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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第十七章近世之佛教
（一）概说
近世佛教，乃就有清一代，及民国以来佛教兴衰言之；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尽力振兴儒教；对于佛教，亦颇提倡。喇嘛教本为元明二代之怀柔藩部政策；其寺院之配置，僧侣之阶级，廪饩之额数，皆有定制。清代所护喇嘛，皆黄衣派；而称本国固有之佛教徒为青衣派。然顺治、雍正二帝之参禅；乾隆帝之翻译经典；则于固有之佛教，关系至深；可谓清代佛教之全盛时期。嘉庆以后，国势凌替，佛教亦随之衰颓。至光绪年间，士夫竞谈变法；输入西洋哲学，推翻墨守儒说之成见；同时研究佛学之风，亦勃然兴起。民国以来，战乱不息，人心觉悟，研究佛教者，乃不期而同；创设佛教会，刊刻经典，各省皆有此机关焉。
（二）清代之喇嘛教
喇嘛分西藏、蒙古二支，已于第十六章述之。清制：喇嘛分驻京喇嘛，及西藏、蒙古各部喇嘛，而皆受前藏达赖喇嘛之管辖。喇嘛官秩：达赖、班禅以下，有札萨克、苏拉、德木齐、格斯贵等名。驻京者，设掌印札萨克大喇嘛一人，副札萨克大喇嘛一人，札萨克喇嘛四人，达喇嘛十七人，副达喇嘛四人，苏拉喇嘛十九人，教习苏拉喇嘛六人，德木齐三十一人，格斯贵五十人；其徒众日格隆，曰班第。内务府三旗，及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皆设置喇嘛若干人。此外热河、盛京、五台山、归化城、多伦诺尔等处，咸设喇嘛；额缺升转，皆照驻京喇嘛之例。
顺治八年，创建后黄寺剃度喇嘛百有八人。十四年，后寺中，唪经喇嘛，定为四百人。雍正帝在藩邸，即喜研内典；受国师章嘉呼土克图之指导。及即位；兴修此邸，号雍和宫，为京师第一大庙；设王大臣管理之。宫内中正殿，为喇嘛唪经之所；定例：每日以二十人，在前殿唪《吉祥天母经》；以九人在后殿，唪《无量寿经》；以三人在后殿，唪《龙王水经》。
乾隆元年，议准在京各寺庙，原有度牒之喇嘛、格隆、班第，共九百五十九名。后增建福祐寺，食钱粮之格隆、班第，共三百十四名；皆未得度牒，乃按名补给。其额外所收之徒，遇食粮有缺，方予充补。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分主前后两藏。乾隆时，理藩院造册：至第六世达赖，所辖寺庙，计有三千一百五十余所；共计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余人；班禅所辖寺庙三百二十七所；共计喇嘛一万三千七百余人。
（三）清代对于佛教之保护及限制
满洲民族，早崇喇嘛教，与蒙古相似。清初诸帝，对于佛教，颇示尊崇；故保护亦备至。雍正《御选语录》有云：“我朝之初居东土也；风俗淳古，实忠实孝；历代敬礼佛天；而于僧道，并无不问高下，一概尊敬之事；与蒙古习尚迥殊。”是知清代之尊敬佛教，非漫无区别，一概盲从者也。
清代一方尊重佛教；同时于寺观之建置，僧尼之剃度，又严加限制。顺治年问，定僧道官制，京师设僧录司、左右善世、阐教、讲经、觉义，掌释教之事；各直省府属设僧纲司；置都纲一人、副都纲一人；州属曰僧正司；县属曰僧会司；各掌其属释教之事，悉依明制。
对于寺观庵院之建立，所定限制，甚为严厉。《大清律例·户律》中规定：“凡寺观庵院，除现在处所外先年额设；不许私自创建增置；违者杖一百；僧道还俗，发边远充军；尼僧女冠，入官为奴；地基材料入官；民间有愿创建寺观者，须呈明督抚具奏；奉旨，方许营建。”
又出家亦悉依明代以来旧制，须由官给度牒，不许任意出家。《大清律例》中亦有规定：“若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寺观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然此项限制，事实上乃因僧道无户籍，可免纳丁税而设；自雍正年间，并丁税于漕粮；僧道之多寡，与税额无何影响；于是度牒之制，遂无形而废弛。
又“民间子弟，户内不满三丁，或年在十六以上而出家者，俱有罪；应付火居等僧道，不准滥受生徒；其年逾四十者，方准招徒一人；如年未四十，即行招受，及招受不止一人者，均照违律论罪。”
此等限制，定例虽严；然其后亦为具文，僧徒随意出家，比比皆是；或穷乏不能自存，则遁入空门；甚至犯罪者，亦借寺庙为藏匿之地；古人所谓出家乃大丈夫之事者，至是失其本意矣。
（四）清初诸帝之信佛
（甲）顺治帝之参禅
顺治帝自统一中原以后；一改满洲专崇喇嘛之旧习，而归依禅宗，颇致力于参究；观其与玉林琇和尚，及其弟子溪森和尚之关系，可以知之；玉林名通琇，系临济第三十一世，即磐山圆修之弟子也。顺治十五年，曾下敕谕；特遣使迎接玉林；有云：“尔僧通琇；慧通无始，智洞真如；扫末世之狂禅，秉如来之正觉。”又十六年敕谕有云：“尔禅师通琇；临济嫡传，笑岩近裔；心源明洁，行解孤高；故于戊戌之秋；特遣皇华之使；聘来京阙，卓锡上林；朕于听觉之余，亲询释梵之奥；实获我心，深契予志；洵法门之龙象，禅苑之珠林者也。”其尊崇可谓至矣。玉林至京；顺治帝即于万善殿，请师升座说法；后迎入西苑，时时问答；遇合之隆，一时无比。既而玉林坚请还山；帝许之；留其首座溪行森，问答称旨。赐玉林号为大觉普济禅师；溪为明道正觉禅师。
然顺治帝之参禅，乃自憨璞和尚始；《宗统编年》载憨璞和尚，住京都海会寺；都门宗风，自此大振；顺治帝因狩南苑，幸海会，延见憨璞和尚，始与禅宗接触云：
顺治十四年，冬，十月；海会憨璞性聪和尚，结制万善殿；先是：上狩南苑，因幸海会；延见聪，奏对称旨；复召入禁庭，问佛法大意；乃诏结冬万善殿；赐明觉禅师号。上后谓天童忞曰：朕初虽尊崇象教，而未知有宗门耆旧；知有宗门耆旧，则自憨璞始；憨璞固有造于祖庭者也。
顺治帝自憨璞奏对之后，乃留心参究；既有玉林师弟，复召玄水杲和尚，说法于内庭。十六年，冬，天童道忞和尚，奉召入京；进见于万善殿；传谕，免礼赐坐，慰劳叙谭毕；即谕万善愍忠广济三处结冬。帝亲至方丈问法；时溪森、玄水杲、憨璞聪，皆承召对。十七年，道忞还山，帝亲送出北门，赐号宏觉禅师。
帝于座右大书：“莫道老来方学道，孤坟尽是少年人。”以自警惕；与禅门耆学相见；不令称臣致拜，从容握手，情逾师友；可知帝之参禅，必有心得；非一知半解者也。
（乙）康熙帝之崇佛
康熙帝在位六十年；对于儒教及各种学术，均积极整理；成《康熙字典》及《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巨著；而对于佛教，亦禀前代成规，特加保护。二十三年，南巡，临扬州之天宁、平山二寺，各有题词；天宁曰萧闲，平山曰怡情；至金山敕重加修建，亲制文勒石纪之；书扁额曰江天一览；此外所至江南名刹，多有题词。二十八年，二次南巡；至苏州邓尉山圣恩寺，亲拈香礼佛；赐额曰松风水月；至灵岩；赐书翠岚二字；复至杭州之灵隐云栖，而回江宁大报恩寺等处；所至遇山林学道之士，优礼有加。又曾发帑重修补陀罗迦普济寺，亲制碑记，有云：“海寇猖狂，寺宇梵刹，皆为灰烬；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台湾，海波永息；朕时巡浙西，特遣专官，虔修净供；敬书题额，永镇山门；复发帑重建寺宇，上为慈闱延禧，下为苍生锡祉。”又亲制重修天竺碑文，有云：“能仁之量，等于好生；佛道之成，关乎民隐；将使般若之门，随方而启；仁寿之域，举世咸登。”康熙帝自言弱龄诵读经史，未暇览金经贝叶之文；观其所作碑记，乃抱儒释一致之思想；固未若顺治之能亲领禅悦；而其尊崇佛教，则犹先代之遗风也。
（丙）雍正帝之参禅
雍正帝于禅门，颇有造诣；自言得力于西藏喇嘛章嘉呼土克图；兹节引《御选语录》卷十八后序文于下：
朕少年时，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于诸公案，总以解路推求，心轻禅宗；谓如来正教，不应如是；圣祖敕封灌顶普慧广慈章嘉呼土克图喇嘛，乃真再来人，实大善知识也；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
帝之为此言，盖初时惟知从佛教经典上研求，而未知心性中向上之事，与一般学人所犯之病相同；及接近国师，而方能省悟也。帝曾于康熙年间；延禅僧迦陵性音，屡为结制；帝着力参究，偶有省悟；性音赞为大悟彻底；帝不自信，叩问章嘉；章嘉则不许之，更勉其进步。故帝于章嘉，极端信仰；称为证明之恩师。
帝自号圆明居士，曾辑古来禅师语录中之提持向上，直指真宗者，编为十九卷；名《御选语录》。而以自己与人问答言句，收录于第十二卷，颇多奇拔之语。兹录一二则于下：
众生不了，犹如小儿放风筝相似；随风放去，风定却复收来；收来放去，实同儿戏；何日是了期；所以古德每拈云：“脚跟下红丝断也未？”此语甚亲切；譬如风筝线断，纸鸢落在何处？参。
学人初闻道，空境易，空心难；究竟则空心易，空境难；空境而不空心，到处为碍；空心而不空境，触途成滞；应知心外复有何物可空；物外复有何心可空；所以云：“我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少有分别心，则非第一义；若不如是，必不能守。
帝于即位之后；又在内廷与王大臣参究禅理；集此等诸人之语录，亦为一编；名曰《御选当今法会》；附于《御选语录》之十九卷。
帝既喜研禅理，又极提倡净土；盖鉴于禅门空洞之弊，而欲矫正之，示学人以脚踏实地之修行也。其于净土祖师，特提莲池大师，以为模范；《御选语录》中，采其要语，别为一卷；帝自制序文有云：
达摩未到梁土以前，北则什公弟子，讲译经文；南则莲社诸贤，精修净土；迨后直指心传，辉映震旦；宗门每以教典为寻文解义；净土为著相菩提；置而勿论；不知不觉，话成两橛；朕于肇法师语录，已详言宗教之合一矣；至于净土之旨，又岂有二……曹溪十一传而至永明寿禅师；始以净土提持后学；而长芦北磵诸人，亦作净土章句；及明莲池大师，专以此为家法；倡导于浙之云栖；其所著《云栖法汇》一书，皆正知正见之说；朕欲表是净土一门，使学人宴坐水月道场，不致歧而视之，误谤般若；故择其言之融会贯通者，刊为外集，以示后世。
雍正帝之重要著述：有《御选语录》十九卷，及《拣魔辨异录》八卷；《御选语录》分正集、外集、前集、后集之四类；其正集中所采语录：为僧肇、永嘉觉、寒山、拾得、沩山祐、仰山寂、赵州谂、云门偃、永明寿、雪窦显、圆悟勤、玉林琇、溪森十三人；而以道教之祖师紫阳真人张平叔及自己所著圆明居士语录，加入之；外集则采云栖莲池大师语录；前集、后集，则采达摩以下历代禅师之语录；末卷更附刻《当今法会》；由此编次之意观之：正集中以张平叔，与诸禅师并列，以示紫阳之由道入释；于古代佛教中，特冠以罗什门下之僧肇，最后则又附入云栖，盖有调和教禅净三宗之意焉。
至于《拣魔》《辨异录》，乃为天童圆悟禅师之弟子法藏著《五宗原》，标立邪说，有背师旨；悟禅师曾有《辟妄救略说》以驳斥之；而法藏之弟子弘忍，复作《五宗救》一书，以回护邪说；故帝特作此书，逐条驳正之；并将藏内所有法藏弘忍之语，及《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板；其所颁上谕有云：
法藏之言，肆其臆诞，诳世惑人，此真魔外知见；如魔嗣弘忍，中其毒者，复有《五宗救》一书；一并流传，冀魔说之不朽，造魔业于无穷；天下后世，具眼者少；不知其害；即有知而辟之者，有德无位，一人之言，无征不信……朕为天下主，精一执中，以行修齐治平之事；身居局外，并非开堂说法之人；但既深悉禅宗之旨，洞知魔外之情，灼见现在魔业之大，豫识将来魔患之深，实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