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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战车之秘
吉利汽车掌门人李书福曾说，造车没什么难的，不就是两个沙发加四个轱辘。这么说是没错，不过，要是搁在数千年前，那就是天方夜谭。古时，特别是金属没被发明之前，人类以石为锯、为斧、为锛，做轱辘绝对是个烦琐的大工程，更别说是后期野外打仗用战车了。
在没有车之前，人们用的辇是没有轱辘的，靠人拖着或者抬着板子移动，既累又拉不了多少东西，这样的运输方式在中国至少畅行了数千年。
我记得在安阳殷墟的车马坑里，有一具随葬者的遗骸被葬在一辆战车的车尾。死者仅有上身胸部和双腿，中间肚子那节等部位到哪儿去了？为什么随葬者会受此酷刑？着实令人费解，毕竟跟着主人血战疆场，却死无全尸。对此有待进一步考证。
轱辘，考古发现，轱辘是居住在中东的犹太人发明。自从有了轱辘，人们出行不那么累了。后来，轱辘传入中国，传说是在三皇五帝时代。
安阳殷墟，考古人员将这种将车马同时下葬的葬坑称作“车马坑”。木质的车身在出土的时候，痕迹仅存，发掘的时候，根据痕迹发掘出车形。
红山文化积石冢。葬于中心地点的死者，社会地位最高，离中心地点越远的死者，社会地位就越低。
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晋国一次出动战车七百乘。春秋末期，一些大的诸侯国，拥有战车千乘以上。公元前505年的柏举之战，各参战国的战车数也均在千乘以上。随车步兵增加到了七十二人。
甲骨文“车”，有轮子、有车身，这是个象形字。
四匹战马拉着的战车，等级最高。战车上的打击点仅有一支戈和一张弓，实际上，战车的杀伤形式主要是冲撞，冲翻敌手的战车，冲乱对方的徒步兵阵。
秦皇陵出土的御车俑，皆双手平伸呈执握状。能够双手驾驭并非易事，以至于孔子提倡的“六艺”亦有“御”，且排在了“书”“数”之前。
西安半坡遗址瓮棺。死者的尸骸被塞进陶瓮中。盖子上的孔是预留出来的，为的是便于死者灵魂的出入。早期人类认为人死，魂灵不死。
由此，我们来聊聊车战。车战就是我国古时两军交战时的一种主要战法。那么车战起于何时？有学者自《甘誓》军中有“左、右、御”的记载推测，夏初已有车战，但是，我们在考古过程中尚未发现过夏代的车，目前考古人员发现的最早的车应该是商中期的。及至商末，车战日盛，武王伐纣时，“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武王召集了三百乘战车，这边，商纣王的战车也不少，敌对双方几百乘战车混杂在一起，这样的场面是何等壮观！
那么车战的配备是什么呢？
《史记》记载，每辆战车上乘三人，左边的甲士张弓，这是一车之长，称为“车左”或“甲首”；中间的甲士负责驾车；右边的甲士持戈或矛，称为“车右”或“参乘”。每辆战车编制若干步卒，商时为二十二人，以配合车战。
“天子驾六”，六匹马拉的两辆马车。这是我国古代礼制的一种行为。出土于洛阳，这是迄今发现的御马最多的车，为天子的专乘。
车战是很讲究礼数的，两军对阵，要先向对方请战。比如齐晋鞌之战，兵戎就要相接，双方却先互说外交辞令，约定好开打时间。开打前，两军还要擂响战鼓摆好阵式。
在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现场出土的几十辆车中，都是只能乘三个人的战车，从未见到过运输用车，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前面我们提到过，《史记》里说，商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有限的资源全被用作了祭祀和征战，这一点，自出土的青铜器亦可窥测到个中原因，青铜都被做成了礼器和兵器以及贵族享乐的炊具餐具，至于说农具，未见。青铜亦有专用，彰显着身份和地位的车，当然不会被做成专事生产的运输车了。
到了春秋战国末期，战车不再是战场上的主角了。起因是赵国与草原接壤，经常要抗击草原骑兵的侵扰。起初，赵军笨重的战车总打不过灵巧的草原骑兵。赵武灵王痛定思痛，决定抛弃繁缛的礼仪，弃战车为骑战。改革的结果自然是赵军不再总吃败仗了。赵国的做法，引领了中原诸国的军事改革。
随着车战逐步退出战场，一种在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兵器也成了仪仗的摆设，这就是——戈。
《史记》中提到过，戈的打击形式在于啄与勾，站在车上的甲士以啄和勾打击敌方，很有效力，但是，马的速度要比战车快多了，如此，啄与勾不好用了，于是，戈被刀和矛取代了。
巢车示意图，侦查用车，瞭望的士兵站在车顶，随时报告敌方的进展。
（上图）高车。这是草原民族常用的车。逐草而徙是草原民族的生活常态，搬家的时候，家具放在车上，牛拉着车。
（下图）二饼子车。也是草原民族的用车。
独轮车，行进的时候，车轮与推车人的双脚三点成一面，曾经，对路面要求不高，即便是在田埂上也能行进自如。20世纪80年代末，中原还多见这样的车，我曾尝试着推这种车，结果，翻了。
殷商考古发掘出土的几十辆不同时期的车马，拉车的都是公马。古代，驾车的至少需要两匹马，一旦一匹发了情，这两匹马肯定要发生撕斗，那么商人是怎样解决公马**撕斗难题的呢？
对于这问题，动物考古学的某位专家试图从马的身上找答案。他的观察结果是，拉车的公马竟然都是被阉割过的。破解了这一疑问，新的疑问又来了，商人是怎么懂得阉割公马的？还是这位专家在查看葬坑里的人牲时，又有了一个发现，一些男性人牲被割去了**，而且，以遗骸来看，他们都是生前被割的。新的发现意味着新的疑问：商人是先懂得阉割人，还是先学会阉割牲畜的？学者的结论是，有可能，商人先懂得了阉割人。理由是，商人崇敬的神有一百多个，这些神有管征战的，有管播种的，甚至还有为牙疼止痛的，这其中，当然有管生育的。祭祀的时候，商人要向各路神灵奉献人牲的相应部位，向生育神奉献的就是**。
被割去了**的男性人牲，有些并没有死，只是性格大变，全都没了男性的阳刚。商人得到了启发，既然人牲被割去了**没有死，能不能给雄性牲畜也实施这种“手术”呢？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商人掌握了阉割术，那些被实施了阉割术的公马，既能拉车也不至因**撕斗了，而那些被割去了**的男性人牲侍候王后、嫔妃去了。这应该就是在中国盛行了数千年的太监的出处。
因为得罪了皇帝，司马迁被处以了“宫刑”，就是被割去了**，改变了撒尿姿势的司马迁并未沉沦，而是发奋著述，最终编撰出了千古恢宏的《史记》。下图是甲骨文“宫”，这个字的象形是没了**的男人。（或许，因为这种人在后宫有了新差事，所以，之后便被以“宫”为名了。）
四个轮子，这种车也叫“太平车”，承载量虽大，但很沉重，没有几头牛是拉不动的。再有就是，这种车不管前行还是后退，固定在同一个轮轴上的任何两个轮子都没法扭动，也就无法转弯。
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除了统一文字、度量衡外，还将车矩——两个轱辘的间距——统一了，然而谁也没料到几千年的时间里，我们却没解决车子拐弯的问题。
克己复礼，孔丘以车代步，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主张，为孔丘拉车的不是马而是牛。虽说生不逢时，几乎被所有的王公贵族误解和排斥，但死后，孔丘被尊作了“圣人”。
秦初，草原骑兵常犯秦境，为了抵御侵扰，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驻守黄河北边，为大军提供给养成了棘手的事。
为此，秦耗时数年铺设了一条南起长安北至九原的直道，谓之“秦直道”。考古发现，秦直道可并行六乘运粮的军车疾驶，三天之后便可将给养运抵九原。
为什么秦要将道路修筑成笔直的？原因在于运送给养的车子不会拐弯。1840年，洋人打进中国，随之，前轮能转的、会拐弯的马车也进入了中国，看到这种洋车，中国人顿有所悟，就此，一个困扰了国人数千年的难题就这样很随意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