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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周围，克利斯朵夫在最优秀的人中也发现同样的精神上的孤独，即使在结成团体的时候也是如此。
奥里维把他常常发表文字的一份小杂志介绍给克利斯朵夫。它的名字叫做《伊索》，借用蒙丹的一段话作为它的箴言：
人家把伊索和别的两个奴隶一起送到市场上去卖。买主先问第一个能做些什么：他为了卖弄，把自己的本领说得天花乱坠；问到第二个，也是一样的回答，甚至还胜过前者。轮到伊索的时候，他回答：“我什么都不会，这两位已经把所有的事做完了；他们是无所不能的。”
这纯粹是对蒙丹所谓“以知识骄人的自夸自大之徒”的“无耻”下一针砭。《伊索》同人中自称为怀疑派的，其实比别人抱着更深刻的信仰。但在群众眼里，这个讽刺的面具当然没有多大吸引力，反而把人弄糊涂了。你要群众跟着你走，非跟他讲些简单、明了、有力、肯定的教条不可。刚强有力的谎言，就比贫血的真理更能讨群众喜欢。至于怀疑主义，只有在骨子里藏着极粗浅的自然主义或是基督教的偶像崇拜的时候，才能使他们惬意。所以这份《伊索》杂志的傲慢的怀疑主义只能适应一小部分的人，因为只有这批少数人士才领会到他们坚毅的精神。但这股力量是完全不参加行动的。
他们可不顾虑这些。法国愈民主化，它的思想、艺术、科学，似乎愈贵族化。科学躲在术语后面，躲在它的殿堂里头，比十八世纪时更难接近了，除了对那些已经入门的人。艺术——至少是尊重自己而尊重美的那种——也是一样地对人深闭固拒，瞧不起群众。便是对于行动比对于美更关切的作家，重视道德思想甚于美学观念的文人，也有种没法形容的贵族气息。他们似乎要把内心的火焰保持纯洁，而不是把这火焰传递给别人；他们仿佛不求自己的思想得胜，而只求证实。
可是这等作家里头也有从事大众艺术的。在最真诚的人中，有些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含有破坏性的思想——那种遥远的未来的真理，也许在一百年或两千年后是有益的，但目前只能折磨心灵，灼伤心灵；另外一批却写些沉痛的，或是挖苦的戏剧，没有幻象的，非常悲惨的。克利斯朵夫读过之后，觉得原来想把自己的痛苦忘掉几小时而来的观众，结果得到这样悒郁不欢的消遣，真是太可怜了。
“你们拿这个给大众吗？”他问，“那才是把他们活埋呢！”
“放心，”奥里维回答，“大众不会来的。”
“他们这才对啦！你们简直发疯，难道要把他们生活的勇气统统拿走吗？”
“为什么？让大众像我们一样知道事物的悲惨面，而仍旧打起精神来尽他们的责任，不是应当的吗？”
“打起精神？我不信。毫无乐趣却是一定的了。而一个人生活的乐趣给拿走以后，他也差不多完了。”
“有什么办法？我们总不能把真理歪曲。”
“可是也不能对所有的人把真理统统说出来。”
“这个话竟是你说的吗？你是永远求真理，自命为爱真理甚于一切的人！”
“是的，为我，还有为那些相当坚强而受得了的人，的确应当给他们真理。但对于另一些人，那简直是残忍，是胡闹。现在我看清楚了，我在本国的时候从来没想到。德国人不像你们这样地闹真理病，他们把生活看得太重，谨慎小心地只看着他们愿意看的事。你们不是这样，所以我喜欢你们：你们是勇敢的、直接爽快的，可是不近人情。你们自以为发掘出一项真理的时候，就得把它摔到社会上去，不问它会不会闯祸。你们倘若把自己的幸福为了爱真理而牺牲，我没有话说，我很敬重你们。但是为了爱真理而牺牲别人的幸福，那可不行！那太霸道了。应当爱真理甚于爱己，可是应当爱别人甚于爱真理。”
“难道因此就应当对别人扯谎吗？”
克利斯朵夫用歌德的几句话回答：“凡是最高的真理，我们只能挑出能使社会得益的一部分来说。其余的，我们只能藏在心里；好像一颗隐蔽的太阳有种柔和的光晕似的，它们会在我们所有的行动上放出光彩。”
但这些顾虑不大能打动法国作家的心。他们不问手里的弓射出去的是“思想还是死亡”，或是两者都有。他们缺少爱。一个法国人有了思想，就硬要旁人接受。没有思想，他也同样要人接受。眼见做不到了，他便不愿意再有所行动。这是那班优秀人士不大管政治的主要原因。有信仰也罢，没信仰也罢，各人都深藏着。
有人做过种种尝试，想消灭这种个人主义，组织一些团体；但这种团体大半马上倾向于文学清谈，或者变成可笑的帮口。最优秀的都势不两立，以互相消灭为快。其中有些杰出之士，有精力，有信心，天生能联合与指导一班意志懦弱的人的。但各人有各人的队伍，决不肯跟别人的合并。他们组织什么会、什么社，发行杂志，所有的德行都齐备，只少一件，就是退让；没有一个团体肯对别的团体让步，它们互相争夺群众（其实也是为数极少而挺可怜的人），苟延残喘地存活了一些时候，终于一蹶不振地倒台了，而且并非由于敌人的打击，倒是——教人看了最痛心的！——由于自己的摧残。许多不同的职业——文人，剧作家，诗人，散文家，教授，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形成了无数的小阶级，而每个阶级又分化为许多小组，彼此深闭固拒。相互的了解是谈不到的。在法国，无论对什么事都不会全体一致；除非在“全体一致”成为传染病的时候，这种时间极其难得，而那“一致”往往还是错误的，因为它是病态的。法国无论哪一种活动都受个人主义控制，科学方面是这样，商业方面也是这样，商人们的不能团结、不能联合，全是个人主义从中作梗。这个人主义并没有蓬勃的生机，可是顽固，执着，处处退缩。孤独自立，不有求于人，不与人往来，怕相形之下会感到自己的无能，也不愿意孤高自傲的安静受到扰乱：凡是创办“超然的”杂志、“超然的”剧场、“超然的”团体的人，差不多心中全存着这种思想。而创办那些杂志、剧场、团体的唯一的意义，往往只因为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不肯为了一桩共同的行动或思想而团结；还有彼此的猜忌或党派间的仇视，使实际上最应当互相谅解的人互相提防。
即使彼此契重的人物为了同一事业而结合的时候，像奥里维和办《伊索》杂志的那些同志，他们之间似乎也永远存着戒心，绝对没有流露真情的兴致，那在德国是极常见而极容易使人厌恶的。在这群青年中间，有一个（11）特别吸引克利斯朵夫，因为他有一股惊人的力量，是一个逻辑严密、意志强毅的作家，对道德观念抱着极大的热情，准备把整个世界连他自己一齐为这些观念牺牲；他为此创办了一份杂志，差不多是一个人编辑的。他发誓要向法国和欧洲提出一个纯洁、自由、英勇的法兰西的观念；他深信将来必有一日，大家会承认他所写的可以成为法国思想史上最大胆的篇幅中的一页——这一点他是想得不错的。克利斯朵夫很愿意对他有更深的认识，和他来往。可是没有办法。虽然奥里维常常跟他接触，也只在有事的时候见面；他们绝对没有亲密的谈话，充其量不过交换一些抽象的思想，实际上也无所谓交换，而是两人在一块儿自言自语，因为各人都把思想藏在肚里。而这还是彼此契重的战斗同志呢。
这种矜持有许多原因，连他们自己都不容易分辨。先是过度的批评精神使他们把各人精神上的不同点看得太明白了，过度的理智又把这些不同点看得太重；其次，他们缺少强烈而天真的同情心，就是说缺少强烈的爱。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例如事业的重负、生活的艰难、思想的骚乱，使一个人到了晚上再没精力跟人作些友善的谈话。最后还有法国人不敢承认而老在胸中作梗的那个可怕的心理，以为大家不是同种同族，而是在不同的时代住到法国土地上来的不同的种族，尽管彼此有了关系，却很少共同的思想——这一点，为了大家的利益原来就不应该常常想到。而最重要的阻碍是太醉心于自由，对它抱着如醉若狂的危险的热情：一个人尝到了自由的滋味，简直会牺牲一切。这种自由的孤独，因为是用多少年的艰苦换来的，所以特别宝贵。优秀人物孤独自处，免得受制于俗人。宗教的或政治的团体威逼你，种种压迫个人的重负加在你身上：家庭，舆论，国家，帮会，党派，学派；孤独便是对这些压迫的反动。倘若一个囚徒要越过二十道高墙才能逃出牢笼，那么，非身强力壮的人绝不能毫无损伤的达到目的。对于一颗自由的意志，这的确是艰苦的考验。但是从这儿经历过来的，就会终生留下苦斗的痕迹和独立不羁的癖性，永远不能跟旁人融合的了。
除了高傲的孤独，还有一种是隐忍退让促成的孤独。法国多少老实人都把他们的慈悲、勇敢，和真挚的感情埋藏在心里。数不清的有理没理的理由使他们不愿意行动。在某些人是为了服从，为了胆怯，为了习惯性；在另一些人是为了怕舆论，怕闹笑话，怕抛头露面，怕人家把他们毫无作用的行为说是有作用的。这一个不参加政治的与社会的斗争，那一个不参加慈善事业，因为他们看到做事不认真或没有头脑的人太多了，也因为怕别人把他们看做跟走江湖的与糊涂虫没有分别。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感觉厌恶、困倦；怕行动，怕痛苦，怕丑恶，怕闹笑话，怕出乱子，怕负责任，还有那“有什么用？”的心理，把今日多少法国人的意志都给消磨了。他们太聪明了——没有气魄的聪明——他们看到正反两方面的理由。他们缺少力量，缺少生气。一个人生气蓬勃的时候决不问为什么生活，只是为生活而生活——为了生活是桩美妙的事而生活！
那班优秀的人，有的是可爱的普通的优点：人生观很温和，欲望很淡泊，爱家庭，爱乡土，遵守礼教，谨慎小心，不强制别人，不妨害别人，不轻易泄露感情，永远取着矜持的态度。所有这些可爱的动人的特点，在某种情形之下可以和恬静、勇敢、内心的欢乐，并行不悖，但跟法国民族的衰老与贫血也不无关系。
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屋子底下，那个四面围着高墙的幽美的园子便是小型法兰西的象征。那是一片跟外界隔绝的绿茵。有时，外边的狂风打着回旋降到园里，给坐在那儿出神的少女带来一些遥远的田野和大地的气息。
克利斯朵夫看到了法国潜藏的生机，觉得它不应该让卑鄙无耻的人压迫。沉默的优秀阶级躲在里头的那个半明半暗的境界，使他感到窒息。禁欲主义只有对一班没有牙齿的人才配。他却需要无限的空气、广大的群众、辉煌的太阳、千万生灵的爱，需要把他所爱的人紧紧地抱在怀里，把敌人碎为齑粉；他需要战斗，需要胜利。
“你能这样做，”奥里维说，“你是强者，你凭着你的缺点——对不起！——跟优点，生来是为战斗的。你的民族不是一个太贵族的民族，这是你的运气。行动不会使你厌恶。必要的时候你甚至会去干政治！……并且你用音乐写作又是了不得的幸运。人家不懂你的话，你什么都可以说。倘使人家知道你的音乐里有瞧不起他们的意思，有他们否认的信仰，也有对于他们竭力想扑灭的东西不断的颂赞，那么他们绝不会饶你，一定要阻挠、捣乱，使你为了和他们奋斗而把大部分的精力消耗完了，等到你胜利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完成事业的余力，你的生命也快告终了。成功的大人物是得力于别人的误解。人家佩服他们的地方正是跟他们的真面目相反的。”
“唉！”克利斯朵夫回答，“你们可没有认识你们那班大师的懦怯。我早先以为你是孤独的，所以我原谅你没有行动。但实际上你们思想相同的人不知有多少。你们比压迫你们的人强过百倍，你们的价值比他们的超过千倍，而竟甘心情愿对他们无耻的行为屈服！我真不了解你们。你们有着最美的国土、了不得的聪明，又最富于人情味，你们却丝毫不加利用，还让少数的坏蛋把你们控制、污辱，踩在脚下。喂，拿出你们的真面目来罢，怕什么？！别等奇迹或是拿破仑来帮你们忙！起来罢，团结起来罢。你们大家都得动员，马上把屋子打扫干净。”
但奥里维耸耸肩膀，无精打采而又含讥带讽地说：“跟他们去火并吗？不，那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有更好的事可以做。我最恨强暴。结果怎么样，我是太明白了。那些一事无成而满腹牢骚的老朽，保王党里的年轻的傻瓜，宣传暴行与仇恨的恶魔，会一齐霸占我的行动，加以玷污。你难道要我再喊蛮子滚出去或法国人的法国这一套仇恨的老口号吗？”
“不，这都不是法国话。人家尽管把它们涂着爱国色彩到处宣传也是白费的。那只适用于一般野蛮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不是培养仇恨的国家。要肯定我们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否定别人或毁灭别人，而是在于把他们同化。不管是骚乱的北方人还是多嘴的南方人，都让他们来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