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个苍凉的手势王维终南别业（第2页）

大家可以想见《维摩经》的流行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有家有业的人既想加入修行者的行列却抛不下亲人和家产，这下可看到一个光辉的榜样了，原来坐拥金山银海、整天醇酒美人的大款也能成佛呀！大家要是多读些佛经大概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佛教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只要你从一部经书里找出一条理论，别人就能从另一部经书里找出相反的理论。如果你们去找一位高僧来作仲裁，这位高僧很可能会说你们俩全是错的，然后给出他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答案。如果你们三个都是各持己见、信仰坚定的高僧，那么这种争执就很可能引发一场教派分裂——事实上许多教派分裂就是这样形成的。一说佛陀死后的第一次教团大分裂的契机就是大家就“僧侣在化缘过程中讨钱算不算犯戒”这个问题争论不清，从此佛教就有了上座部和大众部之分。所以对信徒来讲，最好一辈子只读一部经（许多前辈高僧也正是这么建议的），或者只读一部经里边的一部分（因为一部经里边也会有自相矛盾的说法，古代印度的佛教大众部就曾经重视论而不重视经和律，原因正在于此）。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念过几天佛的人在看见别人念佛的时候开口就说人家不对，主要缘由就在这里。况且，学问上的分歧大家还会平等商榷，信仰上的分歧是很容易固执己见的。越是信仰深、修为浅、眼界窄，就越是如此。但眼界宽了也是麻烦，一部经可以受益终生，多读几部就会烦恼无穷，这就必须用信念来弥合教义了。

话说回来，《维摩经》在它所处的时代里给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见解：出家能成佛，居家也能成佛，涅槃境界就在世俗生活当中，哪怕你是一个正在金山银海、醇酒美人当中打滚的大款，只要你是依据直心行事，那这就是在家修行的佛道，就是在净土世界里的生活。

王维的净土世界至少比普通百姓的“高级”很多，它所坐落的辋川是唐代长安极著名的风景区。日本圣福寺收藏有唐代的《辋川图》，从图上看，在王维的时代里，辋川秀美的山川里有着相当规模的建筑群，是极奢华的富人别墅区。不仅如此，辋川还有着便利的交通环境，距离长安不过四十公里，今天上朝办理公务，明天回来寄情山水，切换起来一点儿都不费力，名利与修道竟是这般水乳交融。

另一方面，当时的别墅和现代别墅有一点儿很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山清水秀中的一所豪宅，而是依庄园而建立的，带有相当的生产性质。我们看王维《辋川集》里的一首《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这也是王维的一首名作，从中我们哪里读得出来这个饱含禅意的辛夷坞其实是庄园里一个出产经济作物，能给王维带来收入的地方。另一首同样著名的《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这样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其实是一个麋鹿养殖所，是一个为这位似乎毫无人间烟火气的诗人赚取实实在在的利润的地方，这样的别墅是从汉魏时代的庄园经济演变而来的，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视之。

如此，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羡煞人的生活，但诗人自己也许不这么想。我们看看王维的身世，一方面和王勃相似，是少年得志的才子典范，二十一岁就考中了进士。而另一方面，仕途与家庭生活却充满波折坎坷：王维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孤身一人，没有子嗣，这显然要承受着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的莫大压力；进士及第之后，没多久就受到政治斗争的牵累，遭到贬谪，后来又随着张九龄的浮沉而浮沉，到“安史之乱”的时候，又折节接受了伪官，落下了政治上的一大污点。要从这些坎坷中走出来，需要诗，需要画，需要隐逸，需要参禅拜佛。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王维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需要在饱含挫折的现实世界之外寻找一个精神家园——这样的精神家园，就像一个家庭失和的男人在青楼里找到的慰藉，只是失意时候的避风港而已，一旦情况好转就随时可以抛弃。

这实在是信仰世界里的常态，李敖曾经称之为“金庸式伪善”：“金庸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金庸的风度极好，他对我的话，不以为忤。他很谦虚地解释他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佛说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所说的有点儿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儿窘，他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作‘金庸式伪善’。”

李敖在这里引经据典，狠狠炫耀了一番佛学功底，却偏偏漏掉了最该引述的《维摩经》，金庸竟然也没有想到用《维摩经》为自己辩解，如果换作王维，恐怕讨论不会就这样结束。况且，宗教信仰从来就不是依照教义的字面在世间流行的，哈耶克虽然不是宗教领域的专家，却在这个问题上给出过一个非常精辟的见解：“在过去两千年的宗教创始人中，有许多是反对财产和家庭的。但是，只有那些赞成财产和家庭的宗教延续了下来。”

凡是存活下来的理想主义，或多或少地都向现实主义作了妥协。我们可以责怪谁呢，社会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只是，当我们陶醉于“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样充满哲理的佳句的时候，最好还要记得：它的创作者正享受着高官显爵的待遇，悠游在风景如画的豪华别墅区里，用璧玉的笔在金箔的纸上，写出了这份无牵无挂、无拘无束的散淡。

“安史之乱”之后，因为接受过叛军伪职而处境险恶的王维真的“舍得”了一次——他施庄为寺，曾经留住多少诗人唱和的辋川别墅从此荒凉冷落了下来。乾元元年（758年）的春天，时任蓝田尉的诗人钱起和同僚们再游辋川，途经王维旧居，想到从前的种种欢乐交谊，写下了一首《中书王舍人辋川旧居》：

几年家绝壑，满径种芳兰。带石买松贵，通溪涨水宽。

诵经连谷响，吹律减云寒。谁谓桃源里，天书问考槃。

一从解蕙带，三入偶蝉冠。今夕复何夕，归休寻旧欢。

片云隔苍翠，春雨半林湍。藤长穿松盖，花繁压药栏。

景深青眼下，兴绝彩毫端。笑向同来客，登龙此地难。

钱起诗中的别墅主人分明是一位高洁而出尘的隐士，而事实上，王维从来没有真正脱离过官场，毕竟权力才是一切欢乐的源泉，就连隐居的乐趣也少不得官场实力的保障。

就在钱起刚刚离开的这年秋天，杜甫也从华州来辋川拜会王维，同样扑了个空，便去东山拜会王维的表弟崔兴宗，留下了一首《崔氏东山草堂》：

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新。

有时自发钟磬响，落日更见渔樵人。

盘剥白鸦谷口栗，饭煮青泥坊底芹。

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

崔兴宗的东山草堂一样地幽静温馨，一样地充满着隐逸的气氛，仿佛真是一片渔樵耕读的天地，转而忆起王维的辋川别墅，只剩下“柴门空闭锁松筠”，任主人在四十公里外的长安城的波诡云谲里小心地祈祷着命运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