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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一直认为，社交媒体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真正的交流。

我从小就知道，那一串串文字只是对话的残骸。我们的语气，我们的声调，我们发出每一个音节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重音的选择意味着关注点，尾音的长短暗示了性格，乡音的影响将成长环境和盘托出。有的时候，我甚至可以通过聆听语言的旋律来判断谎言。

那些只知捧着手机的远距离情侣—无论是心理距离、生理距离还是地理距离—实际上爱的都不是真正的那个Ta。因为，除了一地的文字残骸，Ta的一切都是你脑补出来的。就像安德烈·纪德所说过的，“我终于感到，我们之间的全部通信只是一个大大的幻影，我们每个人只是在给自己写信，我深刻地爱着你，但却绝望地承认，当你远离我时，我爱你更深。”

不过，当杨渊开始频繁地在微信上找我聊天时，我还是察觉到了什么。我看着他每天对我说“早安”和“晚安”，看着他在节假日小心翼翼地问候，看着他在网上收集来各种各样的冷笑话发给我。

我有时候会想，他所爱的我，会是什么样的呢？

不过，比起这个，我对于杨渊母亲所在职的声学研究所更感兴趣。她叫孙素怀，来学校看杨渊的时候见过我几次。和名字一样，孙女士的着装一直十分素雅，说起话来平静淡然，让我都听不出一点儿波澜。这样的人我只见过几次，要不就是对一切都不在乎，看淡一切；要不就是城府极深，足以抹去除了文字之外的语言信息。

要练成这种能力极难，再加上她科学家的身份，我的大脑几乎没有经过判断便将孙女士归为了前者。

三个月后，我便以女朋友的身份跟着杨渊去孙女士那里参观了。

那栋老式的小三层建筑坐落在护城河边上，灰扑扑的，一点都不起眼。不过，令我惊讶的是，这里面竟然有世界第五所、中国第三所声学吸波暗室。

我还是小时候从小姑送的科普杂志上第一次知道这种神秘房间的。那篇文章浅浅地介绍了美国明尼苏达Orfield实验室里的Aneber。据说房间内的环境噪声可以低至零下九分贝，是吉尼斯认证的世界上最安静的房间，一般用来检测产品的噪声。

在我的想象中，那个房间应该是这样的：内部空无一物，四壁洁白光滑，可以阻挡外界一切声音。

简直是我内心的写照。

据说没有人能够单独在这个房间里停留四十五分钟以上，我觉得那是他们的心里不够安静。

不过，孙素怀女士所拥有的这所房间和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空间很小，六个墙面都是看不出材质的棕褐色，布满了半掌宽、一臂深的纵横沟壑，样子十分古怪。为了防止被绊倒，地上铺着一层细网。

之后，孙女士邀我来到了吸波暗室旁边的监控室。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屏幕看到吸波暗室里的景象。不过，如果不特别设定的话，声音是听不到的，只能听到窗外的护城河在缓慢翻涌。

监视器中，杨渊轻轻带上门，走向了中间的一桌一椅。椅子是那种很普通的黑漆折叠铁椅，边角磨损严重，露出了银白的金属色。单人桌也不大，上面放着一张A4纸。

杨渊坐下来，拿起纸，快速浏览了一遍，然后对着监控设备所在的方向比了一个OK的手势。同在监控室的孙素怀按下了一个按钮，吸波暗室的一角亮起了一盏红灯。

杨渊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随即又把目光投向了手中的纸张，开始念上面的文字。

他念得很慢，而且每念一个字都要停顿几秒，闭上眼睛思索一番。

然后，他会点点头或者摇摇头，再念下一个字。

这时孙女士就会根据他的反应在计算机上做一个标记。

杨渊曾经告诉过我，这是一项为预防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而进行的新型实验。

这是一个不致命，但是很麻烦的病。

很多活泼开朗的青年人和我一样深受困扰，不过得病最多最严重的还是老年人。他们关节处剧烈疼痛，张嘴受限甚至无法进食。

现代文明把人类的寿命越拉越长，可是我们还是拖着一副原始人的身体，不少器官的出厂设置里都没有写好足够长的使用年限。于是，以癌症为代表，很多寿命有限的古代人都无缘一见的疾病在漫长的岁月里纷纷登场，成为了人类健康的终点杀手。

下颌关节也是这样。长年累月的磨损令它们早已失去了先前的灵活，开始用疼痛抗议超负荷运转。

磨损的过程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只可缓解无法根治的“绝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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