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河东君嘉定之游（第1页）
附：河东君嘉定之游
此期河东君与卧子之关系，已如上述。兹附论河东君此期嘉定之游。就所见材料言之，河东君嘉定之游，前后共有二次。一为崇祯七年甲戌暮春至初秋。二为崇祯九年丙子正月初至二月末。今依次论述之。虽论述之时间，其次序排列先后有所颠倒，然以材料运用之便利，姑作如此结构，亦足见寅恪使事属文之拙也。
河东君第一次所以作嘉定之游者，疑与谢三宾所刊之《嘉定四君集》有关。其中程嘉燧《松圆浪淘集》首谢三宾《序》后附记云：
庚午春日莆阳宋瑴书于垫巾楼中。
及马元调为谢氏重刻《容斋随笔》卷首《纪事一》略云：
去年春，明府勾章谢公刻子柔先生等集，工匠稿不应手，屡欲散去。元调实董较勘，始谋翻刻，以寓羁縻。崇祯三年三月朔，嘉定马元调书于僦居之纸窗竹屋。
据此《嘉定四君集》刻成在崇祯三年春季，崇祯七年河东君在松江，其所居之地，距嘉定不远，经过四五年之时日，此集必已流布于几社诸名士之间，河东君自能见及之。如《列朝诗集·丁·一三》所选娄贡士（坚）诗。其中有《秋日赴友人席修微有作同赋》一题，足证嘉定四先生颇喜与当日名姝酬酢往还，河东君得睹此类篇什，必然心动，亦思仿效草衣道人之所为。揆以河东君平生之性格及当日之情势，则除其常所往来之几社少年外，更欲纳交于行辈较先之胜流，以为标榜，增其身价，并可从之传受文艺。斯复自然之理，无待详论者也。至若嘉定李宜之与王微之关系，可参赵郡西园老人（寅恪案：此乃上海李延昰之别号）《南吴旧话录·二四·闺彦门》“王修微”条及附注，兹不详引。又检《有学集·二十·李缁仲诗序》所言“青楼红粉，未免作有情痴”及申论伶玄“**乎色，非慧男子不至”之说，疑即暗指李、王一段因缘。牧斋于王修微本末多所隐饰。如《列朝诗集·闰四·草衣道人王微小传》，不言其曾适茅元仪及后适许誉卿复不终之事实。（见《明诗综·九八·妓女门·王微小传》。）盖为挚友名姝讳。其作《缁仲诗序》亦同斯旨也。
河东君第一次作嘉定之游，虽应有介绍之人，然今既不易考知，亦不必详究。但其作第二次之游，则疑与第一次有别，即除共嘉定耆宿商讨文艺之外，更具有“观涛”之旨趣（见后论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二十五通）。故就河东君择婿程序之地域与年月之关系约略言之，崇祯八年秋晚以前，为松江时期。八年秋晚以后至九年再游嘉定复返盛泽归家院，为嘉定盛泽间时期。十一年至十三年十一月，为杭州嘉兴时期。此后则至虞山，访牧斋于半野堂，遂为一生之归宿。风尘憔悴，奔走于吴越之间，几达十年之久。中间离合悲欢，极人生之痛苦。然终于天壤间得值牧斋，可谓不幸中之幸矣。古人有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见《战国策·六·赵策》《史记·八六·刺客传·豫让传》《汉书·六二·司马迁传》及《文选·四一》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等。）河东君以儒士（见《牧斋遗事》“国朝录用前期耆旧”条所述牧斋戏称河东君为柳儒士事）而兼侠女，其杀身以殉牧斋，复何足异哉？
河东君首次嘉定之游，今仅从程松圆诗中得知其梗概。唐叔达（时升）虽亦有关涉此事之诗，但《嘉定四君集》刻成于崇祯三年春季，故唐氏所赋之诗，未能收入，殊为可惜。更俟他日详检旧籍，倘获见唐氏诸诗，亦可弥补缺陷也。
上海合众图书馆藏《耦耕堂存稿诗》钞本上、中、下三卷。其中卷载有《朝云诗八首》（孟阳之婿孙石甫介藏钞本，题作《艳诗》。刻本钞补题作《朝云诗》。此原钞本，本题《朝云诗》，旁用朱笔涂改“伎席”二字。孙石甫事迹可参光绪修《嘉定县志·一八·金望传》，及同书一九《金献士传》并《有学集·一八·耦耕堂集序》等），《列朝诗集·丁·一三·松圆诗老程嘉燧诗》，虽选《朝云诗》，但止《耦耕堂存稿诗》此题之前五首，而无后三首。兹全录《耦耕堂存稿诗》中此题八首，略就其作成时间及河东君寓居地点，并与河东君共相往来酬和诸人，分别考述之于下。
今综合松圆在崇祯七年甲戌一年内所作诸诗排列次序考之，《朝云诗八首》，殊有问题。此题之前诸题，自《甲戌元日闻鸡警悟》，即《朝云诗》前第十五题，为崇祯七年所赋第一诗。其他诸题如《朝云诗》前第十二题为《花朝谭文学载酒看梅复邀泛舟夜归即事》，前第九题为《三月晦日过张子石留宿同茂初兄作》，前第六题为《四月二日过鲁生家作》。此皆注明月日，与诗题排列次序先后符合，甚为正确，绝无疑义。但《朝云诗》前第二首《送侯豫章之南吏部》（寅恪案：“章”应作“瞻”），据《侯忠节公（峒曾）集》首附其子所编《年谱》“崇祯七年甲戌”条云：“是冬十一月之官南中。”《朝云诗》前第一题为《和韵送国碁汪幼清同侯铨曹入京先柬所知》中有“归装岁暮停”之句。又，《朝云诗》后第三题《邹二水知郡枉访有赠》，题下自注云：“南皋公孙，由汝上，流寓京口。”据《耦耕堂存稿诗自序》云：“甲戌冬，余展闵氏妹墓于京口五州山下。”初视之，似《朝云诗八首》乃崇祯七年冬季所作。细绎之，诗中所言景物，不与冬季相合。《耦耕堂存稿诗〈钞本〉·朝云诗》第七首上有朱笔眉批云：“八诗自晚春叙及初秋，时序历历可想。”此批虽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但即就此题第一首第一句“买断铅红为送春”及第七首第一句“针楼巧席夜纷纷”之语观之，可证其言正确，不必详察其余诗句也。然则此题诸诗必非一时所赋，乃前后陆续作成者。岂此题诸诗作成之后复加修改，迟至冬季始告完毕，遂编列于崇祯七年冬季耶？更有可注意者，此题八首诗中，前五首与后三首，虽时节气候相连续，然此后三首中所述款待河东君之主人，皆在其城内寓所。主人固非一人，但直接及间接与唐叔达有关。颇疑此题前五首为前一组，此题后三首为后一组。此后一组与此题八首后一题之《今夕行》，复有密切相互之关系。牧斋编选《列朝诗集》，择录《朝云诗》前五首，而遗去《朝云诗》后三首及《今夕行》。何以不为孟阳讳，转为叔达讳，其故今未敢臆测。然《朝云诗》后三首及《今夕行》，与《朝云诗》前五首所赋咏者有别，亦可据此以推知矣。
今欲考此次河东君嘉定之游，所居住游宴之地，必先就程孟阳（嘉燧）、唐叔达（时升）、张鲁生（崇儒）、张子石（鸿磐）、李茂初（元芳）、孙火东（元化）诸人居宅或别墅所在，约略推定，然后松圆为河东君此次游练川所作绮怀诸诗，始能通解也。
程松圆（嘉燧）《耦耕堂集自序》云：
天启（五年）乙丑五月，由新安至嘉定，居香浮阁。宋比玉（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度岁于此，梅花时所题也。（崇祯三年）庚午四月，携琴书至拂水，比玉适偕。钱受之属宋作八分书“耦耕堂”，自为之记。（崇祯五年）壬申春，二子移居西城。余偶归，而唐兄叔达适至，因取杜诗“相逢成二老，来往亦风流”之句，颜西斋曰“成老亭”。先是（崇祯四年）辛未冬娄兄物故，已不及见移居。（崇祯七年）甲戌冬，余展闵氏妹墓于京口五州山下，过江还，则已逼除，因感老成之无几相见，遂留此。日夕与唐兄寻花问柳，东邻西圃，如是者二年，而唐兄亦仙去。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云：
垫巾楼。辅文山后，积谷仓前。员外郎汪明际辟，为程嘉燧、宋珏辈觞咏之所。
同书一九《汪明际传》略云：
汪明际，字无际，一字雪庵。弱冠名籍甚，精易学，工诗画。万历戊午举于乡，选寿昌教谕。（寅恪案：乾隆修《严州府志·十·官师表》，载明崇祯间寿昌县教谕，有“汪无际，嘉定人”。）读书魏万山房，倡导古学。迁国子学录，历都察院司务，营缮司主事，晋员外郎。督修京仓。以疾告归。给谏邹士楷遗书劝驾，拟特疏荐举，辞。后以同官接管误工，拜杖死。子彦随，字子肩，工画。崇祯（六年）癸酉副榜。痛父冤殁，终身庐墓。
徐沁《明画录·五》云：
汪明际，字无际，余姚人，占籍华亭。登乡荐。画山水，苍凉历落，笔致秀逸，以士气居胜。
寅恪案：孟阳以新安人侨寓嘉定，虽早欲买田宅于练川，而未能成。（见《松圆浪淘集·总目》“蓬户卷四”目下注云：“（万历二十三年）乙未正月葬毕还吴，同孙三履和至梁宋间。（二十四年）丙申，（二十五年）丁酉，皆闲居，日从丘（子成集）、张（茂仁应武）二丈，唐（叔达时升）、娄（子柔坚）二兄晤言，有蓬户诗。买田城南未成。”及《空斋卷五》载《买田宅未成戏为俚体》诗，首二句云：“城南水竹称幽情，几念还乡买未成。”）故在崇祯五年春，移居西城以前，往往寄居友人别业。其在嘉定寓居之垫巾楼，亦略同于常熟拂水山庄之耦耕堂。耦耕堂之得名，已详载于《初学集·四五·耦耕堂记》。垫巾楼之名，亦与此相同，实出孟阳友人所题，而非松圆所自名也。《后汉书·列传·五八·党锢传·郭太传》云：
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如此。
盖孟阳以山人处士之身份，故可借林宗之故事以相比。若孟阳本人，似不应以此名自夸。至于汪无际后来由乡荐（寅恪案：光绪修《嘉定县志·一四·选举志·科贡门》“举人”栏，万历四十六年戊午载有汪明际之名），仕至员外郎，其在孟阳僦居之前，尚希用世，更不宜即以处士终身之林宗自况，亦甚明矣。然则此楼之名，岂汪氏特为松圆而命耶？俟考。
复次，取《松圆浪淘集·总目》“春帆卷十三”下注略云：“（万历四十年）壬子秋僦居城南垫巾楼，与唐子孟先同舍并居。（四十一年）癸丑冬宋比玉（珏）至。”并《春帆集》中《移居城南送李缁仲（宜之）乡试并寄（龚）仲和（方中）》《垫巾楼中宋比玉对雪鼓琴》两题，及《松寥卷十四·元日同唐孟先垫巾楼晏坐》，又前引《浪淘集》首谢三宾《序》后附“庚午春日莆阳宋瑴书于垫巾楼中”及孟阳《耦耕堂集自序》“（崇祯五年）壬申春二子移居西城”等语，综合观之，则知孟阳自万历四十年秋，至崇祯五年春，二十年间，其在嘉定，乃寄居汪无际城南之垫巾楼，而与崇祯五年春间以后所移居之西城寓所，非同一地，自与河东君嘉定之游，不相关涉者也。盖昔人“城南”一词，习指城墙以外之南方而言，如辛氏《三秦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及孟棨《本事诗·情感类》“博陵崔护”条“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等，可为例证。孟阳习于旧籍成语，自故用此界说。至其所谓西城，则指城内之西部。由是言之，“城南”与“西城”，其间实有城墙之隔离也。此点似无足关轻重，但以与河东君在嘉定居住游宴之问题有关，且孟阳诗中，屡见垫巾楼之名，易致淆混，遂不避烦琐，先辨之如此。余可参下论唐时升园圃条等。
《列朝诗集·丁·一三·上·唐处士时升小传》略云：
时升，字叔达，嘉定人。少有异才，未三十，谢去举子业，读书汲古，通达世务。居恒笑张空弮开横口者，如木骝泥龙，不适于用。酒酣耳热，往往捋须大言曰：“当世有用我者，决胜千里之外，吾其为李文饶乎？”太原公（寅恪案：指王锡爵）执政，叔达偕其子辰玉读书邸中。（寅恪案：辰玉者，指王锡爵之子衡。见《明史·二一八·王锡爵传》）天下渐多事，上言利病者纷如。叔达私议某得某失，兵农钱谷，具言其始终沿革，若数一二。东西构兵万里外，羽书旁午，独逆断其情形虚实，将帅成败，已而果然。先帝即位，余以詹事召还。叔达为文赠余，备陈有生以来，所见闻兵革之事，谓今日聚四方之武勇，转九州之税敛，与一县之众角，已十年而不得其要领。国初所以收群策群力，定乱略，致太平，公之所详也，其可为明主尽言乎？或谓广厦细旃，非论兵之地，则汉之贾谊，唐之李泌、陆贽、李绛独何人哉？余未几罪废，不克副其望，而叔达之穷老忧国，为何如也。家贫好施予。锄舍后两畦地，剪韭种菘。晚年时闭门止酒，味庄列之微言，以养生尽年。语及国事，盱衡抵掌，所谓精悍之色，犹着见于眉间也。
黄世祚等修《嘉定续志》附前志一九《人物志·文学门·唐时升传》考证云：
时升工山水。有《西隐寺纳凉册》六幅，随意挥洒，颇得云林天趣。自题云：“余不善画，亦不工书。（万历十九年）辛卯长夏，避暑西隐之竺林院。山窗无事，用遣岑寂，非敢与前人计争巧拙也。留与元老禅兄一笑。”程庭鹭、施锡卫皆有跋。又宋道南曾见先生画幅，石摹子久，树仿云林，颇神似。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处士唐时升宅”条云：“北城。”其后附张鹏翀（寅恪案：鹏翀，嘉定人。事迹见《嘉定县志·一六·宦迹门》及《清史稿·五百零九·艺术传》等。又，《嘉定县志·二七·艺文志·别集类》载：“《南华山人诗钞》十六卷，张鹏翀著。”）《过叔达先生故居》云：
吾乡四先生，程、李、娄与唐。阅世未百年，遗迹多苍茫。惟有唐翁居，犹在北郭旁。今朝好风日，邻曲春酒香。招呼共娱乐，醉步校猎场。（寅恪案：“校猎场”谓演武场也。）回桥俯清溪，新柳三两行。宛然幽人姿，疏梅出颓墙。叩门伫立久，春风为低昂。入门抚奇树，云已百岁强。念此手泽存，剪拜毋敢伤。更有古桂花，四时自芬芳。先生手摩挲，黄雪名其堂。庭之枣纂纂，河之水洋洋。灌园足自给，不藉耕与桑。（下略。）
同书同卷“唐氏园”条云：
演武场西。中有梅庵，娱晖亭。有土阜名紫萱冈。架石为读书台，亦名琴台。唐时升辟。
同书二《官署门》“演武场”条云：
旧在西门外，高僧桥西。今在西城七图。基地三十三亩七分三厘九毫。明正统二年，巡抚周忱建广储库，贮官布。嘉靖十五年，知县李资坤改演武场。二十三年，知县张重增筑外垣，建讲武堂。垣与堂久废。国朝因之。（寅恪案：《嘉定县志·三十·古迹门》“城头”条附张陈典《寻疁城故址》诗云：“有元于此地，曾设演武场。”可知嘉定县之演武场，乃元代所建，本在城外。明嘉靖十五年改西城内之广储库为演武场。故今《嘉定县志》卷首县城图所绘演武场，即在城内。唐氏园东之演武场，自应在城内。恐读者误解，特附识于此。又《嘉定县志·三二·轶事门》载崇祯中诸生王绂《同朱介繁观演武场团练》诗，并可参阅，以资谈助。）
同书三一《寺观门·县城》“西隐寺”条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