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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发展中的经济

四朝元老文彦博反对赵顼、王安石变法，彦博道：“祖宗法制完备，不要更张失人心。”赵顼道：“更张法制，士大夫自然不便，对百姓却有什么害处？”彦博道：“朝廷依靠士大夫治天下，还是依靠百姓治天下？”文彦博这几句话，明白指出宋朝法制的真精神，就是官僚地主的利益尽量扩大，一般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尽量摧残，因为朝廷需要官僚地主的拥护，所谓人心，就是士大夫的心。不过事实上，在北宋中叶以前，一般的经济情况仍然在发展过程中。

（一）农业

农业经过唐末五代长期地严重地摧残，到北宋又向前发展。因为这时已经没有唐末藩镇间同五代列国间成年累月的战争，而是一个和平统一的时代。由于和平，全国农民都有机会去生产；人口逐渐增加，劳动力也慢慢充实起来，把过去荒芜的田园重新开辟。由于统一，农民被免除了以往繁重的负担：赵匡胤建隆年间，诏除沧、德、棣、淄、齐、郓等州三十九处渡口算钱；随后又陆续废除橘园、鱼池、水硙（水磨）、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目的苛捐杂税。赵光义太平兴国三年，罢去沿河州县民船载粟的算钱。赵恒大中祥符六年，废除诸路州军农业器具的税钱。减轻农民负担，是促进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北宋水利事业，也很发展。河北的陂塘（蓄水池塘），对农业帮助很大，从那里引水灌田，既节省人力，又增加收获。赵恒咸平年间，汝州导汝水灌溉垦地六百顷，一年收粮二万三千石；襄阳县修筑水堤，把淳河水截入陂渠，灌溉民田三千顷；宜城县用蛮河水灌田七百顷。赵祯嘉祐年间，赵尚宽在唐河县修复汉代陂渠，凡来种田的人，都借给耕牛、犁头、种子、食物，一年以后，不仅本地逃亡户都自动回家，并且从淮南、湖北各地还迁移来二十多户。赵顼熙宁元年，襄州宣城县官朱纮，修复旧日小渠，灌田六千顷。赵佶政和六年，平江府兴修围田二千余顷。从这几个实例中，可能看出大概情况。引水灌田面积达几万顷，不仅说明北宋农业较以前进步，也促成经济的发展。

江淮两浙一带，一遇天气稍旱，比较高仰的水田就容易枯竭，稻米产量因而减少。赵恒大中祥符四年，派遣使臣到福建取来“占城稻”种三万斛，分给人民。“占城稻”开始于福建，原是从占城传来的，与中国稻相比，颗粒较小而穗较长；它可以在高仰处生长，成熟时间较早。这种早稻传布于中国各地，自然能增加农产数量。

赵匡胤即位以后，就下诏奖励“广植桑枣，垦辟荒田”的农民，和能招徕流民、减少旷地的县官。赵恒咸平初年，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课植桑、枣于岭外一带。直到赵佶崇宁年间，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王觉还开辟荒地到一万顷上下。两广本是荒僻地带，从此农业日渐进步。

北宋的农业，在初期获得较大的发展。但是后来因为皇帝、官吏、豪绅、地主们剥削的增加，又使农民破产、流亡，农业发展遭受挫折。

（二）租税

（耕自己田称为税，耕他人田称为租，通称为田赋。）

柴荣均定田租，历代享受免赋特权的曲阜孔氏，也同平民一样，缴纳租赋，其他世家大族，自然更不得隐避。赵匡胤登位第二年，借口周末度（测量）田不实，特派使官再出度田，又下诏许民开垦，州县官无得检括（稽查），只据现田作赋额。这就是说，形势户（现任文武职官及州县豪强人户称形势户）、大地主可以托名开垦，隐避或减少（二十税一或三十税二）租赋，小农眼前耕种的田地，被官吏检出，永远作为田赋的定额。据旧史记载，赵匡胤末年，天下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余顷；赵光义末年，垦田三百一十二万余顷；赵恒末年，垦田五百二十四万余顷；赵祯末年，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赵曙末年，垦田四百四十余万顷；赵顼末年，垦田四百六十一万余顷。宋垦田数比过去任何统一朝代（西汉、隋、唐）少得多。尤其是赵祯在位四十余年，号称北宋全盛时代，垦田却耗减最甚。这说明当时对西夏连年用兵，农民被迫弃田逃亡，豪强乘机兼并，扩大免赋特权，异口同声称颂赵祯的仁政（赵祯号称仁宗）。赵曙时，垦田骤增一倍，照三司使的解释说：“这个数字是据租赋数约略推算，民间隐逃的田亩，至少占十中七八，所以实际垦田当有三千余万顷。祖宗旧制，不愿扰民（官僚地主），从没有切实检查，因此莫知垦田实数。”免赋田占六分之五强，一切军费、徭役、租赋，都加在六分之一弱的田亩上，两个阶级负担的不公，即此可见。

赵顼创行方田法（东西南北各千步，约得田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称为一方），想削夺官僚地主的利益，增加国家收入。官员们借口“民以为不便”，纷纷反对，行施不久就停止，已“方”的界线，也被豪强毁坏。赵佶又行方田法，十年间完成了六路（全国分二十三路），贪官赃吏勾结地方土劣，任意妄为，弊端百出，有的二百余亩方为二十亩，有的二顷九十六亩方为七十亩，有的原租十三文增至二贯二百文，有的原租二十七文，增至一贯四百五十文。甚至方荒山，勒派农民出刍草钱，民户废业失所，不得不大量逃亡，赵佶无法，下令停止方田。

正赋以外，还有所谓折变、支移、宽剩三种苛法。折变是官府借口需要某物，停收旧定的贡品，令农民改纳某物。如农民照例纳绢，官府说要折钱，折钱以后，官府又要折麦。折价不依市价，由官府自定，绢折钱，钱多数倍，钱折麦，麦又多数倍，辗转增加，农民无端多出十数倍至数十倍要纳的钱物。支移是农民本该在本县缴租，官府却教他到几百里外州县去缴纳，说那里正等急用，实际是强迫农民出脚钱。脚钱原定每斗五十六文，官府又反复折扣，增大若干倍，农民卖牛变产还不够赔累。宽剩是旧定赋额外增收若干，口称准备灾荒，其实农民饿死，从不得救济。

农民贫困不堪，或避私债，或逃公税，只有逃亡一法。有的兄弟故意分家，田赋由一人出名缴纳，过些时此人弃田藏匿，县官认作荒田后，兄弟顶冒别人名义耕种。不过这种方法很难成功，乡官、债主遇有逃户，即时查封资财，所有室庐、用具、桑枣、材木估定价值，或输欠租，或偿欠债，逃户生计**尽，无可留恋，索性绝意归耕，永远做浮**人，或投靠地主当佃客，因为六分之五的免赋田正需要他们去耕种。

地主的生活是非常愉快的。一首农家诗说：“仕宦之人，南州北县；商贾之人，天涯海岸；争如农夫，六亲对面。夏挹新衣，秋米白饭，鹅鸭成群，猪羊满圈。官税早输，逍遥散诞（无忧无愁）；似此之人，值金千万。”这是中小地主的生活。官员大地主置庄田，如福州王氏庄有田千余顷，汜县（河南汜水县）李诚庄方圆十里，中贯河道，地极膏腴，有佃户百家，值钱一万五千贯。庄主李诚，只是宋初汜县酒务官。其他官员的庄田，规模未必都这样大，可是肥美土地多数被形势户占去。田主募佃户耕种，生产物主客对分，用田主的耕牛，田主多得一分，称为牛米。佃户去留，绝对听命田主，不得私造房屋或仓库。佃户住屋极恶劣，某富家子弟到庄田监视获稻，命庄客生火取暖，庄客引他到山坡守禾小屋里，屋用竹编成，密不通气，庄客拾杉枝燃烧，熏得他泪流不止，大叫走出道：“难受难受，好比吃了十五大棒（刑杖）。”这样看来，佃户每天在“吃大棒”中过生活。

（三）官卖

宋朝盛行官卖制度，人民生活必需品，都归国家专利，提高价格，垄断居奇，成为岁入的重要部分，当时官卖物品有下列几种：

盐——盐分颗盐、末盐、井盐、卤盐（河北卤地出产）四种。颗盐每年产三十七万余席（每席一百十六斤半，大席二百二十斤）。末盐产二百九十六万余石（每石一百一十斤）。井盐产一千六百二十一万余斤。卤盐产量极少，十余万石。官府强役民户或军士，给与最低的生产费，迫令制盐。如通泰盐（江苏南通县、泰县）每四石给钱五百文，岭南盐每石给钱二百文，后来改为淮南、福建盐每斤四文，两浙盐六文或四文，广南盐五文。井盐煎煮，官不给薪柴钱，盐户不能缴纳定额，往往破家流亡。朝廷收入低价的盐，再高价出卖，颗盐卖价每斤自三十四至四十四文，末盐每斤自八至四十七文。这还只是表面定价，实际贪官、奸商勾结操纵，每斤贵至数百文。

宋朝盐法，开始完全归政府经营，官制官销，仅河北一路，允许商运。赵光义始行钞法，令商人就边郡纳钱四贯八百文，领盐一钞，凭钞到解池（山西解县）取颗盐二百斤，在限界内自由贩卖。此后钞法通行（官制商销）。赵祯时，京师设榷货务，令商人纳钱银，得至各产盐地领盐贩卖。赵顼增长盐价，例如福建路旧额卖盐收入二十七万余贯，元丰二年增至四十六万余贯，三年增至六十万余贯。全国盐课总数，大致增加二三倍。

茶——产茶地区设场十三处，场官先发本钱给园户（种茶户），采得茶叶，一部分输纳租税，多余的悉数交给场官。私藏私卖，依造私盐法论罪，想减少赔累，砍伐茶树也有罪。园户受害不堪，或逃亡求免，或寻死求免，本人死亡后，邻伍仍须代纳租税。当时四川园户有“不是种茶，实是种祸”的谚语。官出最低价收得全国茶叶，自定高价出卖。蜡茶每斤价自四十七至四百二十文，片茶自十七至九百七十文，散茶自十五至一百二十一文。政府卖茶，起初自卖，后来也改钞引法。商人领长引，得往他路贩卖，有效期一年；短引限本路内贩卖，有效期一季。每年茶利平均收入，除官本及杂费外，禁榷时（官卖）净入钱一百九万余贯，内茶净利六十五万贯，茶租钱四十四万贯；通商（商卖）后净入钱一百十七万余贯，内茶租钱三十七万贯，茶税八十万贯。

酒曲、醋——各州县设酒务官酿酒，穷僻县镇乡村或许民酿，但仍输纳岁课。酿酒原料是农民缴纳的米、麦，酿成薄酒，高价出售。民间有婚葬大事，官府计算民户大小，强令买酒若干。有些地方，官不卖酒，专造酒曲，规定特价出卖。赵祯时，每岁收入酒曲钱多至一千四百九十八万贯。醋也官制官卖，收入数不详。

矾——产矾地区设官收矾，严刑禁止镬户（制矾户）私卖。官定买入价白矾一驮（一百四十斤）给钱六十文，绿矾一驮（一百十斤）给钱八百文。官定卖出价白矾每驮自二十一贯五百文至二十三贯，绿矾每驮自二十四贯五百文至二十九贯一百文，零售白矾每斤六十文至一百九十二文，绿矾每斤最低价七十文。赵佶时，每年收入矾利二十九万贯。

矿产——金、银、铜、铁、铅、锡、水银、朱砂产地设官，依茶盐法收归官有。赵祯时，每年得金一万五千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余两，铜五百十万斤，铁七百二十四万余斤，铅九万八千余斤，锡三十三万余斤，水银二千二百余斤。赵曙时，矿业更盛，金减九千余两，银增九万五千余两，铜增一百八十七万斤，铁、锡各增百余万斤，铅增二百万斤，水银产量无增减，别得丹砂二千八百余斤。赵顼时，岁得金一万余两，银二十一万余两，铜一千四百六十万余斤，铁五百五十万余斤，铅九百十九万余斤，锡二百三十二万余斤，水银、丹砂各三千余斤。铜、铅、锡产量增加最多，正说明货币流通额的不断激增。赵佶时，又官卖石炭，凡设二十余场。全国木炭也归官卖，收入数不详。

（四）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