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懦崇厚辱命误国 弱朝廷亡羊补牢（第1页）
第二章懦崇厚辱命误国弱朝廷亡羊补牢
此时，新疆除伊犁外已经全部收复，战事也基本结束。这一段时间，左宗棠一直忙着制定保案，为立功的将士请功。
此事一了后，左宗棠又深思熟虑，为新疆建省的事上奏朝廷。他曾在力主继续西征的奏折中提出要把建省作为收复新疆之后长治久安的措施，但那次仅是一笔带过，这次他则要详细阐明缘由，并期望朝廷尽快采纳他的意见。
其实，新疆早在汉代就已隶属中国。乾隆年间，准噶尔叛乱，乾隆帝御驾亲征，于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平定叛乱。为了巩固在新疆的统治，朝廷开始实行军府制，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领新疆全境，下辖乌鲁木齐都统及各城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兵大臣，分驻新疆各地，又根据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
巴里坤及乌鲁木齐地区，接近内地，汉人较多，实行郡县制，设立镇西府和迪化州，各辖几个县，上设镇迪道，隶属于甘肃省；在南北疆游牧地区和吐鲁番、哈密等地，实行札萨克制，由清政府所封的王公、贝勒、贝子、台吉进行世袭统治。在南疆农业区，则基本沿用原来的伯克制，各城设阿奇木伯克一员，下设各级伯克多人，分管各项事务，直接管理各族民众。
起初，军府制对稳定新疆十分有效，但后来问题越来越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治兵之官多，理民之官少。无论将军还是参赞、领兵等大臣，都是统兵之官，民政事务在他们眼里往往无足轻重。而直接管理民政的是各级伯克，他们不但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借官府的名义索取无度。实行札萨克制的地方，王公、贝勒、台吉也好不到哪里去。
当然，如果伊犁将军及驻各地的大臣们能够悉心筹划，也不是说一无可为，可这些满族贵族多是纨绔子弟，到新疆来就已经觉得吃了亏，所以比着贪污腐化，只知要粮要饷，不知理民为何事。当时伊犁将军是全国最大的肥缺，“不贪不沾，一年百万”的说法路人皆知。
左宗棠提出在新疆建省，主要就是为了改变“治兵之官多，理民之官少”的状况，削去各级伯克的权力，设置州县官员来直接掌理民政。现在新疆刚刚收复，正是削去伯克权力最好的时候。阿古柏人侵新疆后，正直的伯克不肯附逆，已经被杀的杀，逃的逃。而那些附逆的伯克，在官军收复新疆的时候，大部分都逃走了。既然没有多少伯克可用，正好让州县官员来亲理民政，这层用意他在奏折中已直接点明。
还有一层意思不能直接点明一就是改变由满人统治新疆的状况。左宗棠向来对满人不以为然，新疆变乱，除了军府制的问题外，他私下也认为这些满人无能也是重要的原因。
实行行省制后，地方当政者是总督、巡抚，而督抚却没有只用满人的说法。特别是洪杨之乱后，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势力迅速崛起，汉人督抚占了十之八九，新疆自然也可以用汉人。至于道府州县官员，那自然更可以用汉人。当然，也并不是汉人就多么高明，但总比只从八旗子弟中选派官员视野要开阔得多。
看到左宗棠的奏折，从军机大臣到慈禧，一眼就看出建立行省势必会削弱满人在新疆的权势，大家虽不点破，但都心知肚明。朝廷的办法就是先拖拖再说，于是军机处秉承慈禧的意思回复左宗棠：
新疆应否改设行省，事关重大，此时遽令内外臣工议奏，亦难确有定见。且伊犁尚未收复，新疆体制不宜变更。着左宗裳详细酌度，妥议章程，候旨定夺。当初俄人曾许诺，待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收复，即将伊犁交还。现新疆南北大部已经收复，宜早派人与俄驻伊部队商讨。伊犁将军金顺是职责所系，可令其速赴俄营，着左宗裳统筹熟虑，尽快回奏。
收复伊犁之事左宗棠早有考虑，他原意是派刘锦棠前往与俄人交涉，现在朝廷却点名要金顺来办这事，显然是想让满人分一些收复伊犁的功劳。他心知肚明，又没有合适的理由非刘锦棠去办不可，因此也只得同意朝廷的安排。
金顺奉命人伊犁与俄军商讨，俄军将领却避而不见，他白白等了十几天。后来俄军将领终于肯见面了，又推说此事应由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将军答复。金顺于是便要求去见考夫曼总督，但俄方推托说他军事繁忙，驻无定所。没有办法，金顺只得转交给考夫曼一封信，却迟迟没有回音。
其实，考夫曼早就接到了金顺的信，并立即向沙皇报告。沙皇为此还专门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研究对策。陆军大臣米留金认为，当初俄驻华公使对总理衙门许诺清军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后就交还伊犁是个错误，应主张死不认账。而财政大臣则不同意现在与中国闹僵，因为当时俄国正与土耳其交战，财政非常紧张，无力再辟战场。他认为应更多从商务与外交的角度考虑问题，可以把伊犁交还中国，以换取优厚的商业权利。最后会议确定，伊犁不能轻易还给中国，要让中国人费尽周折，或许最后中国人会知难而退。
结果可想而知，金顺交涉了三个多月，最后考夫曼答复他外交之事应当与俄驻华公使交涉。
总理衙门其实一直在与俄驻华公使布策交涉，他先是说这事要直接与考夫曼总督交涉，现在考夫曼又推给了他，他无可再推，便说要请示沙皇，结果这一请示又是一个多月。恭亲王亲自去与布策交涉，布策又提出几个中俄边界案件必须处理清楚后才可谈交还伊犁的事，可他所提的几个案子早就调查处理过了。恭亲王绞尽脑汁，也毫无办法。
这时候左宗棠上了一个折子，说军人眼里只有开疆拓土，所以与考夫曼将军交涉伊犁问题难有结果；驻外公使专以耍弄手段为能事，文过饰非，卖弄口才是其通病，所以与驻华公使交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要讨还伊犁，非派大员直接去俄国不可。俄国是大国，肯定不会自食其言，其国主也不会自失体面。依臣看来，考夫曼和布策的种种刁难，也许并非是俄国国主之意，十有八九是他们自作主张。
这观点正好与恭亲王不谋而合，所以他第一时间就上奏了这件事。伊犁问题错综复杂，慈禧觉得再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也同意派人去俄国。
“派谁去呢？”慈禧问道。
“前驻英公使郭嵩焘堪当此任。”恭亲王回道。
“收复新疆咱们靠汉臣，如今不过是把伊犁要回来，这么点事咱满人也办不成吗？难道我们真没人了吗？”慈禧一口回绝。
宝鎏沉思了片刻道：“奴才举荐礼部左侍郎崇厚，当年天津教案时他任三口通商大臣，亲自去法国办过交涉，也算是通洋务的人才，让他去俄国比较合适。”
所谓崇厚通洋务，不过就是当年天津教案后，法国要求中国必须派官员前往巴黎当面道歉，崇厚就是这个道歉的官员，要说到外交的经验，其实他基本没有。
“我看崇厚可以，就让他去吧！当年去巴黎道歉，那么难的一件差事他也办得很得体，也实属不易。至于随行人选嘛，你们呈上个单子来就是了。”
听说朝廷要派崇厚赴俄谈判，翰林院侍讲张之洞于是上奏道，崇厚此行关键是收复伊犁，同时勘定中俄西部边界，他应该身历西陲，了解边塞及伊犁实情，并与左宗棠商议。如果他对西陲一无所知，心中无底，少不了对俄人一味迁就，这岂不是贻害无穷？所以他应当先赴新疆，再人俄国。
朝廷把折子转给崇厚，让他斟酌。崇厚无从斟酌，就去天津向李鸿章请教。李鸿章见了奏折之后大摇其头道：“张孝达这纯属书生之见，纸上谈兵，此路断不可通。其一，左帅向来主战，不知通融，他的意见你要是听，那谈判就根本不可能成功；你要是不听，他定会把你骂得狗血淋头。所以，你还是不去见他为好。其二，西行万里，何日才能到西陲？从新疆赴俄并无通衢大道，难觅向导，耗费时日不说，路上安全何以保障？”
崇厚闻之心悦诚服，连连拱手道：“中堂之言真是醍醐灌顶，我这就走水路，从上海乘轮船赴俄国。”
“如此甚好，走水路乘洋轮，不但无跋涉之苦，而且安全无虞。”
崇厚一行从上海乘英国怡和公司的轮船过香港、西贡、新加坡，走印度洋、红海，过苏伊士运河，进人地中海，再到法国马赛登陆。在光绪四年的最后一天，他终于踏上了俄国的土地。此时那里早已是冰天雪地，一行三十多人分乘八九辆马车赶往俄都圣彼得堡。
崇厚到达之前，俄国外交部代理大臣格尔斯奉沙皇指令主持会议商讨对付中国使团的策略。
考夫曼是个强硬派，他建议伊犁绝不能还给中国，因为此地是一个现成的、威慑力极强的堡垒，占领了伊犁，就可以控制中国新疆乃至整个中亚。
俄军参谋部亚洲司司长库罗巴特金道：“当初我们就不该许诺归还伊犁。”
“当时大家都预计中国根本不可能平定新疆变乱，没想到左宗棠竟只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打败了四五万敌军，实在出乎意料。”格尔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