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第3页）
让木诗中所言河东君事迹，辞语不甚明显，但以其关系重要，未可忽视。故姑就鄙见，推测解释之于下。
诗云：
校书婵娟年十六，雨雨风风能痛哭。自然闺阁号铮铮，岂料风尘同琭琭。
寅恪案：“校书婵娟年十六”句，“婵娟”不仅为通常形容女性之美辞，疑亦兼寓河东君原名“云娟”中之“娟”字。此点已详第二章所论，兹不复赘。“年十六”则正是河东君纪年实录。盖崇祯六年河东君之年岁如此。以若是之妙龄女子，而能造诣超绝，与几社胜流相比并，固不必同于世俗之女性，往往自隐讳其真实年龄也。“雨雨风风能痛哭”句，初读之，颇不能解。后得见河东君《戊寅草》，并取卧子集中有关之篇什参互证之，始恍然知让木此句实指崇祯六年春季河东君所赋风雨诸篇什而言。如《游龙潭精舍登楼作时大风和韵》云：
琢情青阁影迷空，画舫珠帘半避风。缥缈香消动鱼钥，玲珑枝短结甃红。同时蝶梦银河里，并浦鸾湖玉镜中。历乱愁思天外去，可怜容易等春蓬。
《伤歌》（寅恪案：《乐府诗集·六二·伤歌行（古辞）》云：“春鸟向南飞，翩翩独翱翔。悲声命俦匹，哀鸣伤我肠。”河东君盖自比春鸟，赋此伤春之辞也。）云：
翔禽首飘翳，白云寄贞私。岁月**繁圃，风物遑弃时。揽衣眷高翮，义大难为持。沙棠亦已实，乌椑亦已侈。渌水在盛霄，碧月回晴思。厉飙忽若截，洞志讵有私。人居天地间，失虑在娥眉。得之讵有几，木叶还辞枝。诚恐不悟此，一日沦无期。俦匹不可任，良晤常游移。我行非不远，我念非不宜。忧来或不及，沾裳不能止。春风易成偶，春雨积成丝。谁能见幽隐，之子来何迟。一言违至道，谅为达士嗤。
又，《寒食夜雨十绝句》其五云：
房栊云黑暮来迟。小语花香冥冥时。想到窈娘能舞处，红颜就手更谁知。（寅恪案：《全唐诗·第二函·乔知之·绿珠篇》有：“此时可喜得人情”，“常将歌舞借人看”及“一旦红颜为君尽”等语。河东君诗句，盖即用乔氏诗语也。）
今取《陈忠裕全集》所载卧子之诗，其作成时间确知为崇祯六年癸酉春季者，如《花朝大风》《寒食雨郊行（七古）二首》（见《陈忠裕全集·十·陈李倡和集》）及《清明三首》之二（见《陈忠裕全集·一九·陈李倡和集》）云：
梨花冷落野中分，白蝶茫茫剪翠裙。今日伤心何处最？雨中独上窈娘坟。
河东君之“画舫珠帘半避风”“可怜容易等春蓬”“忧来或不及，沾裳不能止”“春风易成偶，春雨积成丝”即让木所谓“雨雨风风能痛哭”者，而“想到窈娘能舞处”与卧子“伤心独上窈娘坟”同用一典，其相互关系，自不待言。又李舒章所谓“春令之作，始于辕文者”（详见下论），当亦指此时而言。盖崇祯六年春季特多风雨，而辕文与河东君此际关系甚密，宜有《春闺风雨》之作也。
抑更有可论者，据钱肇鳌《质直谈耳·七》“柳如之轶事”（寅恪案：“之”当作“是”。下同）条载宋辕文因受责于其母，遂与河东君踪迹稍疏事。（详见下引。）推计其时间，约略相当于河东君赋《伤歌》之际。此歌云：“人居天地间，失虑在娥眉。得之讵有几，木叶还辞枝。”“俦匹不可任，良晤常游移。”“谁能见幽隐，之子来何迟。”岂河东君以征舆踪迹稍疏，出此怨语耶？后来终与辕文决绝，而转向卧子，其端倪盖已微见于此诗矣。
诗云：
绣纹学刺两鸳鸯，吹箫欲招双凤凰。可怜家住横塘路，门前大道临官渡。曲径低安宛转桥，飞花暗舞相思树。
似谓河东君最初所居之地也。其地虽难确定，若依前引沈虬《河东君传》所云：“听其音，禾中人也。”之语，应是指河东君原籍之嘉兴而言。但鄙意此点不必过泥，颇疑宋诗之“横塘”，即谓吴江县盛泽镇之归家院。陈卧子为河东君而作之《上巳行》云：“重柳无人临古渡，娟娟独立寒塘路。”（见《陈忠裕全集·一一·平露堂集》。）陈诗之“古渡”，即宋诗之“官渡”。陈诗之“寒塘路”，即宋诗之“横塘路”。卧子赋此诗时，在崇祯十二年已卯。河东君于崇祯八年乙亥秋深离松江往居盛泽归家院。虽其间去来吴越“行云无定所”（此句见《太平广记·四八八·莺莺传·续〈会真诗〉》），然其经常住处，当仍为归家院。故可以取归家院地域形势以统属河东君。据此陈宋两诗可以互相证明也。余参后论陈卧子《上巳行》节。更考“横塘”地名之出处，时代较早，且为词章家所习用者，恐当推《文选·五》左太冲《吴都赋》：“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其地实在江宁。后来在吴越间以“横塘”为名者更多，故文人作品中，往往古典今典参合赋咏。即就让木同时人之诗言之，如吴梅村《圆圆曲》“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之“横塘”，依靳介人注，则在苏州。（见靳荣藩《吴诗集览·七·上》，并参第五章论《圆圆曲》节。）钱牧斋《茸城惜别》诗“绣水香车度，横塘锦缆牵”之“横塘”，依钱遵王《注》，则在嘉兴。（见钱曾《有学集诗注·七》。）此皆其例证。由是言之，让木诗中之“横塘”，虽与嘉兴之环境符合，然吴越水乡本甚相似，故亦能适合吴江盛泽镇归家院之地，不必限于禾中一隅也。仲廷机《盛湖志·十·列女名妓门》略云：
徐佛，原名翿，字云翾，小字阿佛。嘉兴人。随其母迁居盛泽归家院。
同书四《街里门》略云：
市北自西**口北岸至东，以巷名者，曰归家院。东市口曰梭子归家。百嘉桥之北，曰石敢当。
同书同卷《桥梁门》“百嘉桥”条下注云：
俗称柏家，旧名终慕。
同书五《古迹门》云：
归家院在终慕桥北堍。地名十间楼。明才媛柳是故居。
下注引王鲲《十间楼》诗云：
柳荫深处十间楼。玉管金樽春复秋。只有可人杨爱爱，（寅恪案：前所论苏子美《杨爱爱传》，王氏未必得见。此不过用昔人李师师之例，以“爱爱”为称耳。）家家团扇写风流。
及卷末《杂识门》云：
十间楼者，柏家桥北一带是也。即《觚剩》所云“归家院”。
寅恪案：《盛湖志》所纪徐佛所居之归家院，亦可与让木诗语相合。岂河东君最初亦居盛泽归家院近旁耶？让木诗“绣纹学刺两鸳鸯，吹箫欲招双凤凰”者，谓河东君少小待字闺中也。“横塘”“官渡”“宛转桥”“相思树”等四句，乃指禾中盛泽之地。谓河东君即居其处也。
诗云：
初将玉指醉流霞，早信平康是狭邪。青鸟乍传三岛意，紫烟便入五侯家。
似谓河东君初入徐佛家为婢，后复由徐氏转入周道登家。河东君与徐佛本同乡里，云翾收取为婢，自极寻常。至周家之收购，则必经一度之访觅也。后来河东君被逐于周氏，流落人间，辗转数年，短期与卧子同居，又离去卧子，复返盛泽，居云翾寓所，与诸女伴如张轻云、宋如姬、梁道钊等同在一地耳。（参乾隆刊《盛湖志·上·形胜门》、仲时镕《凌巷寻芳诗序》及仲廷机辑《盛湖志·十·列女名妓门·徐佛传》末所附梁道钊、张轻云、宋如姬事迹。又梁道昭事迹详见邹枢《十美词纪》“梁昭”条及徐树丕《识小录·梁姬传》。）又据第二章所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载崇祯九年丙子张溥往盛泽镇访徐佛。佛已适人，因得见其婢杨爱事。（参陈琰辑《艺苑丛话·九》“柳如是曾在苏属盛泽镇徐家作婢”条。）可知河东君在崇祯九年云翾未适周金甫以前，尚与之同寓一处。或者徐既适人后，始独立门户耶？至钱肇鳌云“得鬻为娼”，其实乃是河东君之再度流落。前引沈虬之文谓河东君为云翾之婢，如指未入周家以前，则近事实。若言河东君于崇祯九年丙子尚在徐家为婢，则时限太晚，殊为不合也。然据《牧斋遗事》中“初吴江盛泽镇有名妓曰徐佛”条记张溥访徐佛事，作“养女杨爱”。钮玉樵（琇）《觚剩·三·吴觚》“河东君”条亦纪此事，作“其弟子曰杨爱”，则颇近事实，惟此等材料之作成，皆在沈氏之后，岂亦知沈氏所言不合情理，遂改易之耶？寅恪初读让木“初将玉指醉流霞，早信平康是狭邪”之句，以为“平康”“狭邪”出自唐人《李娃传》，非不易解之故实。至“玉指”“流霞”之句，则难通其义。“流霞”之语，虽与《李义山诗集·中·花下醉（七绝）》“寻芳不觉醉流霞”句有关。然疑尚不能尽宋氏之旨意，当必更有其他出典。因检李时珍《本草纲目·一七·下·草部》“凤仙”条云：
时珍曰：其花头翅足具备，翘然如凤状，故以名之。女人采其花及叶包染指甲。其实状如小桃，老则迸裂，故有指甲，急性，小桃诸名。宋光宗李后讳凤，宫中呼为好女儿花。张宛丘呼为菊婢。（寅恪案：“菊婢”之名，可参张耒《柯山集·八·自淮阴被命守宣城复过楚雨中遇道孚因同诵楚词为书此以足楚词》五言古诗云“秋庭新过雨，佳菊独秀先。含芳良未展，风气已清妍。金凤汝妾婢，红紫徒相鲜”等句。）韦后呼为羽客。（余详赵恕轩（学敏）《凤仙谱》。）
始悟让木实有取于张文潜目此花为“菊婢”之意，暗寓河东君初在徐佛家为婢事。其辞微而显，婉而成章，可谓深得春秋之旨矣。又河东君性情激烈，以“急性子”方之，亦颇适切。又，卧子词有云“小桃纤甲印流霞”（见《陈忠裕全集·二十·诗余·天仙子》），可取与让木此句参证也。“紫烟便入五侯家”句，合用吴王夫差女小玉，即紫玉，化烟事，并韩君平《寒食》诗，“轻烟散入五侯家”之语，易“轻烟”为“紫烟”，与“青鸟”为对文耳。此固易晓，不待多论。至“青鸟乍传三岛意”句，则青鸟为西王母之使者，亦常用典故，无取赘释。“青鸟”与“三岛”连用，自出《李义山诗集·上·无题》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之语，又不待言也。所可注意者，据钱氏所述周文岸之母以河东君善于趋承，爱怜之。后又因周母之故，免于被杀，得鬻为娼。似河东君与周母之间，原有特别关系。或者河东君之入周家，本由周母命人觅购婢女以侍奉己身。故河东君初时实为周母房中之侍婢。宋氏用青鸟之典，以西王母比周母，即指此而言。文岸之以河东君为妾，殆从周母处乞得之者。此类事例，乃旧日社会家庭中所恒见。若作如此假设，关于河东君所以因周母而得免于死之故，更可明了矣。
诗云：
十二云屏坐玉人，常将烟月号平津。骅骝讵解将军意，鹦鹉偏知丞相嗔。
似谓河东君自周家放逐，流落人间之由，即钱肇鳌所云，河东君为周氏群妾所忌，谮于主人，谓其与仆通，因被放逐之事。据诗意，即河东君所自述，乃周仆不解事，与己身无干也。让木诗此节第一、第二两句，言周文岸素以风流著称，姬妾甚多也。“十二云屏坐玉人”者，用杨国忠故事（见苏鹗《杜阳杂编·上》“元载末年造芸辉堂于私第其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也”条及《太真外传·上》“忆有一屏风”节下注文），与下文“鹦鹉偏知丞相嗔”句之出《杜工部集·一·丽人行》诗“慎莫近前丞相嗔”之指杨国忠者，相照应也。“十二”二字出《白居易文集·五·酬（牛）思黯（僧孺）戏赠同用狂字（五律）》前四句“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鬓如霜”自注云：
盖乐天借用《玉台新咏·九·歌词》二首之二“头上金钗十二行”之古典，以指牛氏姬妾之众多，与《歌词》之原旨并不适合。但其后文人袭用，“十二金钗”遂成习见之俗语矣。（可参《全唐诗·第七函·白居易·三三·酬思黯戏赠》并汪西亭（立名）注《白香山诗后集·一五》此题及汪氏案语引朱翌《猗觉寮杂记》云：“乐天诗：‘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以言声妓之多，盖用古乐词云：‘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是一人头插十二钗耳，非声妓之多，十二重行也。”）让木诗“常将烟月号平津”句，“烟月”者，烟花风月之义（可参陶谷《清异录·一·人事类》“蜂窠巷陌”条）。“平津”者，用公孙弘故事（见《汉书·五八》本传）。当时党社中人如让木辈门户之见颇深，其诋斥周氏如此，固不足异。（可参潘柽章《松陵文献·六·周道登传》论及乾隆修《吴江县志·二八·周道登传》后附朱鹤龄语。并朱氏《愚庵小集·一四·书阁学周公（文岸道登）事》云：“李可灼进红丸，大宗伯孙公（慎行）议当加首辅以弒君之诛。公独不附其说，且曰：‘果律以《春秋》之义，某与诸公同在朝，亦当引罪。’及居政府，依傍东林者，遂极口排诋，不久去位。然公言实为平论，后世必有能辨之者。钱虞山有言，近代进药之狱有二，以唐事断之可也。援《春秋》则迂矣。□世宗之升遐也，与唐宪宗相似，柳泌僧大通付京兆府杖决处死，王金等之议辟宜也。李可灼之事，与柳泌少异，以和御药不如法之例当之可也。当国之臣，则有穆宗贬皇甫镈之法在，不此之求，而远求《春秋》书许止之义，效西汉之断狱，此不精于经义之过也。吁！虞山公东林党魁也，而其言若是，然则公之不附孙宗伯，可不谓宰相之识哉？”朱氏之论，颇袒文岸。但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述牧斋阁讼始末，即“钱少宗伯谦益声气宿望虚誉隆赫”条云：“（温）体仁（周）延儒交遂合，始有召对钱千秋之事。谦益等又欲攻去周辅道登，故道登亦从中主持。”夫牧斋在当时俨然为东林党社之宗主，文岸乃与乌程阳羡合流，而为钱、瞿所欲攻去之人。宜乎让木有此不满于念西之辞也。长孺之论，岂为亲者讳耶？）是非如何，兹可不论。但可注意者，即让木赋此诗后七年，即崇祯十三年庚辰河东君所作“向来烟月是愁端”之语（见《东山酬和集·一·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与宋诗此句不无关涉也。此点俟后详论之。“将军”一辞，出辛延年《羽林郎诗》（见《玉台新咏·一》），以冯子都比周仆。“鹦鹉”乃河东君取以自比之辞，即卧子崇祯六年癸酉《秋夕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七律）二首》之二所谓“已惊妖梦疑鹦鹉”者（见《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倡和集》），皆用唐天宝宫中白鹦鹉梦为鸷鸟所搏，后果毙于鹰之故典（见《杨太真外传·下》并《事文类聚后集·四十》及《六帖·九四》所引《明皇杂录》）。盖指在周家为群妾所谮，几被杀之事而言，但不免过于刻薄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