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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南朝文化的发展
西晋末年，中原士族逃奔江东，建立南朝政权。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享受特殊的权利，生活非常优裕，地位非常巩固，因之黄河流域的文化移植到长江流域，不仅是保存旧遗产，而且有极大的发展。中国古文化极盛时代，号称汉唐两朝，南朝却是继汉开唐的转关时代。唐朝文化上的成就，大体是南朝文化的更高发展。西晋以前，长江流域的经济和文化，远落在黄河流域后面；南北朝时代，南方文化超越北方，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唐以后，黄河流域的经济和文化，都落在长江流域后面。这一转变的原因，不能不说是由于中原士族的南迁。
南朝士族生活的优裕，宗教迷信的盛行，产生以华美为特色的文化。
（一）文学
《诗》三百篇是两周歌诗的总集，句法以四言（字）为主，称为四言诗。两汉乐府歌辞以及不入乐的诗篇，句法以五言为主，叫作五言诗。东汉末（建安时代）魏晋五言诗高度发展，到南朝五言诗益被重视，不能作诗，几乎不得参与士族的宴会。
战国末楚国屈原、赵国荀况创造辞赋，屈原一派传到汉朝，非常发达，叫作楚辞或屈原赋，汉朝人自造的赋体，叫作汉赋或古赋。南朝作者造句更美，对偶益工，用事（典故）益富，叫作俳赋。大抵南朝士族人人能作五言诗，赋非著名文士不敢作。
南朝诗赋在形式上有新的创造，就是句法对偶化、声律（平仄）化。汉以前诗赋，只有韵脚，没有平仄。建安时代曹植采取梵呗中声律，应用于五言诗，于是偶有律句的出现。西晋文士如陆机、陆云，渐知平仄的重要，但不能自由运用。宋范晔、谢庄等人，发明诗赋中用平仄的规律，如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谢庄《赤鹦鹉赋》，对声律的研究，确有进展。齐梁时代，沈约、王融创四声（平上去入）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说，沈约作四声谱，刘勰作《文心雕龙》，把范晔、谢庄秘而不宣的诀法，传播文学界。此后诗、赋、骈体文，全依声律制作，益增华美。梁陈时代，庾信、徐陵集南朝文学的大成。庾信降北朝，历仕周、隋二代，北方盛行庾信体。唐朝的律诗、律赋，就是南朝徐、庾体的发展。
长短不齐近于言语的文辞，叫作散体文，句法齐整，四字或六字成句的文辞，叫作骈体文。西汉散体文极盛，骈体文也在西汉开始。东汉以下，骈体文盛行，魏晋作者如建安七子（曹植为首）、潘岳、陆机称为骈文的楷模。南朝骈文，既重对偶，尤重声律，骈体转化成四六体，再转成为唐朝的四六体。东汉以来衰落到极度的散体文，正当西晋骈体极盛的时候，散体文又开始萌芽，经过南朝长期的发展，到唐朝成为陈子昂、韩愈的古文。古文模仿古代人口语，与作者当时口语相差甚远。
（二）经学
讲明儒家经典的学问，叫作经学。两汉经学极盛。魏晋时代改变两汉烦琐的学风，解经以清通简要为主。南朝儒生发展这一派的经学，称为南学。唐宋以来所谓《十三经注疏》，完全依据南朝的经学。
经学中的三礼学（《周礼》、《仪礼》、《礼记》），专讲区别尊卑、亲疏、贵贱，最适合士族制度的需要，因之礼学在南朝特别发达。宋何承天删旧行的《礼论》八百卷为三百卷。梁徐勉撰《五礼》，共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其中凶礼（丧礼）多至五千六百九十三条。讲三礼尤其是讲丧服部分，是南朝儒生的专门学问。
思想上融合儒、佛两家，《礼记》中的中庸篇是最好的媒介。宋戴颙撰《中庸传》，萧衍撰《中庸讲疏》，无名氏撰《中庸义》，中庸篇从《礼记》中提出单行。后来两宋理学家窃取佛教学说，借中庸篇高谈儒家的性命哲学，南朝已经启示出途径。
（三）哲学
东汉末老庄学派（玄学）开始复活。魏晋时代玄学大发展，手执麈尾，林下清谈，成为士族的专业。东晋玄学与佛学融合互助，如名僧支遁讲《庄子》逍遥篇，标举新旨，玄学家殷浩博通佛经，谈锋莫敌。王导以下，无不专心哲学，力争名誉。卫玠与谢鲲谈玄，彼此辩难，一夜不眠，玠向有痨病，病发身死。支遁、殷浩，各负重名，二人相避，不敢见面。这类例证很多，足见哲学研究的盛行。宋以后，佛学比玄学更发展，与儒学成尖锐的对立。宗炳作《明佛论》，主张人死神不灭，何承天作论驳宗炳。承天作《达性论》，主张人贵物贱，否认佛家众生平等说，颜延之作论驳承天。大抵南朝哲学家析理精细，反复深入，辩驳解答多至七八次，始终保持严肃态度，不动意气，这一点堪称论家的良好模范。齐梁时代，儒、佛两家力求融合，为统治阶级更进一步服务，萧衍是这一派的代表。一部分儒者发挥儒家崇实思想，攻击佛教迷信空寂的流弊，范缜《神灭论》是这一派的代表。陈朝文学极盛，哲学渐趋衰落。因为佛教得萧衍的拥护，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战胜了儒家学派，儒学不敢再和佛教斗争，本身发展也就停顿了。隋唐时代佛教继续发展，是依靠它内部各派间的斗争，儒学和玄学都不成为佛教的对手。
（四）医学
南朝士族多精医学。殷浩妙解脉理，治百岁老妇人病，一剂便愈。殷仲堪亲为病人诊脉制方，借示仁慈。宋孔熙先善疗病，兼能诊脉。羊欣善医术，撰药方数十卷。就《隋书》经籍志所载南朝医药书，有脉理、病理、药性、制药、针灸、孔穴、制丸、制散、制膏、制丹方、单方、验方、家传秘方；分科有小儿科、产科、妇女科、痈疽科、耳眼科、伤科、疟疾、痨病、癞病、软脚病、饮食法、养生术、男女交接术、人体图、兽医科（马牛驼骡）、印度医方。撰书人多是著名士族，科目分得很精细。
（五）艺术
书法——中国文字姿势与图画相近，因之写字成为艺术的重要部门。宋王愔撰《文字志》订定字体三十六种。齐王融订定六十四种。梁萧绎扩充到一百种，其中五十种用纯墨，五十种用采色。字体有龙虎篆、花草隶、鸟虫书等名目，图画技术运化在字体上，写字与绘画，同样能寄托作者的情思。东汉杜度、张芝、崔瑗，擅长草书，照赵壹《非草书》篇说：“当时文人学习草书，十天用一枝笔，一月用几丸墨，衣袖常污，唇齿常黑，臂腕流血，不肯休止。”师宜官能作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中容一千字。宜官时常空手到酒家饮酒，壁上写几个字，观众云集，酒家买卖骤增，不要宜官的酒钱。重视书法的风气，东汉已经盛行。东汉末蔡邕善篆隶，创造笔法，传授到东晋王羲之，集写字技术的大成，被称为书圣。南朝统治阶级上自帝王，下至僧道，写字著名的不可胜数，大抵都不及王羲之。羲之论书法说：“要写字，先得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俯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变化莫测。先有意思，然后作字。如果平直没有变化，上下方整，前后齐平，这不是写字，只是点画罢了。”
图画——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南朝士族特重书法，因之图画也同时发达。东晋朝如司马绍、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戴逵、戴颙，宋朝如陆探微、宗炳、谢庄，齐朝如谢赫、刘瑱、毛惠远，梁朝如萧绎、陶弘景、张僧繇，陈朝如顾野王，都是最著名的画家。他们富有艺术修养，改革旧作风，创造新意境。例如顾恺之多才艺，尤工丹青，号称三绝（画绝、才绝、痴绝）。瓦棺寺僧设大会请朝官布施，朝官施钱最多不过十万，恺之独布施一百万。令寺僧备一新壁，恺之闭门月余，画维摩诘像一躯，告寺僧说，观众第一日可请施钱十万，第二日五万，第三日随意布施。画毕开寺，维摩诘画像光彩耀目，据说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几天得施钱百万。谢安称恺之画生人以来所未有，因为他能自创新意。他如宗炳善画山水，顾景秀善画虫鸟，谢庄制方丈木版，画中国山川疆域，分开是一州一郡，集合是全国地图。谢赫善写真，称南朝第一。刘瑱善画美女，毛惠远善画马，都称当世无匹。萧绎善画外国人物。张僧繇专画寺壁。僧繇曾在江陵天皇寺画毗卢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像，萧衍问僧繇何故佛寺中画孔圣人，僧繇答，将来还得靠他。后来北周灭佛法，焚毁寺塔，天皇寺有孔圣像，独得保全。
南朝书画家不仅技术精卓，理论也为后世艺术家所遵守。论书法如卫夫人《笔阵图》、王羲之《题笔阵图后》、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论画法如顾恺之论画、谢赫论六法（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像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模移写）、王微叙画。唐以后书法、画法，从没有人能超越南朝的范围。
雕刻——戴逵工书画，人物山水，妙绝当时。逵又善铸佛像及雕刻，曾作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并旁侍两大菩萨。因旧传雕刻术朴拙，不能起人敬心，逵潜坐帷中，密听观众批评，所有褒贬，悉心研究，接连三年，修成新像，众人惊服。逵子颙，传父业，宋太子在瓦棺寺铸丈六金像，像成觉头面瘦小，工人无法修改，请颙审视。颙说，这不是面瘦，是臂胛过肥。削损臂胛，形相很雄伟。其他雕铸和梁释僧祐造石像，坐躯高五丈，立形高十丈；释法悦铸丈九金像，用铜四万三千斤，技术也颇可观，不过能创造新意的还得推尊戴氏父子。
摹拓术——顾恺之有摹拓妙法，用好纸依法上蜡，拓名画不失神采笔意。唐朝拓本盛行，无意中成为印刷术的滥觞。
南朝贵族大营宫室，僧徒盛造寺塔，建筑术一定很发达。贵族多擅长音乐，创制新声。又围棋与书画同样重视，称为手谈，或称坐隐，也算艺术的一种。凡是精神上享乐的技艺，南朝都把它发展了。高欢说，江东有萧衍老翁，专讲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企慕他，说是正朔所在。隋灭陈，得清商乐，杨坚说“此华夏正声也”。北人承认南朝文化是华夏正统，不仅音乐一端，所以军事上北朝战胜南朝，文化上却是南朝领导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