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的祖训不征的十五夷国（第1页）

明太祖的祖训不征的十五夷国

明太祖承元而起，即位后一面继续用武力削平大陆上的割据者，一面派使臣到南洋诸国，说明中朝已经易代，命令他们向新统治者表示臣服的仪节。这仪节的手续分为几部分，第一是缴还元代所颁的印绶册诰，表示他们已和元室脱离关系。第二是重新颁给新的印绶册诰，表示他们接受新朝的册封，成为藩国。第三是颁赐《大统历》，表示奉新朝正朔，永为藩臣。在受册封者一方面应表示的礼节，是派使称臣入贡，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所得的权利是得和中国通商，外交的使节同时也是商船上的领袖。

洪武初年（1368）出使南洋的使臣，洪武二年（1369）有吴用、颜宗鲁使爪哇（10），刘叔勉使西洋琐里。洪武三年（1370）有赵述使三佛齐，张敬之、沈秩使浡泥，塔海帖木儿使琐里。明成祖即位后，永乐元年（1403）中官尹庆使满剌加、古里、柯枝诸国，闻良辅、宁善使西洋琐里、苏门答腊。（11）足迹已遍南洋。洪武二十年（1387）谕爪哇之诏书，纯为说明统治权之转移，书曰：

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以是起兵讨之，垂二十年，海内悉定。朕奉天命以主中国，恐遐迩未闻，故专报王知之。颁去《大统历》一本，王其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使爪哇之民，安于生理，王亦永保禄位，福及子孙。其勉图之勿怠。（12）

次年其王昔里八达剌蒲（13）遣使朝贡，纳前元所授宣敕二道，诏封为国王。（14）其他使臣之出发，均负同样使命。

明太祖是个脚踏实地的保守者。在他在位的期间（1368—1398）用全力去削平割据势力，奠定统一规模。同时致力于沿海的海防，阻止倭寇的侵入，巩固北边的边防，防止蒙古人的南犯。又因内地诸蛮族叛乱纷起，自宁复、凉州、洮州到湖南北、四川、两广、云南、贵州，三十年中，几乎没有一年不用兵。他审虑自己的国力，只够巩固国内和抵抗外来的侵略，绝无余力作对外发展之用。因此他就立定主意不再南迈。洪武二年（1369）编定《皇明祖训·箴戒章》时，就特别指出不可倚中国富强，无故对外兴兵。他也看出元代征爪哇失败的教训，特别列出不征的十五夷国，叫后人遵守。他说：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兴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今将不征诸国名列后：

东北：朝鲜国

正东偏北：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15）

正南偏东：大琉球国、小琉球国

西南：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腊、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淳泥国（16）

虽富且强而决不用以对外侵略，如有来犯，则决不迟疑而立予以致命的还击。这是我国几千年来的立国精神，我国过去之为东亚领导者其理由在此，我国过去之所以无殖民地者其理由亦在此。我国今后必复兴，必富强，必重现汉、唐时代之国威者，其理由亦在此。

明太祖虽谆谆训谕其子孙，不可好大喜功，生事海外。但对和平的通商关系则仍遵前朝旧例，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仍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洪武初设市舶司于太仓、黄渡，寻罢。（17）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18）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永乐三年（1405）以诸蕃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寻设交趾、云南市舶提举司（19），接西南诸国朝贡者。（20）凡贡使“附至蕃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以赏之。仍除其税”（21）。为招徕蕃商计，货舶亦有时得邀免税的特典。（22）

贡使之来，往往多挟蕃货，由官抽给价，国家所费不赀。其馆驿又依例由地方人民负责（23），官民为之交病。洪武七年（1374）以倭寇猖獗，罢三市舶司。又谕中书及礼部臣曰：

古者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则每世一朝，所贡方物，表诚敬而已。远国如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浡泥、三佛齐、暹罗斛、真腊诸国，入贡既频，劳费太甚。今不必复尔，其移牒诸国俾知之。（24）

但南洋诸国仍贪入贡之利，来者不止。

三市舶司罢后，倭寇仍未敛迹，洪武十四年（1381）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25）但沿海居民，迫于生计，仍私自出外贸易，禁令愈严，获利愈大，私出贸易者因之愈多，货币之流出亦愈不可问。洪武二十三年（1390）再诏户部严申交通外蕃之禁：“中国金银铜钱缎疋兵器，自前代以来，不许出番。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以故严禁之。”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26）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下令禁民间用蕃香蕃货，使蕃商失去市场，为釜底抽薪之计。（27）洪武三十年（1397）又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28）

明成祖（1403—1424）于建文四年（1402）六月入南京即帝位，在他的登基诏书中，又重申通蕃的禁例：“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29）这命令仍是一纸虚文，不能禁遏这一股向南洋发展的洪流。政府没有法子，只好于次年八月重新恢复停罢已久的三处市舶提举司（30），使蕃商蕃货源源而来，抵制私商和私货，使其无利可图，自然歇手。又于永乐二年（1404）下令禁民间海船，不许出口。（31）这办法显然也毫无用处，私商照旧出海，蕃香蕃货照旧充斥市场。一千七百年来所造成的自北而南的发展，航海术的进步，中国与南洋诸国交通的频繁，商业的发达，国内市场的需要，尤其是沿海贫民生计的逼迫，都使政府无法阻止这自然、和平的海外拓殖。在南洋诸国方面，一千七百年来的自然发展，在经济上已与我国成为一体，他们迫切地需要锦绮瓷漆，正和我国的需要香药珠宝一样，在文化、政治上，也同样地不能离开我国。在这背景下，在这自然发展的趋势下，遂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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