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次 种种谬误（第2页）
“关于选取推论的谬误。我们在前面说过，对于相容而穷尽的选项，只能由否定其中之一而得到肯定其余的结论，但不能由肯定其一而得到肯定或否定其余之结论。可是，由于心理联想的影响，我们常常由肯定其一而肯定其余，或由肯定其一而否定其余。例如，有人告诉我们，那个人是一个坏人或者是一个骗子。我们一个不小心，常常容易由肯定那个人是一个坏人，进而肯定他是一个骗子。其实，当那个人是一个坏人的时候，他也许是一个骗子，也许不是，而是一个扒手。‘他喜欢吃饭或喜欢吃面，他喜欢吃饭，所以他不喜欢吃面’，这个推论也是错误的。如果说这个推论是以中国南方人不喜欢吃面为根据，那么这更不能叫作推论，而是猜或根据经验判断，至少不是逻辑推论。从逻辑观点来看，如果‘吃饭’和‘吃面’是可以相容的，一个人既可以喜欢吃饭又可以喜欢吃面，那么从他喜欢吃饭推论不出他一定不喜欢吃面。但一般人容易这样推论，这是因为根据心理联想或日常经验，心理联想常常错误，经验不是有效推论的保证。固然南方人喜欢吃面的少，但并非没有，则我们不能保证‘他’不是少数中之一。如根据刚才所说的逻辑规律来推论，便可万无一失。
“相容而又不穷尽的选项，既不能借肯定其中之一而肯定或否定其余，也不能借否定其中之一而肯定或否定其余。但我们常常因心理习惯的支配，或受宣传的影响，容易将相容而不穷尽的名词当作不相容而不穷尽的名词。这类的实例，我在从前举了许多。二位可以回忆回忆。
“不相容而又不穷尽的选项，肯定其一可以得否定其余的确定结论，而否定其一则得不到确定的结论。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由于疏忽，或为日常经验知识所囿，往往将不相容而又不穷尽的选项，由之借否定其一而肯定其余。假定——究竟是不是，这系一实际的事象，我们不管——纳粹党徒与天主教徒不相容。如果X是一个纳粹党徒，那么他一定不是天主教徒，也许他还可以不是自由思想者，不是和平崇拜者……但是，无论如何，他至少不是一天主教徒。因为我们在语言约定上已经假定纳粹党徒与天主教徒二者不相容。二者既不相容，已知他是纳粹党徒时，当然就不是天主教徒。这个结论，在‘不相容’的语言约定之下是站得住的。但是，如果说X不是纳粹党徒时，我们就不能断定他一定是天主教徒。因为纳粹党徒与天主教徒虽互不相容，但并不穷尽。他不是纳粹党徒时，他可以是’的东西多得很。天主教徒不过是他可以‘是’的许多东西之一而已。X不是纳粹党徒时，他也许是天主教徒，也许不是，而是和平崇拜者，或是人道主义者……总之，X不是纳粹党徒时，他可以‘是’的东西很多，不必然是天主教徒。可是，在这样的关联之下，人们容易把不穷尽的选项当作穷尽的，于是由否定其一而肯定其余。例如，我常常听到人这样问我：‘吴先生，你是赞成唯物论的吗？’我回答：‘我不是唯物论者。’他马上就说：‘那么吴先生是一个唯心论者了。’我一听，这个人似乎缺乏起码的思想训练。他就是犯了这个毛病，把不穷尽的两个选项当作穷尽的，因而从否定其一而肯定另一。其实，我不赞成唯物论时，也可以同时又不赞成唯心论。……请各位注意呀！”老教授又提高嗓音，“我在这里所讨论、所注重的，不是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二者之间弄哲学的人究竟应否选择其一的问题，也不是肯定二者是否真正不穷尽的问题。我在这里之所以提到二者的名词，不过是作为一例而已。当然，我也可以举出别的例子。例如，二位在从前所辩论的消极和积极问题。我们说某人积极时，他一定不是消极的。但是，我们说某人不积极时，我们不可信口开河，说他消极。因为，消极和积极二者固然不相容，但是并非共同穷尽，不积极不等于消极。
“我们现在要讨论假定推论里一般易犯的谬误。假定推论的规律，二位还记得吗？周文璞，请你说说看？”
周文璞经这意外一问，答应不出来，瞪眼望着王蕴理。
“哦！不行，”老教授连忙摇头，“弄逻辑最重要的是熟练。逻辑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是一种训练，像数学一样，仅仅听听便忘记了，没有多大用处的。假定推论的规律是：肯定前件可以肯定后件，否定前件不可以否定后件；肯定后件不可肯定前件，否定后件可以否定前件。但是，一般人在作这种推论时最易犯两种毛病：一是由否定前件而否定后件，二是由肯定后件而肯定前件。假若经济贫困，那么人民沦为盗贼。许多人由此推论，假若经济不贫困，那么人民不沦为盗贼。这个推论是不对的。‘经济贫困’只是‘沦为盗贼’的充足条件，而不是充足与必须的条件。因此，经济贫乏时人民固然易于沦为盗贼，经济不贫困时，人民不一定不沦为盗贼。经济不贫困时，如果西部影片和江湖奇侠传看多了，还是有可能做盗贼的。美国盗贼可不少，但是单纯由于经济因素而沦为盗贼的就不很多。所以，我们不能这么推论。由肯定后件而肯定前件，也是一般人易犯的谬误。‘如果他善于经营，那么他有钱。他有钱了，所以他善于经营。’这个推论简直不对。如果他善于经营，固然可以有钱，但他有钱了，不足以证明他善于经营。特别在一个乱糟糟的社会，当钱之来源常不正当时，有钱更不足以证明是善于经营所致。‘如果苏俄赞成和平，那么它发动和平宣传’，我们不能由之而推论‘苏俄发动和平宣传，所以它是赞成和平的’。如果我们这样推论，那么正中苏俄之意，上当不浅！是不是？在事实上，那些心理战术家就是利用我们容易从肯定后件而肯定前件这一弱点而设计的。同样，如果真正的民主国家必定实行竞选。可是，我们不能由某地有竞选之事，就断定那地方是民主的。……人世间许许多多欺骗的事，都是利用人们易由肯定后件而肯定前件做出来的。西方观察家过去常常因犯这类错误而受愚。
“三段式的推论之谬误更多。凡违反三段式之有效的推论规律的一切推论都是谬误。这种谬误，我们在从前讨论三段式时已经指出很多了，我们不在这里赘述。
“……我们现在要讨论语意的谬误。至少，语意的谬误不都是逻辑的谬误。不过，在语意的谬误之中，至少有一部分与逻辑之关系很密切。语意的谬误之与逻辑有关者很多，我们现在只选择常见的谈谈。
“分谓：一种语句或谓词，对于全体说为真，但对于部分说则假。如果我们对于部分说了，便成谬误。这种谬误叫作分谓。‘某国是好侵略的，某人是某国之一分子，所以某人也是好侵略的。’‘某国是好侵略的’乃指某国全体而言，某人是分指某国之一分子而言。某国整个好侵略时，某一单独之分子未必好侵略。敌对国家的人民常用这种方法攻击对方。又如：‘美国那样富，史密斯是美国人，难道他没有钱吗？’其实不见得。所谓美国富乃指美国这一整个国家而言。史密斯是美国人，乃分指他个人而言。整个国家富，一个人未必可以不穷。是不是？
“合谓：合谓之谬误刚好与分谓相反。对于一部分来说为真而对于全体来说便假的话或谓词，如果对于全体说了，便成一种误谬。这种谬误叫作合谓。‘正方形的每一边是一条直线，所以一个正方形是一条直线。’这种说法显然易见是不通的。前一句话是分别地对于正方形的每一边而言的，后一句话则是合起来对于整个正方形而言的。所以，前真而后假。
“模棱辞令：中国文特别多模棱辞令。记得在北平的时候，我经过一个胡同口。有一个人正在请看相先生替他面相。看相先生将他的尊容端详一番，开口说道：‘……您这位先生，父在母先亡。’那位先生大惊失色，连连点头称奇。……呵呵！这个人也太老实了。父母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去世的情形在事实上非常少。将这个情形撇开，父母之存在可以有这几种情形：
“第一，父母双存。如果父母双存，那么可能有两种情形发生：第一种情形是父亲将会在母亲去世之先而去世。如果是这种情形，那么‘父在母先亡’的解释是‘令尊大人在令堂大人去世以先将会去世’。第二种情形是母亲将会在父亲去世之先而去世。如果是这种情形，那么‘父在母先亡’这话就是‘令尊大人尚在人世的时候令堂大人就会亡故’。无论哪一种情形，‘父在母先亡’总是讲得通的。
“第二，父母俱亡。如果父母倶亡，那么也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父亲先母亲之死而死。如果父亲先母亲之死而死，那么‘父在母先亡’的意思就是‘您的父亲在您的母亲死去之先就已亡故了’。第二种情形是母亲先父亲之死而死。如果母亲先父亲之死而死，那么‘父在母先亡’意即‘您的母亲当您父亲尚健在人世的时候已经亡故了。’无论哪一种情形，‘父在母先亡’总是说得过去的。
“第三，父母一存一亡。如果父母一存而一亡，那么也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父亲还在人世而母亲已亡。如果父亲还在人世而母亲死亡，那么‘父在母先亡’意即‘您的父亲尚健在，不过您母亲已经亡故了’。第二种情形是母亲还在人世而父亲已亡。如果是母亲还在人世而父亲已亡，那么‘父在母先亡’很容易解作‘您的父亲已经在您的母亲之先而亡故了。’无论哪种情形，都讲得通。
“总括以上六种情形，‘父在母先亡’总是说得过去。是不是？”
“这真是极语义含混之能事。”王蕴理说。
“当然啦！”吴先生笑道，“要不然江湖上哪能骗得到饭吃？……不过，我们也不要只笑江湖上的人，就是一般写作之中，语意含糊的情形虽不若此之甚，可是也非常之多，不过一般人不易察觉罢了。要做到语意少含混，是一件很难的事，必须长时期地训练。自然语言（naturallanguage），尤其是中文，历史很长，因而富于意象，富于附着因素，所以免除语义含混得大费气力。
“最后，我们要谈不相干的谬误。不相干的谬误非常之多。X与Y相干与否，大部分取决于知识，逻辑不研究一个一个的不相干的情形。但是，逻辑可以形式地界定（define）X与Y是否相干。我们已经在以前说过：如果有X则有Y而且如果无X则无Y，那么X与Y相干。我们还可以补充地说，如果有X则有Y而且无X则有Y或无Y，那么X与Y不相干。不相干的情形真是太多了，我们现在清理出几条常见的而且比较对人具有支配作用的谈谈好吧？”
“好的！”周文璞连忙说。
“滥引权威是不相干的谬误之一。这种谬误叫作诉诸权威辩论式（argumentumadverediam）。权威不可随便抹杀，在相当的范围以内，权威是应该被尊重的。但在相当范围以外，权威就应受到限制了。在相当范围以外如不限制权威，便是滥引权威。滥引权威往往会得到不相干的结论。一个人是物理学的权威，不必是政治权威。爱因斯坦是物理学的权威，如果请教他有关物理的问题，他的说法无疑很值得重视。但是，他对于政治问题则未必如其对物理学问题内行。可是，有人却问他对于美俄前途及世界和平的意见，他凭在实验室的心情予以解答。答案似乎不大相干。
“利用群众也是最大的不相干的谬误之一。这种谬误叫作诉诸群众辩论式（argumentumadpopulum）。这种谬误却不幸非常流行。许多年前，有一个研究生物学的人在一本著名的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说他已经从无机物造出细菌，证明了生物可以自然发生。当时南方某一大学有许多人纷纷反对此说，其实，发表这篇文章的人在做实验时手术不慎，把细菌带进试管，因而误下结论。这个说法没有不可反对的。可是，反对的办法实在大成问题。那个学校所用以反对的方法是举手：如果举手反对此说的人多，便断定此说为假。这真是太不相干了。这类问题，不比食堂里赞成吃饭还是赞成吃面。赞成吃饭或赞成吃面乃是一个意愿问题，而不是真假问题。碰到意愿问题，当然以迁就大多数为宜，所以可用举手方式表决。而真假问题必须取决于实验或推理，与大多数是否赞成毫不相干。如果某一学说是假的，假使大多数人赞成，它也不因之为真；如果某一学说是真的，即使大多数人反对，它也不因之而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一出，当时遭到多数生物学家之揶揄非笑。现在，我们知道进化论虽遭遇多数人反对，还是真理。《圣经》上的生物特创论曾受到多数人赞成，现在，我们知道它是站不住的。在科学进步史中，类此的例子不知凡几，由此可证，学理之真假与大多数人之反对或赞成是毫不相干的。……可是，”老教授叹一口气，“这一种不相干的办法，正被许多人当作相干的办法，在许许多多场合扩大地应用着：多数人认为是真的就是真的。结果，是非不明，黑白不分。”
“这似乎是一个时代病。”王蕴理皱着眉头。
“是的，”老教授连忙点头，“年轻人看得出这是一个时代病，那我们就不至于永远在黑夜里行路了。
“诉诸暴力辩论式（argumentumadbaculum）也是一种不相干的谬论。这种办法就是拿暴力来支持辩论者自己的主张，弄到最后，甚至索性较力不较理。乡下有句俗语‘说不过就讲打’，就是诉诸暴力辩论式。其实，这种办法目前应用甚广，几乎通行于半边地球。如果你能够拿起一根巨棒，那么可以威胁对方，使他接受你所高兴要他接受的任何说法。但是，可惜，这并不能证明你的说法是真的。在萧伯纳的《安德鲁克里斯和狮子》（AheLion）中，借罗马兵丁与基督徒的谈话，一再表现了这些谬误。……但是，不幸得很，十九世纪的乐观征兆像朝霞一般逝去，如今人类又回复到罗马兵丁与基督徒对峙的局面，而且，由于技术之重大进步，这一对峙比罗马时代要惨厉得多。”老教授一面说，一面凝思着，眉头现出深刻的皱纹。
“我还要表示的一种不相干的谬误，就是攻击人身辩论式argumentumadhominem）。这种谬误几乎随时随地发生。比如说，甲乙二人本来是讨论一个问题的。后来，甲的道理说不过乙，于是撇开道理不谈，转而攻击乙的人身，说他操守不好、品行不良，不配谈这个问题。这就是攻击人身的辩论式。没有理知训练的人、没有养成人与事分开之习惯的人，最易犯这种谬误。这种谬误在二十世纪，亦如其在过去，与诉诸暴力辩论式深结不解之缘。”
“您是不是说，我们在运思的时候要尽可能地免除这些毛病？”王蕴理问。
“当然啦！”老教授坚决地点着头。
王蕴理陷入深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