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安多纳德2（第2页）

“怎么不能？……靠自己的工作糊口，只要是清清白白的，有什么屈辱？你别操心，我求你！你瞧着罢，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你将来会幸福的，咱们都会幸福的，奥里维，母亲也要为了我们而高兴呢……”

跟在母亲灵柩后边的只有两个孩子。他们一致同意不去通知波依埃，这一份人家在他们心中早已不存在了，他们对母亲多么狠心，连她的死也是他们促成的。看门女人问他们可有别的亲属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一个也没有。”

在空****的墓穴前面，他们手牵着手祷告。他们在绝望中逞着傲气，宁愿孤独而不愿意看到那些无情而虚伪的亲戚。——两人走回家；一路上跟他们挤来挤去的都是一班对于他们的丧事、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生命漠不关心而只有语言相同的群众。安多纳德让奥里维搀着手臂。

他们在同一所屋子里换了最高层的一个极小的公寓。——只有两间顶楼底下的卧室，一间给他们做餐室用的极小的穿堂，和一间像壁橱般大的厨房。换一个区域，他们或许能找到比较好一些的住所；但在这儿他们觉得仍旧跟亡母在一起。看门女人对他们很表同情；可是不久她也管着自己的事，谁也不理会他们了。屋子里没有一个房客认识他们；他们也不知道住在旁边的是谁。

修道院居然答应安多纳德接替她母亲教琴。她还想找些别的教课的事。她唯一的念头是教养弟弟，直到他进高等师范为止。这计划是她独自决定的，她研究高师的课程，到处打听，也征求奥里维的意见——可是他毫无意见，她已经为他选择好了。一朝进了高师，他一生不用再愁生活，前途有望了。所以非要他达到这一步不可，无论如何都得活到那个时候。那不过是五六个辛苦的年头，一定能撑到的。这个意念给了安多纳德很大的勇气，使她整个身心都振作起来。她明白看到摆在她前面的是孤独艰苦的生活，唯有靠着“超拔兄弟”的热情才能挨受的。她打定主意倘若自己得不到幸福，至少要使兄弟幸福！……这个还没足十八岁的轻佻而温柔的姑娘，被她那英勇的决心改变了：她心中藏着一股献身的热诚和奋斗的傲气，不但谁都没想到，连她自己也没料到。女子在这个烦闷的年龄，有如万物**的初春，爱的力量充塞着整个身心，像一条潜藏的溪水在泥土下面流着，把它包裹，浸润，永远和它在一起纠缠；同时爱情也能化为种种形式，它只想献身给别人，给人家做养料：只要有一点儿借口就行了，它的无邪与深刻的肉感准备随时蜕化为牺牲。爱情使安多纳德做了友爱的俘虏。

她的弟弟因为没有这样的热情，精神上就没有这种倚傍。并且那是人家献身于他而非他献身于人，这当然更方便更甜蜜，只要你是爱那个为你牺牲的人的。可是相反，他眼看姊姊为了他而筋疲力尽，心里非常难过。她回答说：“啊！好孩子！……难道你不看见我就靠这个生活吗？要没有你给我的辛苦，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很明白这个。处在安多纳德的地位，他也会把这种甘心情愿的劳苦看得很重的；但人家为了自己而受罪，他的傲气与心灵就大为痛苦了。并且，一个像他这样懦弱的人，要负起别人强迫他担负的责任，非成功不可的责任——既然姊姊把自己的一生在他身上孤注一掷——真是多么沉重啊！想到这一点，他就受不了，他非但不加倍地鼓起勇气，反而有时弄得垂头丧气。可是她逼着他无论如何要挣扎，要工作，要生存，那是他没有姊姊的督促决计办不到的。他大有甘心战败的倾向——也许还有自杀的倾向——要不是姊姊硬要他奋发有为，追求幸福的话，或许他早已完了。他因为自己的天性受了抑制而很苦闷；但这抑制就是他的救星。他也在经历一个转变的年龄：在此可怕的时期，成千累万的青年都因为一时糊涂，被两三年的疯狂把一生断送了。倘若他有胡思乱想的时间，恐怕早走上了不是灰心，便是**的路：他每逢反躬自省的时候，病态的幻想，对生活，对巴黎，对那些挤在一块儿腐化的千千万万的生灵的厌恶，就来占据他的心灵。可是一看到姊姊，噩梦就醒了；既然她为了他而活着，他也就活下去了，他将来也就会幸福了，虽然自己并不求幸福……

这样，他们的生活就靠一股热烈的信仰，而这信仰又是靠苦行、宗教，和高尚的志愿促成的。两个孩子所有的生命力都倾向着独一无二的目标，就是奥里维的成功。任何工作、任何屈辱，安多纳德都能忍受：她当着家庭教师，差不多被人看做仆役，像老妈子一样地带学生去散步，在街上闲**几小时，名目是教他们学德语。这些精神的痛苦与肉体的疲劳，使她的傲气和对兄弟的友爱都得到一种安慰。

她筋疲力尽地回家，还得照管奥里维。他白天在中学里寄一顿中饭，到傍晚才回来。她在煤气灶上或酒精灯上预备晚饭。奥里维从来不觉得肚子饿，对什么都没胃口，尤其是肉类；只能强迫他吃一点儿，或是想法儿替他做些心爱的菜；而可怜的安多纳德又不是个高明的厨娘！她花尽了气力，结果只听到兄弟说她的烹调不堪入口。一般笨拙的青年主妇，因为不善烹饪常常使生活暗中受到影响，连睡觉都睡不好，直要对着炉灶不声不响地失望了多少次，才能懂得一些做菜的诀窍。

吃过晚饭，她把少数的碗盏洗完了——他要帮她，她可不许——便像慈母一样地监督兄弟的功课。她教他背书，查看他的卷子，甚至也帮他准备，可老是留着神，不让这多疑的家伙生气。他们坐在一张独一无二的桌子、吃饭与写字两用的桌子旁边：他做他的功课；她不是缝东西，便是抄写文件；等他睡了，再替他整理衣服或做自己的活儿。

虽然生计这样艰难，他们还是决定把所能积蓄起来的一些钱先去偿还母亲欠波依埃家的债。那并非因为波依埃他们是怎么凶恶的债主：他们已经无声无臭，再也不想到那笔他们认为丢定了的钱了；并且能够花这个代价摆脱了拖累人的亲戚，他们也很高兴。可是两个孩子的傲气与孝心，觉得母亲对他们瞧不起的人有所负欠是很难过的。他们尽量地节省：在娱乐上、衣着上、食物上，省下钱来，想积成二百法郎——那对他们是一个了不得的大数目。安多纳德想由她一个人来熬苦。但兄弟一朝看出了她的用意，无论如何要跟她采取一致行动。他们为了这件事含辛茹苦，赶到每天能积下几个铜子，两人就很快活了。

节衣缩食，一个钱一个钱地省着，三年之中居然积满了那个数目。那真是他们极大的喜悦……一天晚上，安多纳德跑到波依埃家去。他们对她很不客气，以为她又要来干求了，便先下手为强，冷冷地责备她不通消息，连母亲的死讯也不报告，直要用到他们的时候才来。她打断了他们的话，说她并没意思打搅他们，只是来偿还以前的债务的；说罢她把两张钞票放在桌上，要求给她一张收据。他们的态度马上变了，假装不愿意收那笔钱，对她突然之间亲热起来，很像一个债主看见几年以前的债务人，把他早已置之脑后的欠款给送了来。他们探问姊弟两个住在哪儿、怎么过活的。她不回答这些问题，只催着要收据，说有事在身，不能多留；然后她冷冷地行了礼，走了。波依埃夫妇看到这个女孩子的忘恩负义不由得气坏了。

这桩心事放下了，安多纳德依旧过着同样清苦的生活，但如今是为奥里维了。唯恐他知道，她瞒得更紧。她舍不得穿着，有时甚至于饿着肚子省下钱来，花在兄弟的装饰上、娱乐上，使他的生活有些调剂，能不时到音乐会去或歌剧院去——那是奥里维最大的快乐。他很不愿意自个儿去，但她自会想出种种不去的借口来减轻他的不安；她推说身子累了，不想出去，或竟说不喜欢去。他明明知道这都是为了爱他而扯的谎；可是小孩子的自私心理占了上风，便独自上戏院去了，一到那儿却又难过起来；他一边看戏，一边老在心里嘀咕：乐趣都给破坏了。有一个星期日，她打发他上夏德莱戏院去听音乐，过了半小时他回来了，告诉姊姊说走到圣·米希桥就没有再走的勇气：他对音乐会已经不感兴趣；不跟她一块儿享受，他太痛苦了。安多纳德听了非常安慰，虽然兄弟为她而牺牲了星期日的消遣使她很遗憾。但奥里维并不后悔，他回到家中看见姊姊脸上快乐的光彩，那是她掩饰不了的，就觉得比听到世界上最美的音乐还要愉快。那天下午，他们面对面坐在窗子旁边，他拿着书，她拿着活计，但一个并不看书，一个也并不做活，只谈着些对他们毫不相干的废话。这样甜蜜的星期日，他们还从来不曾有过；姊弟俩决定以后再不为了音乐会而分离了，要他们独自享乐是决计办不到的。

她暗中省下的钱居然能够替奥里维租一架钢琴，使他喜出望外；而且以租赁的方式，过了若干年月，那架琴可以完全归他们所有。这样她又凭空添了一个沉重的担子。到期应付的款子对她简直是个噩梦；为了张罗这笔钱，她把身子都磨坏了。但这桩傻事为他们添了不知多少幸福。在这个艰苦的生涯中，音乐好比他们的天堂。他们沉浸在里头，把世界上其余的一切都给忘了。但那也不是没有危险的。音乐是现代许多强烈的溶解剂的一种。那种像暖室般催眠的气氛，或是像秋天般刺激神经的情调，往往使感官过于兴奋而意志消沉。但对于像安多纳德那样操劳过度而没有一点儿乐趣的人，音乐的确能使她松动一下。毫无休息地忙了一个星期，音乐会可以说是唯一的安慰。两人就靠着怀念过去的音乐会与企望下次的音乐会过活，靠着那超乎时间，远离巴黎的两三个钟点过活。他们冒着雨雪风寒，在场外紧紧地偎依着，心中还怕买不到座位，等了许多时间才挤入戏院，坐上又窄又黑的位置，在喧哗嘈杂的人海中迷失了。他们窒息着，被人紧挤着，又热又不舒服，难受到极点；可是他们多快乐，为自己的快乐而快乐，为别人的快乐而快乐，为了觉得贝多芬与瓦格纳伟大的心灵中所奔泻的光、力、爱，也在自己心中奔泻而快乐，为了看到兄弟或姊姊那张困倦与早经忧患而变得苍白的脸突然闪出点儿光辉而快乐。安多纳德四肢无力，软瘫了，好像被母亲紧紧搂在怀里一样，她蹲在甜美温暖的窝里悄悄地哭了。奥里维握着她的手。谁也没注意他们。但在阴暗的大厅里，躲在音乐的慈爱的翅膀底下的，受伤的心灵何止他们两个呢。

安多纳德还有宗教支持。她很诚心，每天做着长久而热烈的祷告，每星期日去望弥撒。她遭了横祸，却始终相信基督的爱，相信他跟你一起受苦，将来有一天会安慰你。可是她精神上和死者的关系比和神明的关系更加密切，她受到磨难的时候总想到他们。但她理性很强，独往独来，跟旁的旧教徒不相往还；他们对她也不大好，认为她有邪气，差不多是自由思想者，或正在往这条路上去；因为依着纯粹法国女孩子的性格，她决不肯放弃她自由的判断，她的信仰是为了爱，而非为了像下贱的牲畜一般服从。

奥里维可不再信仰了。从初到巴黎的几个月起，他的信心就慢慢地开始瓦解，终于完全崩溃。他因之大为痛苦，因为只有强者或俗物才能没有信仰，而他既不够强，也不够俗，所以经过好几次剧烈的苦闷。他的心依旧保持着神秘的气息；虽没有了信仰，跟他的思想最接近的究竟还是姊姊的思想。他们俩都生活在宗教气氛里。分离了整整一天之后，晚上回到家里，狭小的寓所对他们无异大海中的港埠，安全的托庇所，尽管又冷又寒酸，可是纯洁的。在这儿，他们觉得跟巴黎的腐败气息完全隔离了……

他们不大谈到自己所做的事：一个人筋疲力尽地回来，再没心思把好容易挨过的一天重新温一遍。他们本能地想忘掉白天的情形。尤其在刚回家的时候，他们一块儿吃着晚饭，尽量避免彼此问询，只用眼睛来打招呼，有时一顿饭吃完了也没交换一句话。奥里维对着饭菜发呆，像小时候一样。安多纳德便温柔地摩着他的手，微笑着说：“喂，拿出点儿勇气来！”

他就笑了笑，赶紧吃饭。整个晚餐的时间，谁都不想开口。他们极需要静默。直要休息够了，被对方体贴入微的爱渗透了，把白天所受的污辱淡忘了，他们话才多一些。

然后奥里维开始弹琴。安多纳德早已戒掉这个习惯，让他独自享受：因为那是他唯一的消遣，而他也尽量地借此陶醉。他在音乐方面很有天分：近于女性的气质，生来是为爱人家而不是为创造事业的性格，很能够和他弹的音乐在精神上打成一片，把细腻的层次都很忠实很热烈地表现出来——至少在他软弱的手臂和短促的呼吸所容许的范围以内，因为像《特里斯坦》或贝多芬后期的奏鸣曲那样的作品，他没有气力对付。所以他更喜欢弹莫扎特和格路克的音乐，而那也是她最喜爱的。

有时她也唱歌，都是极简单的古老的调子。她的女中音嗓子，好像蒙着一层什么，调门低而微弱。她非常胆小，绝对不敢在别人面前唱，便是对奥里维也不免喉咙哽塞。她最喜欢贝多芬用苏格兰歌词谱成的一个曲子，叫做《忠实的琼尼》，极幽静而骨子里又极温柔的作品……就像她的为人。奥里维每次听了都禁不住要流泪。

她更喜欢听兄弟弹琴。她要把杂务赶紧做完，一方面开着厨房门，想听到奥里维的琴声；但不管她怎么小心，他老是抱怨她安放碗盏的声响。于是她把门关上，等到收拾完了，才来坐在一张矮凳上，并不靠近钢琴——他弹琴的时候有人靠近就会受不了——而是在壁炉前面，像一只小猫那样蹲着，背对着琴，眼睛瞅着壁炉内金黄的火舌在炭团上静静地吞吐，想着过去的种种，出神了。敲了九点，她得鼓着勇气提醒奥里维时间已到。要使他从幻想之中醒过来，要使她自己脱离缥缈的梦境，都不是容易的事。但奥里维晚上还有功课，并且又不宜于睡得太迟。他并不立刻听从，音乐完了以后，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工作。他的思想在别处飘浮，往往九点半过了还没有走出云雾。安多纳德坐在桌子对面做着活儿，明明知道他一事不做，可不敢多瞧他，免得露出监督的神气使他不耐烦。

他正在经历青春的转变时期——幸福的时期——喜欢过着懒洋洋的日子。额角长得很清秀；眼睛像女孩子的，**，天真，周围时常有个黑圈；一张阔大的嘴巴，嘴唇有点儿虚肿，挂着一副讥讽的、含糊的、心不在焉的、顽皮的笑容；过于浓密的头发直掉到眼前，在脑后的差不多像发髻一样，还有一簇挺倔强地在那里高耸着；一条宽松的领带挂在脖子里（姊姊可是每天早上替他扣得好好的）；上衣的纽扣是留不住的，虽然姊姊忙着替他缝上去；衬衣不用袖套；一双大手，腕部的骨头突得很出。他露出一副狡猾的、瞌睡的、爱舒服的神气，愣头傻脑地老半天望着天空，眼睛骨碌碌地把安多纳德屋里的东西一样样地瞧过来——书桌是放在她屋里的——瞧着小铁床和挂在床高头的象牙十字架，瞧着父亲母亲的肖像，瞧着一张旧照片，上面是故乡的钟楼与小河。等到眼睛转到姊姊身上，看她不声不响做着活儿，脸色那么苍白，他突然觉得她非常可怜而对自己非常恼恨，认为不应该闲**，便振作精神，赶紧做他的功课，想找补那个损失的时间。

逢到放假的日子，他就看书。姊弟两人各看各的。虽然他们这样相爱，还是不能高声地一同念一本书。那会使他们觉得亵渎的。他们以为一册美妙的书是一桩秘密，只应当在静寂的心头细细地体会。遇到特别美的地方，他们就递给对方，指着那一节说：“你念罢！”

于是，一个念着的时候，另外一个已经念过的就睁着明亮的眼睛，瞧对方脸上的表情，跟他一同吟味。

他们往往对着书本不念，只顾把肘子撑在桌上谈天。越是夜深，他们越需要互相倾吐，而且心里的话也更容易说出来。奥里维抑郁不欢，老是需要把痛苦倾倒在另外一个人的心里，减轻一些自己的痛苦。他没有自信。安多纳德得给他勇气，帮助他对他自己斗争，而那是永无穷尽的、一天都免不了的斗争。奥里维说些悲苦的泄气话，说过以后觉得轻松了，可没想到这些话会不会压在姊姊心上。等到发觉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消磨了她的勇气，把他的疑虑给了她。安多纳德面上绝对不露出来。天生是勇敢而快活的性格，她仍旧装做很高兴，其实她的快乐早已没有了。她有时困倦至极，受不了自我牺牲的生活。她排斥这种思想，也不愿意加以分析，但免不了受到影响。唯一的依傍是祈祷，除非在心灵枯竭的时候连祈祷都不可能——这也是常有的事。那时她又烦躁又惶愧，只能不声不响地等待上帝的恩宠。这些苦闷，奥里维是从来没想到的。安多纳德往往借端躲开，或是关在自己屋里，等烦闷过去以后再出现；出现的时候她抱着隐痛，堆着笑容，比以前更温柔了，仿佛为了刚才的痛苦而不好意思。

他们的卧室是相连的。两张床靠在同一堵墙上，他们可以隔着墙低声谈话。睡不着的时候，两人便轻轻地敲着壁，问：“你睡熟没有？我睡不着啊。”

姊弟之间只隔着这么薄薄的一堵壁，仿佛是两个睡在一张**的朋友。但由于一种本能的根深蒂固的贞洁观念，两间屋子的门在夜里总是关严的，除非奥里维病了，而那也是常有的事。

他虚弱的身体并没好转，反而愈来愈坏，老是不舒服：不是喉头，便是胸部，不是头部，就是心脏；极轻微的感冒在他也能变成支气管炎；他害过猩红热，差点儿死掉；平时他也有种种重病的奇特的征象，幸而没发作，肺部与心部常有几处作痛。有一天医生说他很有心包炎或肺炎的可能；随后他们去请教一个著名的专科医生，又证实了那个疑惧。结果却太平无事。他的病其实是在神经方面，会变出许多出人意料的病象；慌张了几天，事情居然过去了，但把安多纳德折磨得太厉害了。为了忧急，她多少夜睡不着觉，常常起来到兄弟房门口去听他的呼吸，心惊胆战，以为他要死了，是的，她知道他必死无疑了：于是她浑身颤抖地跳起来，合着手，紧紧地握着，抽搐着，堵着嘴巴，不让自己叫出来：“噢，天啊！天啊！别把他带走啊！不，不——你不能这样做！——我求你，求你！……噢！好妈妈！救救我啊！救救他，救他一命呀！……”

她全身都紧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