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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徐笑和我道别，她说了一串抱歉，就仓皇地离开了广场，她甚至没有意识到她自己跑丢了一只鞋，没意识到自己跑得那么踉跄。

徐笑的女儿，三岁。她将拥有一个离开C市的机会，成为千分之一的幸运儿。

但徐笑不会因此获得一个额外的机会。她所能做的就是将年轻的女孩托付给远房亲戚。她甚至来向我打听T市的好学校，就像一个忽然迎来新生命的慌乱母亲。

而我呢……那一天后我回到了医院。

我的肺癌最终好转，甚至看不出重病的痕迹，医生说这一定是奇迹。后续化疗完成，我回到了研究所。

说来惭愧，进了大学后我很快发现生物并非我想象中的学科，一切朝阳产业新世纪希望的说法都在胡扯，挂了一半科目险些拿了退学警告之后，也不过是为了长辈的意志才拼命学习，吊在名单最末尾混进了实验室打杂搬砖。

和徐笑相比，我实在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不知怎么，自生死线上走过这一遭之后，我已经不太会失望了。毕竟，活着就好。

只是，活着也并非如说起来那么简单。

不到半年中，我就亲眼看着这座城市急速坠落——就像徐笑说的，它已经要完蛋了。

漫长的绝望将C市变成了盛夏的加州草原，遍地都是枯木与干草，只要一丝火星就足够燃起毁灭一切的野火。可就像过去一样，除了守卫愈加森严，来自外部的力量显得无动于衷。

玻璃瓶子仍旧坚硬如斯，而内部精美的饰物却正在渐渐腐坏。

最先瓦解的是第三区的高墙。

一队年轻人抢走了送面包的货车逃离第三区，很快隐没进大街小巷。一周时间内，抓回来了大半，可抓到最后人们竟然都不能确定到底是谁逃跑了——第三区每天都有人死去，其中的许多都被记录为无名氏。

另一方面，来自非第三区的感染者也已经被逼到了极限。我没去过感染者的医院，但我能想象，毕竟我曾经在肿瘤病区呆了大半年。而感染者医院的条件恐怕还没我这儿的一半好。

晚期患者躺在病**，无人理睬，义务分配进医院的未感染者像躲瘟神一样躲病人，到了时间点就匆忙离开医院，很多时候甚至是身体状况稍好的VA型新感染者负责照顾老感染者——而那就像在为自己挖着坟墓。

他们看着不幸的同病相怜者，分明能看到自己怎样落进棺材，盖上棺材板，然后入土为安。

各类反抗组织频繁行动，比起卖蛋饼的小贩，他们更有组织性，计谋也更完善。

研究所的技术主任遭了无妄之灾。回家路上他乘公交，一握把手，一根细小的钢针穿透防护服，狠狠地扎进了他的手掌。

我也曾看着一个挥舞小刀的疯老太。她以一个老人不该有的敏捷奔跑在C市早高峰的主干道上，所到之处人群哗然而散，没有人阻止她，因为没有人敢，要击倒她大概是轻而易举的事，可要同时确保自己不受伤，实在是太难了。最后她自己跌倒，闷声不响地见了阎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