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中华民族的认知进展与标志词符进一步流通（第1页）
5。“中华民族”的认知进展与标志词符进一步流通
1927年年初，有一篇题为《中华民族的研究》的长文公开发表（作者为王启汾，生平不详），可以说代表了此前有关“中华民族”认知所已达到的较高自觉程度和学术水准。该文的副题为“依据近代学者的成绩”，也就是根据孙中山、梁启超和其他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和讨论，对此前的有关认识做一自觉总结。在该文中，作者首先对“民族”一词做了“正名的功夫”。认为梁启超所谓“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的意见，“太富于玄学的意味了”，无法赞同；倒是孙中山将民族看作“天然力造成”的群体之看法，更符合事实。而他本人则宁愿将“民族”界定为“一种血缘最相接近的群众结合，而且具有共同的文化上的特点”。由此出发，他还对有关“中华民族的发生”问题之各种说法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所谓“本土说”和“外来说”目前均难以确定，但无可置疑的是，无论就身体上还是行为上的性质来看，都能够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血缘混淆的民族”，它在种族和民族的来源上肯定是“多元”而非“一元”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构成分子”问题，作者考察各种说法后，得出五个结论：“第一，中华民族的构成分子是非常的繁多而复杂；第二，各构成分子的并合入中华民族的时期有先后的不同；第三，各构成分子并合入中华民族时彼此有多寡的不同；第四，在不同地方的华族所含有的各构成分子的遗传质量也不同；和第五，中华民族现在还是（在）不停的吸收异族的成分。”这显然比此前梁启超的有关说法，又进一步地丰富了。除此之外，本文作者还专门谈到了“现代的中华民族”。他强调指出，“各处的中华民族因地理上和遗传上不一致的关系，所以他们的身体上行为上的性质，以及风俗上习惯上的特点也是很有差别的。除了这些差别之外，中华民族仍有他自己独立而统一的特性”。那么其彼此的共性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作者进而指出：“中华民族是黄色人种的一支，在形态上和生理上的性质有共同的特色是显而易见的。这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化。在行为上相像之处也颇不少，例如：喜欢妥协，偏向主观，不修表面，因袭旧习，消极而且阴柔，顺从自然，安息听天命等。”[132]虽然，这些所谓行为上的共同性之概括，尚属肤浅、庸泛，甚至过于随意而充满矛盾，但作者明确提出组成“中华民族”的国内各民族除了存在各自的特点和差别之外，“仍有他自己独立而统一的特性”这一思想命题，毕竟还是在做一种积极的思想努力，是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史上所不容忽视的进展。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五四”以后至“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前，现代中华民族认同有一个突出的社会化表现或标志，那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一词，已开始在中国被越来越多地加以使用了。这一时期，不仅国民党人和国家主义派（后成为青年党）人士，共产党等其他政治派别和思想人物，也都已在中国各民族人民相对平等构成为一个整体的意义上，频繁地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和概念。如信仰共产主义之前的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首次使用，就出现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1919年8月4日，他在《湘江评论》第4号发表那篇引人注目的《民众的大联合》（三）一文，特别强调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功。”[133]从而表明了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立场。1922年，中共在“二大”宣言里正式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目标。1926年《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中，甚至还喊出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由此可见一斑。不过，由于受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接受“民族自决”理论，主张与国内各民族组成“中华联邦共和国”，其所谓“中华民族”，内涵往往较为含混，不少时候实际指的还是汉族或汉化民族的整体。[134]这种情况直到全面抗战前夕，才得以根本改变。
“五四”之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不同的政治和思想派别对于“中华民族”概念的使用，在具体内涵上还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国共之间，这一点，我们在下文还要谈到），但没有疑问的是，他们大体上都认同了中国各族人民结合而成的整体具有一种全方位的一体性，不仅拥有共同的现代国家的国民身份及其所辖的生息地域，拥有着各种亲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同时还拥有着共同的民族命运和民族前途。而这些，也正是中国各民族一体性之现代观念得以发展和传播的重要社会基础和认知前提。
但也必须指出，这一时期，反映中国各民族整体性认同的词汇，除了“中华民族”一词广泛传播之外，“中国民族”一词也仍然很常见，同时还出现了“全民族”等其他具有类似意义的关键整合性词汇。这也是很重要的，它反映出在当时，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整体认同已成为一种不可抑制的时代趋势。
比如，1925年，中共在《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等文件中，就都在各民族整体性认同的意义上，自然而然地反复使用了“全民族”一词。像《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就有这样的用语：“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又写道：“上海上流社会和各报新闻记者已多少暴露其（与帝国主义——引者）调和妥协和‘速了’的倾向……这种倾向若不停止，实大有害于全民族的利益”[135]等，这里的“全民族”一词，不过是中国国内各民族一体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其中，当然也包含着政党的民族政策和政治策略的考量因素在内。
不过，“全民族”一词更为广泛的使用和“中华民族”成为极度流行的固定词汇（绝对压倒“中国民族”一词的使用），还是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才得以实现。
[1]见傅运森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高等小学用）第4册，第20课“民国统一”部分。书中《（秋季始业）新历史编辑大意》之四、五两条明确表示：“本书编辑之要旨，在使儿童知国家文化之悠久，民族之繁多，以养成尊重国粹、亲和各族之观念，植中华民国国民之基”；“民国肇建，合五大族为一家，故本书尤注重于国土之统一、种族之调和，而于五大族之豪杰，择其最有关系者，一律编入本书，以资儿童观感，务使此书为民国五大族共同适用之书”。可见其实行新式教化自觉之一斑。感谢毕苑帮助查找此条材料。
[2]阙名：《仇一姓不仇一族论》，《民报》1908年第19号。
[3]刘揆一的《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原件，现藏于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杨天石先生就曾查到刘揆一此文。1988年2月9日他在《团结报》上发表《从“排满革命”到“联满革命”》一文，曾率先简要介绍该文内容。饶怀民教授早年编辑《刘揆一集》时并未收入此文，但他后来托朋友复印到此文，并在其新著《刘揆一与辛亥革命》（岳麓书社2010年版）中，将其全文引录，而且还发现此文之前曾以《汉满蒙回藏民党联络意见书》为题，发表在1911年3月11—12日的《民立报》上。不过，杨、饶二位虽然都肯定了此文在革命党民族观问题上的进步，并将其视为同盟会斗争策略改变的重要证据，但却都没有明确将其放在“五族共和”的思想脉络里去加以论析。
[4]以上所引见刘揆一：《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239页。
[5]刘揆一：《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239页。
[6]曹亚伯：《武昌起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0页。
[7]可参见村田雄二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8]参见杨昂：《清帝〈逊位诏书〉在中华民族统一上的法律意义》，《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
[9]这一看法，笔者曾以《辛亥革命时期“五族共和”论形成问题再探讨》（提纲）为题，提交给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笔者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主办、许纪霖教授主持的“中华民族的国族形成与认同”学术研讨会，又提交了“‘五族共和’说的形成、传播与近代‘中华民族’论”的主题发言提纲。感谢会上会下多位同道曾予指教。
[10]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1页。
[11]可见康有为的内容互有出入的三份《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的第2份，手稿藏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见《康有为全集》第9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207页。作于1911年11月，1913年连载于《不忍》第7册的《救亡论》，也谈到类似内容。其标题为“民族难定、汉族中亦多异族，而满族亦主黄帝考”。
[12]康有为：《致某君书》（1911年底）和《拟宣统皇帝罪己诏》（1911年），《康有为全集》第9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253页。
[13]无妄：《中国存亡问题系于民族之离合》，《大公报》1911年11月19日。
[14]《宣统政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18辑，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1页。
[15]有关清帝逊位诏书的政治法律意义问题，法学界的高全喜、杨昂、章永乐、常安和史学界的杨天宏等曾有过一系列文章讨论，颇有价值，值得关注。具体可见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8—87页。
[16]《临时政府公报》第56号，1912年4月3日。
[17]《与刘揆一等发起组织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7页。
[18]《临时政府公报》第56号，1912年4月3日。可另见《黄兴集》。
[19]《中华民族大同会支部成立纪事》，《申报》1912年6月9日。
[20]《满洲人权之保护者》，《申报》1912年6月14日。
[21]分别见《申报》1912年4月13日，5月27日，5月26日有关报道。
[22]杨筱农：《伊犁革命回忆录》，《天山》1934年第1卷第1期。
[23]北京市档案馆藏有有关档案，可见刘苏选编：《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章程》《平民党宣言书暨暂行章程》，《北京档案史料》1992年第1期和第3期。
[24]袁世凯乃清末立宪派大官僚，他的“民族大同”思想显然表现出对立宪运动期间有关思想的直接继承。
[25]见《申报》1912年6月11—12日《姚锡光等发起五族国民合进会启》。另见刘苏选编：《五族国民合进会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2年第2期。其中除了“会启”和“简章”外，还有“支会章程”，呈请立案呈文、组织构成条款及内务部批文等内容。内务部批文曰：“查所呈各节系为五族国民谋同化起见，尚无不合，本部应准备案，仰即知照。”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五族国民合进会启》小册。
[26]熙斌：《种族同化论》，《中国同盟会杂志》第3期。
[27]《国民党宣言》，《民立报》1912年8月18日。转见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9页。
[28]吴贯因（1879—1936），广东澄海人。1907年赴日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史学系，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并结识梁启超。1912年归国，与梁一起创办《庸言》杂志。1913年，梁启超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时，他任卫生司司长。1927年后弃政从学。著有《史之梯》《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变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