋据此乃知玉绳深忌己身之入相，仅欲处以帮闲冷局，聊借是勉应君上之旁求，并少顺群臣之推荐。遂不觉发怒，与玉绳绝交，而认之为死敌也。其经过之原委，请略述之。
《南雷文定后集·二·顾玉书墓志铭》略云：
乙丑（康熙廿四年），余泛吴舫，遂主周氏。（寅恪案：“周氏”指周顺昌子茂兰。）于其座上见顾宗俊者，为玉书之子，流落可念，且以其父墓志铭为请。玉书，名麟生，世为常熟人。父大章，陕西副使，谥裕愍。宜兴者，裕愍之门人。其再相也，玉书入其幕中。起废、蠲逋、清狱、薄赋四事，玉书颇与闻之。虞山故与宜兴涿鹿善，宜兴心欲起涿鹿（指冯铨），而众论不同，姑徐之以观其变。虞山遂致书宜兴云：“阁下含弘光大，致精识微。具司马公之诚一，寇莱公之刚断，而济之以王文正之安和，韩魏公之宏博。目今起废为朝政第一。至如涿鹿，余不具论，当年守涿之功，屹然为畿内保障。岂可一旦抹摋，尚浮沉启事乎？往见子丑之际，持局者过于矜愎，流为欹侧，一往不返，激成横流。此正今日之前车也。”玉书见而讶其翻逆案也，年少气盛，不顾利害，以其书泄之于外，举朝大哗。虞山闻而恨之，后十年玉书有家难，虞山不能忘情，几置之死，因徙居吴门。家世膏粱，骤承贫薄，玉书不以芥意。婿赵延史、周旦龄（等），皆诸生。旦龄即周忠介公之孙也。
寅恪案：玉书所见牧斋致玉绳书，当是牧斋于崇祯十四年九月玉绳再相至北京以后，及得周彝仲书以前所作。其欲玉绳荐起冯振鹭，乃阴为己身再起之预备。盖牧斋与振鹭在当时虽为对立之党派，然若思陵能统一并用，则冯氏得起，己身亦可同进矣。兹姑不论其此时之用心如何，但其以《易经·坤·彖》“含弘光大”之义为说，实亦牧斋于明末南都时所持之政见也。颇疑朱由崧之“一年天子小朝廷”（见《有学集·八·长干塔光诗集·一年（七律）》），其以“弘光”为年号者，固出于此，而拟此“弘光”之号，即采自牧斋之意。殆欲以“含弘光大”统一并用，标榜当时政策之故欤？关于牧斋致玉绳此书，尚有可注意者二事：一为牧斋称誉玉绳，连举北宋宰相司马光、寇准、王旦、韩琦四人以相比拟，足见牧斋用典适切，非俭腹者可及。然亦由其熟玩《东都事略》之故。牧斋于王偁之书，曾有一段因缘，观《初学集·八五·书〈东都事略〉后》及《有学集·四六·跋〈东都事略〉》并同书三一《族孙嗣美合葬墓志铭》等可知也。二为前论《有美诗》谓黄梨洲虽与牧斋交谊笃挚，然时有讥刺之语，殊不可解。意者太冲于阉党有杀父之仇，其见解绝异于牧斋之“含弘光大”。牧斋殁后廿一年，梨洲游苏州，目睹旧朝党家之沦落，乃知实由受之追恨玉书泄其密书所致，因遂于畴昔夙好之人，不惜为不满之辞耶？
至玉绳之再相，颇由东林推动之故。此事今不能详述，亦不必详述。但旧籍中有关于周延儒再相，侯恂与有力焉一节，兹录于下。其正确之性质，尚待考实。唯以其与后论侯恂、方域父子及左良玉事牵涉，故并附及之，以备参究。
文秉《烈皇小识·七》“崇祯十年辛巳”条云：
召予告大学士周延儒于家。先是阁臣虽内外兼用，鲜有当圣意者。众推宜兴颇有机巧，或能仰副，而圣意亦及之。于是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寅恪案：“桐城”当作“怀宁”。此误）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
寅恪案：张天如、吴来之为策划玉绳再相之主要人物，各出一股，不待多论。冯振鹭、侯若谷、阮集之三人各分任一股，合张、吴二股计之，共为五股。六股之数尚少一股，文氏独缺分任此股之主名，当有所讳。牧斋于此颇有嫌疑。然今考牧斋此时正为河东君之事筹措经营，精疲力竭，若黄扉、金屋同时并举，揆之虞山平日经济状况，恐未必有此能力也。俟考。
又梨洲所言顾氏家难事，今难考知。但《牧斋尺牍·中·与王兆吉札五首》之一（可参同书同卷《与（钱）湘灵札》中“仲恭非死于其弟，乃死于其兄”等语），有涉及此事之语，或与太冲所言有关。其文云：
仲恭家事，自分寒灰枯木，不为此辈所齿录，不敢漫置一喙。年丈伟望硕德，乡评倚重，忍不出片言，断其曲直乎？景之丈为顾氏懿亲，得其立议，即玉书亦必信服，他可知也。为亡友又复饶舌，当不惜知己一笑耳。
寅恪案：王兆吉者，常熟王嘉定长子梦鼎之字，而梦鼐之兄也。王氏父子兄弟事迹见《初学集·五七·王府君墓志铭》及光绪修《常昭合志稿·二五·王梦鼐传》等。景之者，常熟赵士春字。士春为明末常熟著称之人，事迹见《明史·二二九·赵用贤传》附《士春传》及《常昭合志稿·二五·赵士春传》等。仲恭者，常熟顾大韶之字，即玉书之叔也。
《初学集·七二·顾仲恭传》云：
顾大韶，字仲恭，常熟人也。父云程，神庙时为南京太常寺卿。仲恭与其兄大章字伯钦，孪生子也，连袂出游，人不能辨其少长，有张伯皆、仲皆之目。伯钦举进士，奉使休沐，颜面肤腴，衣冠骑从甚都。仲恭老于书生，头蓬不栉，衣垢不浣，口不择言，交不择人，潦倒折拉，悠悠忽忽，每引镜自诧曰：“顾仲恭乃如许！”
颇疑梨洲所云“家难”，即牧斋所谓“家事”。岂大章一房与大韶一房亲族竞争之事，亦如后来牧斋死后所谓“钱氏家难”者耶？详绎牧斋札语，其意实袒大韶一房。所云“自分寒灰枯木，不为此辈所齿录”，可见牧斋愤怒之甚。“此辈”当指与大韶一房为敌之亲支，即玉书一房。“为亡友又复饶舌”之“亡友”，即指仲恭而言。盖玉书一房，不听从牧斋之意，牧斋遂欲借王、赵两人之力以压迫之也。牧斋与仲恭交谊本极笃挚，观其崇祯十七年甲申以前所作之《仲恭传》，于伯钦、仲恭兄弟之间，似已有所轩轾。玉书之怨牧斋，恐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来久矣。又牧斋札中称景之为顾氏“懿亲”，赵士春与顾麟生两人亲戚之关系，今不易知。梨洲所撰《顾玉书墓志铭》，载其诸婿中有“赵延史”之名。牧斋于崇祯十四年辛巳十二月作景之妻黄氏墓志铭，载黄氏所生二男中有“延先”之名（见《初学集·五九·翰林院编修赵君室黄孺人墓志铭》）。延史、延先名不尽同，未必是一人。然俱以“延”字命名，岂兄弟行辈耶？更俟详考。
玉绳既不能如牧斋之所求，牧斋忽得闻徐石麒传述思陵奖饰之语，取而与周彝仲书中所言者相参较，亦明了阳羡之用心。于是失望怨怼之辞形诸诗文者，连篇累牍，刺刺不休矣。《初学集·二十·下·东山诗集·四·嘉禾司寇再承召对下询幽仄恭传天语流闻吴中恭赋今体十四韵以识荣感》（寅恪案：“嘉禾司寇”指徐石麒。见《明史·二七五》本传。《传》载石麒字宝摩，嘉兴人。光绪修《嘉兴府志·五·徐石麒传》同。钱肃润《南忠纪》“太宰徐公”条云：“徐石麒，号虞求。”《明季南略·九》“徐石麒主盟”条云：“字宝摩，号虞求。浙江嘉善人。”光绪重刻乾隆修《浙江通志·一六三·徐石麒传》云：“号虞求，嘉兴人。”又《陈忠裕全集·二九·虞求徐公行状》云：“公性纯孝，以父心虞公不及禄养，因自号虞求，以志永思。”尤可资考证）云：
夕烽缠斗极，昃食动严宸。帝赉旁求急，天章召对勤。睿容纡便殿，清问及遗民。当宁吁嗟数，班行省记真。虚名劳物色，朴学愧天人。（自注：“上曰，钱某博通今古，学冠天人。咨嗟询问者再。”）四达聪明主，三缄密勿臣。东除宜拱默，北响共逡巡。日月诚难蔽，云雷本自屯。孤生心自幸，幽仄意空频。漫欲占连茹，何关叹积薪。丹心悬魏阙，白首谢平津。感遇无终古，酬恩有百身。尧年多甲子，禹甸少风尘。歌罢临青镜，萧然整角巾。
寅恪案：此诗列于《癸未四月吉水公总宪诣阙》诗之后。又据《明史·一一二·七卿年表·二》崇祯十六年癸未“刑部尚书”栏载：“石麒正月削职。”初视之，似牧斋得闻虞求召对之语，在崇祯十六年正月或四月以后。细绎之，此诗“夕烽缠斗极，昃食动严宸。帝赉旁求急，天章召对勤”即指上引《明史·二四·庄烈帝本纪》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壬申（初六日）清兵分道入塞，京师戒严，诏举堪督师大将之事。此时距十六年癸未元日，几达两月之久。想当日徐氏召对之后，即秘密速报牧斋。观《初学集·二十·上·东山诗集·三·壬午除夕（七律）》略云：
蓬荜依然又岁除，如闻幽仄问樵渔。耗磨时序心仍在，管领山林计未疏。
可为牧斋在崇祯十五年岁除之际，已得虞求密报，即玉绳排阻信息之确证。故牧斋得以据之洞烛玉绳之奸诈。由是可以推知其答周彝仲札亦在得闻徐氏密报之后矣。其所以列此诗于十六年四月之后者，恐因不便泄露徐氏早有密报之事。是年四月，钱、徐两人或又会于扬州，流传转述，事后赋诗，庶可避免嫌疑。且借以见徐氏所为，有合于孔光不言温室树之义欤？
此题后第三题复为《挽西蜀尹西有长庚二首》。其第一首“万言书上黄扉寝”句下自注云：“西有为余上书蜀相，不蒙省答。”“蜀相”当指王应熊而言。《明史·二五三·王应熊传》略云：
王应熊，字非熊。巴县人。（崇祯）六年，特旨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八年，乞休去。延儒再相，患言者攻己，独念应熊刚很，可借以制之，力言于帝。十五年冬，遣行人召应熊。明年六月，应熊未至，延儒已罢归。延儒被逮，不即赴，俟应熊至，始尾之行。一日帝顾中官曰：“延儒何久不至？”对曰：“需王应熊先入耳。”帝益疑之。九月，应熊至，宿朝房。请入对，不许。请归田，许之。乃惭沮而返。
寅恪案：非熊本玉绳党，即使再任，当亦未能起用牧斋。可知牧斋在当时实负宰相之望，为朝野所推，故延儒尤忌之也。因并附记之，以供参考。
抑更有可论者，《初学集·七九》卷末附瞿稼轩《跋语》云：
先生平生持论，一味主于和平，绝无欹帆侧柁之意。特忌者不知，必欲以伐异党同之见，尽力排挤，使之沉埋挫抑，槁项山林而后快。假使先生得乘时遘会，吐气伸眉，以虚公坦**之怀，履平康正直之道，与天下扫荆棘而还太和。雍熙之绩，岂不立奏。而无如天心未欲治平，人事转相挠阻。岁月云迈，白首空山，徒令其垂老门生，闭户诵读，共抱园桃之叹。此式耜于编纂之余，而窃不胜世道之感也。因并述之，以缀于后。崇祯癸未八月，门人瞿式耜谨跋。
寅恪案：《初学集》为稼轩承牧斋之命编纂校刻者。今《初学集》目录之后，载稼轩《后序》，末署“崇祯癸未九月朔日”。此外别有跋语，即上所节录者也。此跋语附于七九卷之末。下一卷首载《上阳羡相公书》及《寄长安诸公书》。据是，可以推知牧斋当时实有意特列两书于次卷之首，所以见其在崇祯朝出处本末，与阳羡始合终离之关键。瞿氏跋语所言，牧斋平生持论“无欹帆侧柁之意”，即“含弘光大”之义。忌者必欲使之“槁项山林”，即“领袖山林”之旨。故稼轩之跋与牧斋之诗，可以互相证发也。此《癸未元日杂题长句》第六首第七句“千树梅花书万卷”，亦是牧斋自道其当时之实况。赋此诗时，绛云楼虽未落成，但牧斋之家所藏书籍早已甚富。兹不须广引，即取前论《东都事略》时，言及之《钱嗣美墓志铭》中“余家居访求遗书，残编落简，捐衣食无所恤”之语，可证知也。至“千树梅花”，乃指拂水山庄之梅而言。前论《东山酬和集·一·新正二日偕河东君过拂水山庄梅花半开春条乍放喜而有作》诗时，已详言之，兹可不赘。唯牧斋举此以谢绝玉绳，亦更有其故。《初学集·一五·丙舍诗集·上·阳羡相公枉驾山居即事赋呈四首》，其一云：
阁老行春至，山翁上冢回。衮衣争聚看，棋局漫相陪。乐饮倾村酿，和羹折野梅。缘堤桃李树，一一为公开。
其二云：
黑头方壮盛，绿野正优游。月满孙弘阁，风轻傅说舟。鸱夷看后乘，戎马问前筹。侧席烦明主，东山自可求。
其三云：
堤柳眠风翠，楼花笑日红。秾华欺冷节，妖艳仗天工。舟楫浮春水，车茵爱晚风。暂时忧国泪，莫洒画桥东。
其四云：
若问东山事，将无畏简书。白衣悲命驾，红袖泣登车。甲第功谁奏，歌钟赏尚虚。安危有公在，一笑偃蓬庐。
寅恪案：此题前第一题为《清明河阳山上冢》，第二题为《寒食偕孟阳璧甫山行饭破山寺》。此题第三首复有“秾华欺冷节”之句，可知崇祯十二年己卯清明寒食后不久之时，玉绳曾到拂水山庄访问牧斋也。玉绳既亲见拂水山庄园林之胜境，则其“虞山正堪领袖山林”之语，尤为适切。《才调集·五》元微之《刘阮妻二首》之二云：“千树桃花万年药，不如何事忆人间。”然则牧斋此时已拥有萼绿华之河东君，又何必不忘情于人间买菜求益之书哉！第六首“君看松下有清风”句，即王摩诘《酬张少府诗》（见《王右丞集·七》）云：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反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