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河东君嘉定之游（第4页）

南翔镇。赠公李文邦辟。以枫、柏、桂为三老。曾孙宜之作《三园记》。三园者，三老园及檀园、猗园也。

同书一九《文学门·李流芳传》略云：

李流芳，字茂宰，一字长蘅。伯兄元芳，字茂初，诸生。工七言长句。卒年七十余。（并可参《列朝诗集·丁·一三·李先辈流芳小传》所附元芳事迹）。仲兄名芳，字茂材。幼负异材，顷刻千言，宏丽无比。万历壬辰进士，改庶吉士，卒年二十九。流芳万历丙午举人。画得董巨神髓，纵横酣适，自饶真趣。书法奇伟，一扫寻丈，结构自极谨严。诗文雍容典雅，至性溢楮墨间。崇祯己巳卒，年五十五。论者谓四先生诗文书画，照映海内，要皆经明行修，学有根柢，而唐（时升）以文掩，娄（坚）以书掩，程（嘉燧）以诗掩，李（长蘅）以画掩云。

同书同卷同门《李宜之传》略云：

李宜之，字缁仲。诸生。居南翔。庶常名芳子。三岁孤。长负异才，博综今古。遭变，家破子歼。（寅恪案：同书三二《轶事门》略云：“甲申六月逆奴变起。南翔李氏罹其祸。”传文所谓“遭变”即指此。）时宜之客金陵。归寓侯氏东园。世祖曾于海淀览其参定《秣陵春》曲。问寓园主人何姓名。祭酒吴伟业以嘉定生员李宜之对，而宜之已前卒。（寅恪案：今武进董氏所刊《梅村家藏稿》后附《梅村先生乐府三种》。其中《秣陵春》题灌园主人编次，寓园居士参定。）

《有学集·二十·李缁仲诗序》略云：

缁仲故多风人之致，青楼红粉，未免作有情痴。孟阳每呵余，缁仲以父兄事兄，而兄不以子弟畜缁仲。狭邪冶游，不少沮止。顾洋洋有喜色者，何也？余曰，不然。伶玄不云乎，**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今孟阳仙游十年所。余年逾七十，缁仲亦冉冉老矣。余衰晚病废，刳心禅诵。见缁仲近刻，为之戚戚心动，追思与孟阳绪言，因牵连书其后。

《嘉定县志·一八·孝义门·李杭之传》略云：

李杭之，字僧筏。举人流芳子。诗文书画有父风。性放旷，甫强仕即弃诸生，放浪山水间。乙酉死难。

寅恪案：前论《朝云诗八首》，以诗中女主人寓居处所，先后有所不同，故可分为两组。兹请略考第一组，即前五首，河东君于崇祯七年暮春至初秋寓居嘉定之处所。依通常惯例言之，以河东君在当日社会之身份，寄居一地，与当地诸名士游宴，自宜暂寓别墅名园，如杭州汪氏之横山别墅，嘉兴吴氏之勺园，皆足为例证。至若崇祯十三年庚辰仲冬至常熟，访牧斋于半野堂，先留居舟中，而不寓拂水山庄，后径移入牧斋常熟城中之住宅，与前此不同者，则因此次实为其最后归宿之举动，未可拘平日常例，以相比拟也。由是言之，河东君崇祯七年暮春至初秋之时间，其游嘉定，当寄居某一别墅名园无疑。据《朝云诗》第五首第一句云“城晚舟回一水香”及第七八两句云“谁能载妓随波去，长醉佳人锦瑟傍”，则河东君当时必寓嘉定城外某别墅名园。又据《朝云诗》第二首前四句云“城头片雨浥朝霞，一径茅堂四面花。十日西园无忌约，千金南曲莫愁家”，则河东君当时所居之别墅名园与城头之地极近。今就《嘉定县志》所载当日士大夫之别墅名园，其与城头相近者，仅有张公绍之嘉隐园及张鲁生之薖园。若张实甫之张氏园，虽屡见于《松圆浪淘集》中，如《涉江一·同张二丈唐兄饮城南张氏园》及《蓬户四·秋晚同张二丈唐四兄步屧城南张园》等，然《县志》止言在“南门外西南”，是否距城头甚近，未敢臆断，兹姑不论。若南翔镇亦多名园别墅，如李长蘅之檀园等，但南翔去城头三里，似距离稍远。孟阳赋诗不宜泛指，且此次与河东君游宴酬酢诸名士中，有长蘅之长兄茂初，即元芳。当时檀园李氏少年，如僧筏即杭之，及缁仲即宜之等，俱是风流文采，好事之徒。然皆茂初之侄，倘河东君此时若寄寓檀园者，恐与白头之老伯父及唐程诸老世丈，互有所不便，观牧斋序缁仲诗集引孟阳呵责之语，足证缁仲兄弟必未参与河东君嘉定游宴酬唱之会。至牧斋之不阻止缁仲为狭邪之游，且洋洋有喜色者，当指缁仲其他与河东君无涉之狭邪游宴，否则牧斋必不致洋洋有喜色，而转为郁郁有忧色矣。一笑！由是言之，河东君此次所居当非南翔之檀园，可以推知。其与城头甚近，即在鹤槎山傍之园亭仅有张公绍之嘉隐园及张鲁生之薖园两处，嘉隐园何时所辟，《嘉定县志》及《南翔镇志》未详载，假定崇祯七年以前公绍已有此园。据《嘉定县志·张景韶传》仅载公绍“崇祯（六年）癸酉以公事牵连下狱。久之，放还”，未详言其何时由北京返嘉定。检松圆此时著作与河东君游宴唱酬诸人中，并无公绍在内，恐其时公绍尚留京未返。其子抚五固少为名流所重，考崇祯七年，其年仅十六岁，即使未随父至京，可暂代其父为园主人，然方值家难，若留当日之名姝于其寓园居住，而非偶一游览者，则为事理所不可，舆论所不容也。职是之故，依递减方法，则舍张鲁生之薖园外，别无适合此时河东君寄寓之别墅名园。据《嘉定县志》所载，薖园在鹤槎山西。鹤槎山在南翔北三里。南翔在县治南二十四里。城头在县南二十里。综合计之，则鹤槎山即在薖园近旁，距县治南二十一里，城头距县南二十里。两处实相连接。松圆“城头”之句所指为薖园，此无可致疑者也。《朝云诗》第二首第一联即用《才调集·三》韦庄《忆昔》诗：“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其易“南国”为“南曲”者，乃参用《李娃传》及《北里志》之文（见俞正燮《癸巳存稿·一四》“李娃传”条），盖河东君此时所居之薖园，位于嘉定之城南故也。韦端己“西园公子名无忌”之句，本综合《史记·七九·范雎传》及《文选·二十》曹子建《公燕》诗，而以战国四公子中之信陵君魏无忌，代平原君赵胜与“莫愁”为对文，词人用典固可不拘，至松圆诗中之“无忌”，果指何人，虽未能确言，然当是张鲁生、张子石辈。两张似不与公子之称适合，但张公子之称，自《汉书·外戚传·赵孝成皇后传》以来，诗人往往用以目张姓。且据松圆《过张子石留宿诗》以“风流皤腹客”，即以“形模弥勒一布袋”之张耒目子石。（见《山谷内集·一四·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八。任《注》云：“（张）文潜素肥，晚益甚。《传灯录》：明州布袋和尚，形裁腲脮，蹙额皤腹，盖弥勒化身也。”又庄季裕《鸡肋编》中“昔四明有异僧”条云：“张耒文潜学士，人谓其状貌与僧相肖。”陈无己诗止云“张侯便便腹如鼓”，至鲁直遂云“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可互参。）盖约松圆“出饮空床动涉旬”之人（见《朝云诗》第一首第八句），即此张姓。然则，鲁生、子石辈，是否合称“公子”，又可不必过泥也。读者倘取松圆所作崇祯七年首夏《过鲁生家》诗与崇祯十二年四月《再过鲁生薖园》诗相参较，则前诗之“同上小航重笑语”句，与后诗之“小艇渔湾浑昔梦”句有关，自不待言。《朝云诗》第四首第六句“助情弦管斗玲珑”，又可印证后诗之“空梁歌馆半成墟”句。《朝云诗》第二首第七第八两句“拣得露芽纤手瀹，悬知爱酒不嫌茶”及第四首第五句“送喜觥船飞凿落”等语，复与后诗“他日村酤不须设，秪尝林果摘园蔬”两句互相钩牵。松圆后一诗作于匆匆五年之后，旧侣重来，同一节候，同一园林，而世事顿殊，人去馆空，其惆怅之情，溢于词表，益可据此推知河东君于崇祯七年暮春至首夏，实寄寓张鲁生之薖园无疑也。又薖园即在鹤槎山近旁，此山即韩蕲王所筑烽墩遗迹。河东君之游嘉定，寄寓其地，殊不偶然。盖其平生雅好谈兵，以梁红玉自比。吊古思今，感伤身世，当日之情怀，吾人尤可想象得知也。此次游疁，所与酬酢之胜流中，似唯有唐叔达一叟，尚可共论兵事。孟阳少年时曾一度学“一人敌”之剑未成（见《列朝诗集·丁·一三·松圆诗老程嘉燧小传》），自不能与精通“万人敌”之兵法如“真安国夫人”之河东君及“假赞皇太尉”之唐处士相颉颃。至其余“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及“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之诸老（见《杜工部集·十·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第一、第二两首），虽多精于诗文音乐字画，但当唐四翁“酒酣耳热，捋须大言，决胜千里之外”之时，此辈未必敢置一喙。其能相与上下议论者，亦恐舍河东君外，别无他客矣。后来河东君与牧斋共访梁韩遗迹事，俟于第四章详述之，兹暂不论。

又，《嘉定县志》编撰者见孙致弥《友人见访不识敝居》诗及其自注，遂怀隐仙巷别有薖园之疑问。寅恪于此点，颇具不同之解释。请略言之，以求通人之教正。鄙意西隐寺前之桥，初以“宝莲”为名，与佛教有关，本极自然。松圆忽改旧称，易以“听莺”，当别有深意。其命此新名在何时，今虽难考知。似在崇祯十年以后，与天香桥及隐仙巷同为孟阳于同一时间，或稍先后所命之名，皆所以纪念河东君者也。河东君于崇祯九年十年间，由吴江盛泽镇来游嘉定，故《縆云诗》第二首有“听莺桥下波仍绿”之句，以纪念其所从来之地。可参下论《縆云诗》节。又河东君之以“隐”为名，至迟在崇祯十一年，详见第二章所论。至若“仙”字之义，则寅恪于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所附《读莺莺传》一文中，已考释之，读者可取参阅也。松坪诗之“平桥”指“天香桥”，“诸天”指“法华庵”。其自注谓“桥因薖园丛桂得名”，此“丛桂”即《县志》“薖园”条及康熙三十年杨世清所作《耆英会诗序》所言“植桂数十株”，并《南翔镇志》“薖园”条所云：“老桂四十株”者。夫孙元化、张崇儒为同时同邑之人，两氏之园相距又不过二十余里。纵令同以“薖”为称，亦不应同有如许著称之老桂。况“薖园”之名，实出《诗经·卫风·考槃篇》“考槃之阿，硕人之薖”之典，乃隐处之意。（见孔颖达《毛诗正义》及朱熹《诗经集传》。）孙元化仕至登莱巡抚，岂可取义于《考槃》之诗以名其园？故松坪诗自注中之“薖园”，实指张鲁生之薖园，“天香桥”亦因鲁生园中之桂而得名，此无可致疑者。“隐仙巷”亦可因张氏薖园有招隐亭而得名。但玩味松坪“小巷垂杨记隐仙”之句，则疑“杨”乃河东君之本姓，“隐”亦河东君之改名，“记”则今语所谓“纪念”。盖如宝莲桥改为听莺桥之例，皆所以纪念河东君所从来之地。当崇祯七年暮春至初秋之时间，河东君虽寄寓城外鲁生之薖园，但亦应游赏城内之园亭，若孙氏园之类。《朝云诗》第五首“城晚舟回一水香”之句，可以为证。由是言之，松圆诗老或其他好事胜流，自河东君离去嘉定后，眷恋不忘，非仅形诸吟咏，更取其寓疁最久园中亭树之名，以为其香车经游园巷之称，殆有似世俗德政碑去思碑之类，亦即《诗经·召南·甘棠篇》思人爱树之别解耶？一笑！松坪生于崇祯之末，乡里旧闻，耆老轶载，自必谙悉。桥巷命名之由，当心知其意，特不欲显言之耳。又《佩文韵府·二三·上·八庚生韵》（增）“萍生”下及同书九三下《四质茁韵》（韵藻）（增）“雷茁”下，皆引程嘉燧《縆云诗》。同书四下《四支韵》（增）“画史痴”下，引程嘉燧“送老生涯画史痴”句。检此句在《耦耕堂存稿诗》中，其题为《正月同李茂初沈彦深郊游次茂初韵》，核其内容，亦是与河东君有关之作。夫松坪为主纂《佩文韵府》之人。松圆《縆云诗》及《郊游诗》之增入，尤足证孙氏于河东君之来游嘉定，其珍闻逸事，夙所留意，而隐仙巷之名，实与河东君有关也。《嘉定县志》修撰者，竟拘执松坪此诗自注，以为同时同地有两薖园，何疏舛至是欤？假定寅恪所揣测者不误，则河东君嘉定之游，影响之大，复可据此推知矣。又寅恪昔尝读钱肇鳌所著《质直谈耳》一书（参光绪修《嘉定县志·二六·艺文志·杂家类》），颇不解钝夫于河东君游嘉定后百五十年（钱书载其从兄大昕《序》。《序》末题“旃蒙大荒落如月”，即乾隆五十年乙巳二月），何以尚能传述其轶事如与徐三公子宋辕文等之关系，猥琐详悉，一至若此。迨检方志，始知巷陌旧名，风流佳话，劫灰之后，犹有未尽磨灭者。故钝夫以邑子之资格，得托诸梦寐（见竹汀《序》中所记钝夫自述之语），留布天壤间也。

程孟阳《耦耕堂存稿诗·中·朝云诗八首》，其一云：

买断铅红为送春，殷勤料理白头人。蔷薇开遍东山下，芍药携将南浦津。香泽暗霏罗袂解（《列朝诗集》“霏”作“菲”），歌梁声揭翠眉颦。颠狂真被寻花恼，出饮空床动涉旬。

寅恪案：松圆赋《朝云诗》，与杜少陵《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见《杜工部集·一二》）关系至为密切。读者取《杜集》参之自见，不须征引原诗于此也。松圆所用杜句甚多，颇有生吞活剥之嫌，其所最注意之辞语，为《朝云诗八首》之主旨者，即杜诗原题中“寻花”二字。松圆《耦耕堂集自序》云：

（崇祯七年）甲戌冬，余展闵氏妹墓于京口五州山下，过江还，则已逼除，因感老成之无几相见，遂留此。日夕与唐兄寻花问柳，东邻西圃，如是者二年，而唐兄亦仙去。（前已引，今重录。）

孟阳虽云崇祯七年冬展闵氏妹墓后，感老成之无几相见，因留居嘉定，与叔达诸叟日夕游宴，固有部分理由。窃疑河东君于崇祯七年暮春至初秋之时间来游嘉定，程、唐诸老颠狂倾倒，一至于此，临别时，必与河东君预定重游练川之约。后来河东君于崇祯九年丙子正月初，至二月末，再作嘉定之游，即践其前此之宿诺者也。前论《朝云诗八首》，实完成于七年冬间。故松圆此时，怀人感事之愁思，必更加甚，遂决意留疁，希望得与新相知重相见，岂仅为老成如叔达辈之无几相见而已哉？《耦耕堂存稿诗·中·（崇祯七年）四月二日过鲁生家作》前一题为《春晖园灯下看牡丹即事》。检《才调集·一》白居易《秦中吟·牡丹》一题，《白氏文集·二》作《买花》，此诗首句“买断铅红”之语，必与春晖堂看牡丹事有思想之联系。时既春尽，人间花事已了，而天上仙葩忽来，春光犹在，故言“为送春”也。少陵《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二云“未须料理白头人”，松圆易“未须”为“殷勤”，固是反其意，但亦道其实。盖杜公之寻花，不过偶然漫兴，优游闲适，而程、唐、李诸老，则奔走酬酢，力尽精疲。此辈白头人之需殷勤料理，自与杜公迥异也。此诗第一联上句，其古典为李太白《忆东山二首》之一“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见《分类补注李白诗·三三》），其今典则“蔷薇”乃四五月开放之花（见《本草纲目·一八·上·草部》“营实墙薇”条）。“东山”谓鹤槎山，盖薖园在鹤槎山西，据薖园之方位言之，此山可称“东山”。且暗用谢安石“东山妓”之故事及李翰林诗语。下句之“芍药”，自用《诗经·郑风·溱洧篇》“赠之以芍药”之语，“南浦”乃指槎溪，即“上槎、中槎、下槎三浦”，以其在嘉定城南之故，且兼用王子安《滕王阁诗》“画栋朝飞南浦云”及《楚辞·九歌·河伯》“送美人兮南浦”之出典，暗寓“朝云”及“美人”之辞，以此两者，皆河东君之字与号也。第二联上句用《史记·一二六·滑稽传·淳于髡传》，其文云：

松圆易“罗襦襟解，微闻芗泽”之“襟”为“袂”。盖《广韵·侵韵》“襟”字下云：“袍襦前袂。”“襟”为平声，“袂”为去声，松圆易平为去，所以协音调也。又松圆用《太史公书》此传之典，其“男女同席，履舄交错”等语，固是当时实况之描写。然“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则松圆于此大有野心，独不畏唐、李诸老之见妒耶？夫河东君以妙龄之交际名花，来游嘉定。其特垂青眼于此穷老之山人，必非有所眷恋，自不待言。但使之“颠狂真被寻花恼，出饮空床动涉旬”者，当亦别有其故。《列朝诗集·丁·一三·松圆诗老程嘉燧小传》云：

谙晓音律，分刌合度，老师歌叟，一曲动人，灯残月落，必传其点拍而后已。善画山水，兼工写生。酒阑歌罢，兴酣落笔，尺蹄便面，笔墨飞动。

及《嘉定县志·二十·侨寓门·程嘉燧传》略云：

善画山水，笔墨飞动。书法清劲拔俗，时复散朗生姿。

然则河东君于歌曲点拍，必就孟阳，有所承受。至其书法，顾云美《河东君传》虽云为陈卧子所教。然卧子笔迹，寅恪未见，无从证实。河东君“楷法瘦劲”（见《耦耕堂存稿诗·下·次牧老韵再赠河东君用柳原韵》诗，孟阳自注），是否更受松圆作书“清劲拔俗，时复散朗生姿”之影响，以无确据，亦未敢臆断也。

其二云：

城头片雨浥朝霞，一径茅堂四面花。十日西园无忌约，千金南曲莫愁家。林藏红药香留蝶，门对垂杨暮洗鸦。拣得露芽纤手瀹，悬知爱酒不嫌茶。

寅恪案：此诗前四句，上已论证，兹不复赘。后四句“垂杨”之“杨”及“爱酒”之“爱”，是否暗指河东君姓名而言，姑不必考辨，唯七、八两句则应是当时当地之本事也。《本草纲目·三六》“山茶”条云：“（李）时珍曰，其叶类茗，又可作饮，故得茶名。”又引《格古论》云：“花有数种，宝珠者，花簇如珠，最胜。”及周宪王《救荒本草》云：“山茶嫩叶煠熟水淘可食，亦可蒸晒作饮。”可与前引《嘉定县志》“薖园”条云“宝珠山茶，百余年物”互相参证。斯尤足为河东君此次游嘉定寄寓薖园之确据，并得藉是窥见当日河东君之闲情逸致矣。至河东君爱酒一端，详见前论卧子《集杨姬馆中》诗，于此可不具论。

其三云：

林风却立小楼边，红烛邀迎暮雨前。潦倒玉山人似月，低迷金缕黛如姻。欢心酒面元相合，笑靥歌颦各自怜。数日共寻花底约，晓霞初旭看新莲。

寅恪案：此首乃述河东君檀园游宴之实况也。“小楼”当指檀园中之“山雨楼”。此楼之命名，当取义于许用晦“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句。（见《才调集·七》许浑《咸阳城东楼（七律）》。）松圆“林风”“暮雨”等语，足为旁证。第一联上句与第二联上句相关，言河东君之醉酒。第一联下句与第二联下句相关，言河东君之唱曲。且暗以杜秋娘目河东君。盖“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乃《金缕衣》曲辞中之语，与“低迷”“黛烟”及“歌颦”诸辞相证发也。七、八两句乃指松圆等早起与河东君共看檀园芙蓉畔中新荷之本事。《南翔镇志·一一·园亭门》“檀园”条附李元芳《清晨独过檀园观荷（七律）》云：

寅恪案：茂初此诗题中之“清晨”并诗中之“新荷”“迎风”及“爱红”“爱绿”“怜影”“怜香”等辞，皆可与松圆诗语及河东君之名相印证。茂初此律似即为松圆此诗同时之作。但茂初诗题中“独过”二字，不知是否指诸老及河东君“数日共寻花底约”外之别一次，抑或实与诸老及河东君共同游赏，而于僧筏、缁仲诸侄辈有所不便，特标出一“独”字，以免老伯父风流本事之嫌耶？观孟阳此诗所述，乃诸老与河东君在檀园山雨楼中晚宴，酣饮达旦，如《史记·六六·滑稽传·淳于髡传》所谓“长夜之饮”者。次日清晨，诗老名姝彻夜不寐，余兴未阑，同赏楼前畔中之新荷，亦极自然之理，不过此为一次之事。既得新荷宜于侵晨观赏之经验，故遂有数日共寻之约欤？夫老人少寐，侵晨即起，乃生理情况所致，本不足异。但妙龄少女如当日年仅十七岁之河东君，转不似玉谿生所谓“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者（见《李义山诗集·上·为有（七绝）》），则由其生性若是，非勉强早起，追逐诸老作此游赏也。关于河东君特喜早起一端，可参散见前后论述卧子诗词中涉及河东君早起诸条，兹不更赘。

其四云：

邀得佳人秉烛同，清冰寒映玉壶空。春心省识千金夜，皓齿看生四座风。送喜觥船飞凿落（《列朝诗集》“凿”作“错”），助情弦管斗玲珑（《列朝诗集》“情”作“清”）。天魔似欲窥禅悦，乱散诸华丈室中。

寅恪案：此首第一句及七、八两句，足以证明是诗乃松圆自述邀约河东君夜饮于其所居之处，极歌唱酣醉之乐也。盖河东君当日之游嘉定，程、唐、李辈必轮次递作主人，以宴此神仙之宾客，斯乃白头地主认为吴郡陆机对于钱塘苏小所应尽之责任，如天经地义之不可逃避者。考孟阳此时其家实在嘉定西城。昔日惯例，城门夜必扃闭，时间过晚，非有特许，颇难通行。此首既无如第五首“城晚舟回一水香”之句，复无第六首“严城银钥莫相催”之语，则此次孟阳邀宴河东君夜饮，必不在其城内之寓所，可以推知。若在城外，恐舍张子石之杞园莫属。亦即孟阳《过张子石留宿诗》及《朝云诗》第一首“出饮空床动涉旬”句等，所指言之事之地也。然此诗中无显著之痕迹，姑记所疑，以俟更考。此首第一联上句可参《縆云诗》第四首“方信春宵一刻争”句。其出处皆为东坡“春宵一刻值千金”之语（见《东坡续集·二·春夜（七绝）》）。玩味松圆语意，应指河东君而言。但当时珍惜春宵之心者，恐只是孟阳，而非河东君。松圆竟作此语，何太不自量耶？下句则颇为实录，前引宋让木《秋塘曲序》云：“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据此可知河东君往往于歌筵绮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故吾人今日犹可想见是夕杞园之宴，程、唐、李、张诸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矣。

孟阳读书不务博涉，精研简练，采掇菁英。晚尤深《老》《庄》《荀》《列》《楞严》诸书，钧纂穿穴，以为能得其用。其诗以唐人为宗，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贼比拟之缪。七言今体，约而之随州。七言古诗，放而之眉山。此其大略也。

寅恪案：牧斋于孟阳推崇太过，招致当时及后世之不满。兹以不欲广涉，故不具论。但谓松圆晚年尤深于《楞严》及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贼比拟之缪，则于此不得不置一言。观《朝云诗》及《今夕行》，其剽贼比拟杜少陵之《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及《丽人行》，可谓至矣。牧斋何能逃阿私所好之讥乎？独此诗第七、八两句，乃混合《楞严》及《维摩诘》两经之辞义，以《楞严》之“天魔”，为《维摩》之“天女”，造语构思，殊觉巧切。牧斋谓其晚深《楞严》，钩纂穿穴，以为能得其用者，似或可信欤？全祖望《鲒埼亭外集·三三·钱尚书牧斋手迹跋》云：

第二幅云：“劫灰之后，归心佛乘，急欲请书本《藏经》，以供检阅。闻霍鲁斋作守道，（寅恪案：《清史列传·七八·贰臣传·霍达传》略云：“霍达，陕西武功人。顺治八年授浙江嘉湖道。十年迁太仆寺少卿。”及商务重印李卫、嵇曾筠等修《浙江通志·一二一》“分巡嘉湖道”栏载：“霍达，字鲁斋，陕西人。顺治八年、九年任。”故牧斋作此书之时间，得以约略推知。又王昶《明词综·十》录鲁斋《意难忘·雨夜》词一首，可供参证。）此好机缘，春夏间欲往访之。兄过嘉禾，幸为商地主，不至栖栖旅人也。内典可更为一搜访。”呜呼！望尘干索，禅力何在？不觉为之一笑。

寅恪案：牧斋之禅力，固不能当河东君之魔力，孟阳之禅力，恐亦较其老友所差无几。吾人今日读松圆此诗并谢山此跋，虽所据论者有别，然亦不觉为之一笑也。至《楞严经》，寅恪十余岁时，已读牧斋所作之《蒙钞》，后数年，又于绍氏见一旧本《蒙钞》，上钤牧斋印记，亦莫辨其真伪。近数十年来，中外学人考论此经者多矣。大抵认为伪作。寅恪曩时与钢和泰君共取古今中外有关此经之著述及乾隆时满蒙藏文译本参校推绎。尤注意其咒文，是否复元后，合于梵文之文法及意义。因此得一结论，即此经梵文音译之咒心，实非华人所能伪造。然其前后诸品，则此土文士摭取开元以前关于阿难、摩登伽女故事译文，融会而成。故咒心前后之文，实为伪造，非有梵文原本。譬如一名画手卷，画虽是真，而前后题跋皆为伪造。由是言之，谓此经全真者，固非。谓其全伪者，亦未谛也。当寅恪与钢君共读此经之时，并偶观尚小云君演摩登伽女戏剧。今涉笔及此，回思前事，又不觉为之一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