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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印第安圣草
早期历史学家认为，美洲大陆的土著人是未开化的野蛮民族，他们根本没有达到文明的程度，甚至还没有发现轮子的用途。
二十世纪的人如果离开不计其数的轮子，就连一天也不能过，因此当我们试图用是否善于利用机械装置来衡量人的智力时往往会犯错误。因为那些一切都靠肩扛背驮（或更多是靠其妻子肩扛背驮）而从未想到要造一辆牛车的可怜的美洲大陆的土著，其实具有其他一些优点，这些优点证明他们在智力上绝不低于我们的祖先。
仅举一例，他们驯化的植物比人类其他任何种族都多，如玉米、土豆、咖啡、棉花（这一品种优于自远古以来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种植的棉花）、橡胶、金鸡纳和烟草，如果没有这些，要在大陆上长期生存肯定异常困难。橡胶、咖啡和棉花流行种植的时间较晚。土豆被引入欧洲，使世世代代的欧洲人都免遭饿死。而烟草则立即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它拯救了北美洲。这对任何无言的草木来说都是无上的光荣。
其实，哥伦布首航时就带回了有关“冒烟的印第安人”的怪诞故事。他手下的一些人独自到附近的一个小岛上进行了一次小型探险，回来就讲土著人是如何围坐在用某种植物的干叶子生起的火堆边，如何通过一个插进鼻孔里的奇形怪状的木头工具吸入火堆冒出的烟，似乎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据那些水手说，烟通过野蛮人及其圣草木制工具进入鼻孔，那个木头工具名叫“tabaco（鼻烟管）”。进一步研究表明，生活在热带阳光下的所有印第安部落当中，使用“鼻烟管”是很普遍的。
六十年后，一位被派往新殖民地考察的西班牙科学家将这种植物带回了西班牙。它首先引起了药剂师的兴趣。这种植物本身是否被野蛮部落称为“tabaco”，还是西班牙人（他们非常不屑于土著人的一切，所犯莫名其妙的语言学错误，难辞其咎）将烟管的名字强加于这种邪恶的毒草，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tobacco（烟草）”（用这个词的英语拼法）在世界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据说，“吸”烟或“抽”烟是印第安人的一种庄严仪式，“吸烟会”颇有一种神圣的氛围。但是在欧洲，药剂师们首先预言这种烟草有可能会成为一种新药。他们宣称这东西有神奇疗效，而且作为“印第安圣草”，他们把一服这样的东西煎熬五六个小时，制成药剂，能够医治好很多疾病。
在欧洲市场上市的第一年，其价格就贵如黄金，这个事实大大提高了它的声望。就连凯瑟琳·美第奇也中止其宗教沉思很长一段时间，以关注这种新的魔力并对这种植物的叶子进行了研究，这些叶子是法国驻里斯本大使让·尼科从一个返航的水手那里为她购买的。
这种植物大行其道、广受欢迎是在发现其烟雾通过黏土烟管吸食能够产生一种满足感之后，这种满足感使吸烟者心平气和，除了不应沾染此物的幼童外，不会造成不适的感觉。
自此，这种“圣草”从药店转移到了酒馆，在不到十二年时间，整个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的很大一部分）沉湎于点燃这种“神草”，吞云吐雾，青烟缭绕，惬意地打发时光。
当然，对此老一代人总是蹙眉疾首。于是他们说必须对此采取措施。起初对吸烟的人进行小额罚款，后来除了罚款还要监禁。远在莫斯科的小教父下令，带烟斗被捉住者将受鞭笞二十五下。君士坦丁大帝更进一步说：“砍掉他们的头！”
但是，这种狂热未能被制止。欧洲意欲抽烟，欧洲确实在抽烟。
吸烟和英帝国北美大陆殖民地的建立，似乎是完全不相关的事情，但是历史往往以奇特的方式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们都知道，期盼天堂幸福的加尔文和路德（以及新教多数伟大领导者）都十分强调在现世尽情享受物质是人的本分。而天主教会（在好几个东正教会教父的影响下）则一向认为，追逐金钱不是十分光彩的事，或许不能严格地说是不道德，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对这种事情还是少想为妙，以免因为眼前的金钱利益而失去永生的灵魂。
的确，教会反对收取利息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信贷的发展，以至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在中世纪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宗教改革改变了这一切。有那么一些“上帝特选的子民”分散在“众多的受苦受难无尽期者”中。这些“特选的子民”大多是热衷于追逐利益的吝啬商人，加尔文的宿命论激活了他们的思想：他们要不断地致富，以印证他们是上帝特选的子民。因此，他们要进行最大限度的“贸易活动”。
不止于此，对盲目崇拜的天主教徒进行的战争使新教世界财源不断。仅英国，据估计国家的财富在1500年和1600年间就增加了三倍。然而，黄金白银不能当饭吃。就这些贵金属本身来说毫无价值。它们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可以用它们购买面包和钻石。我们都知道这些，但是在十六世纪只有少数人这么认为。大大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发现仅仅拥有大量金银财宝实际上喜忧参半，这些东西往往更似祸而非福。
经历革命的人们往往并不知道自己身边发生了什么，这种情况现在人所共知。哥伦布航海彻底结束了中世纪的统治和彻底摧毁了统治世界达十个世纪之久的封建制度，因为他发现了新大陆，可以用作转移旧大陆过剩人口的寄宿场所，为数百年后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埋下了伏笔。如果贝斯女王（即伊丽莎白女王）同时代的人对此不能理解，这不能责怪他们。但是黄金白银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涌入西欧和南欧，而黄金白银突如其来的涌入彻底废除了物物交换的旧体制，在旧体制中地主（实际上是自产牛肉、蜂蜜、鸡蛋以及其他可交换产品的人）是中世纪社会中的主导人物。
这突然使商人手头有了数百万美元可供其任意支配的现金，在此以前他们仅比肩扛背驮的小贩略微强点。他们开始做起大生意，规模之大自罗马帝国时期以来未曾有过。而且现在富了，因此试图显赫起来，他们一定要立即住到更好的房子里，一定要送儿子到更昂贵的学校读书，一定要花一大笔钱为女儿操办婚事。
旧的地主乡绅看到这一切，也不甘落后。大量涌入的印制精美的先令、便士和英镑使他们的乡村乐土黯然失色，俗不可耐。但他们仍然控制着土地，土地可以种粮食，粮食可以卖钱。
这对商人来说不是好消息。他们在城里的自家小花园里不可能种麦子。他们不得不从贵族邻居那里购买麦子，而贵族邻居还要收取所有的交通费用。
最终，不可避免地，劳动者成为这一经济剧变的受害者。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就像1914—1918年那场种族大战（发现美洲金矿后的第二大经济革命）后那样，善良的劳作者（也学会了一两门手艺）让孩子们坐上他的廉价小汽车，留下话说等他的工资凑够了买咸肉和煤气的钱后再回来。但是1600年的伐木工和汲水工就不那么幸运了。他那个区的治安法官（当然是个贵族）决定一天工作的合理报酬为多少。女佣要么接受这种报酬，要么置之不理。但是在后一种情况，同一位治安法官有权以“流浪”的罪名将其逮捕，并可下令对其鞭笞或强迫劳动，直到她愿意在规定的工资情况下回去工作。
只要对他们的服务有需求，这些苦工可以嘲笑监狱的铁锁，因为当时他们就是汗水的垄断者，商人和地主乡绅受其摆布。但是过去数百年间，在整个北欧，教会大量的地产被政府没收，成千上万的人（迄今为止一直在隐修院制度下耕种土地的修士、修女、教会管理人员和庞大的听天由命的农民大军）被剥夺了原来的生计，并被无情地推到了劳动力市场上。
因此，成功开拓殖民地的两大必要条件就具备了。少数拥有大量多余财富的人，谋求在所有可能的领域获利。同时又有无数贫穷、饥饿、处境悲惨的人，只要能摆脱眼前的困境，愿意去任何地方，哪怕是可怕的美洲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