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第十二（第1页）
颜渊第十二
原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今译颜渊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一切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一切都归于仁了。实行仁德，完全在自己。难道还是要靠别人吗?”
张居正讲评仁，是本心之全德。克，是胜。己，是人心之私欲。礼，是天理之节文。归字，解做与字。昔孔门之学，以求仁为要，故颜渊问于孔子说：“如何可以为仁?”孔子教之说：“仁，心德也。心德在人，本无不具，就中件件都有个天理当然之则。所谓礼也，人惟累于己私，不能自克，把这礼丧失了，故流于不仁耳。为仁者，必须从心上做工夫，但有一些己私，便都着力克去，务使一私不存，而念念事事，依旧复还乎天理当然之则，则本心之德全，而仁不外是矣。然这个道理，乃天下人心所同具的，果能于一日之间，己无不克，礼无不复，而先得乎人心之所同然，则天下莫不翕然称许其仁。盖秉彝好德，其理固有然者，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如此。然事之由己者易，由人者难。今己，是自家的私欲，礼，是自家的天理，其克其复，皆由于我，亦为之而已，而岂由人乎哉?其机之在我而无难也如此。”孔子以是告颜渊，所以勉之者至矣。然要之尧舜相传心法，亦不过如此。盖所谓人心惟危，即是己也；所谓道心惟微，即是礼也；所谓精一执中，即是克复为仁之功，初无二理也。然则欲纯全乎尧舜之仁者，可不服膺于孔子之训哉!
原文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今译颜渊说：“请问实行仁的条目。”孔子说：“不合于礼的不要看，不合于礼的不要听，不合于礼的不要说，不合于礼的不要做。”颜渊说：“我虽然愚笨，请相信我也一定会照着您的话去做的。”
张居正讲评目，是条件。勿，是禁止之词。敏，是明敏。请事，是奉行的意思。斯语，指非礼勿视四句说。颜渊闻孔子克己复礼之训，其于天理人欲之际，已判然矣，故不复有疑而直请问说：“克己复礼，用功的条目何如?”孔子告之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则不能不发见于视听言动之间。然视听言动，皆有个自然的天则，是即所谓礼也。才涉非礼，便是己私，故必谨于萌动之初，制子未发之始。视必以礼，而一毫非礼，即禁止之于心而勿视；听必以礼，而一毫非礼，即禁止之于心而勿听；言必以礼，而一毫非礼，即禁止之于心而勿言；动必以礼，而一毫非礼，即禁止之子心而勿动。夫非礼皆己也，于此而禁之，皆克己也。己克，则礼复，而仁在是矣。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者如此。”颜渊一闻孔子之教，便直任之说道：“人必才质明敏，方能造道。回虽不敏，然夫子之教可循也。请从事此言，务克去其视、听、言、动之私，以复于天理节文之内，使本心之德，复全于我而后已，岂敢自诿于质之不敏，以负夫子之教哉!”盖颜子自量其力之可至，故直任之而不辞如此。
原文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今译仲弓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出门办事要如同去接待贵宾，役使百姓要如同去进行重大的祭祀。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于别人；在诸侯的朝廷之上没人怨恨自己，在卿大夫的封地里也没人怨恨自己。”仲弓说：“我虽然不聪敏，请相信我也会一定照着您的话去做的。”
张居正讲评仲弓，是孔子弟子冉雍的字。大宾，是有德位的宾客。大祭，如郊祭、庙祭之类。仲弓问于孑L子说：“如何可以为仁?”孔子教之说：“为仁之道，不外于存心；存心之要，惟在于敬恕而已。夫人见大宾无不起敬者，若于出门易忽之时，也俨然如见大宾的一般，则无一时之敢忽可知；承大祭无不致敬者，若于使民易慢之际，也肃然如承大祭的一般，则无一事之敢慢可知，是之谓敬也。人以非礼之事加我，我不欲也，若我以此加人，人亦不欲也。必推己之心，度人之心；不欲人之加诸我者，亦不以之加诸人焉，是之谓恕也。夫能敬，则私意无所容，而仁之体以立；能恕，则私意无所杂，而仁之用以行。由是外而在邦，上下莫不相安，何怨之有?内而在家，宗族莫不相悦，何怨之有?主敬行恕，而至邦家无怨，则心存理得而仁在是矣。”仲弓闻夫子之教，遂直任之说道：“人须是才质明敏者，方能体道。雍虽不敏，然夫子之教切至如此，敢不以敬恕之功自尽，以无怨之效自考，而期无负于夫子之明训哉!”盖仲弓自量其力之可至，故勇于自任如此。
原文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切。”曰：“其言也切，斯谓之仁矣乎?”子由：“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
今译司马牛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仁德的人，他说话是慎重的。”司马牛又问：“说话慎重，这就叫做仁了吗?”孔子说：“做起来很困难，说话能够轻易说吗?”
张居正讲评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名犁。切，是坚忍不轻发的意思。司马牛问说：“如何可以为仁?”孔子教之说：“子欲知所以为仁，当自言不妄发始。盖人惟心有不存，故言语每有伤，易伤烦之病。惟仁者涵养深沉，措词简默，其于言语，若有所忍而不敢以轻发焉者。子欲为仁，亦惟致谨于斯可矣。”司马牛又问说：“仁道至大，只这言不轻发，便可以为仁矣乎?”孔子又告之说：“这切言，不是容易的事。盖人惟其心之放也，故率意而妄为；惟其为之妄也，故肆言而无忌。若夫仁者，则心存而不放，故于临事之际，必熟思审处，其难其慎，不肯以苟且为之。是以言必虑其所终，行惟恐其不掩，出诸口者，自然不敢轻易，又安得而不切乎?是其言之词者，由于为之难；为之难者，本于心之存。心存则理得，而仁不外是矣，岂可以为易而少之哉?”夫子以牛心放而言躁，故反复晓告如此，盖约之使求仁于心也。
原文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今译司马牛问怎样做一个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司马牛又问：“不忧愁，不恐惧，这样就可以叫君子了吗?”孔子说：“自己问心无愧，还有什么忧愁和恐惧呢?”
张居正讲评君子，是成德之人。忧，是忧愁。惧，是恐惧。内省，是自家省察于心。疚，是病。司马牛问于孔子说：“学也者，所以学为君子也，不知君子之人何如?孔子告之说：“成德之人，心常舒泰，绝无忧愁恐惧之私，人能如是，斯可以为君子矣。”司马牛说：“君子之道大矣，只这不忧不惧，便可谓之君子矣乎?”夫子又教之说：“不忧不惧，未易能也。盖凡人涵养未纯，识见未定，祸福利害皆足以动其心。所以未事则多疑虑，临事则多畏缩，此忧惧之所由生也。惟君子平日为人，光明正大，无一事不可对人言，无一念不可与天知，内而省察于心，无有一毫疚病。故其理足以胜私，气足以配道义，纵有意外之患，亦惟安于命而已，夫何忧何惧之有?此非自修之功，已造于成德之地者不能。汝何疑其不足以尽君子乎?”按司马牛因其兄桓魃作乱常怀忧惧，故孔子开慰之如此。然内省不疚，实自常存敬畏中来，非徒悍然不顾而已。况人君居艰难重大之任，自非忧勤庶政，治民只惧，其何以永贻四海之安，长享天下之乐哉?故兢兢业业，人主不可不加内省之功也。
原文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今译司马牛忧伤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死生有命运主宰，富贵全在于天意。君子只要对待所做的事情严肃认真，那么台天下人都是自己的兄弟了。君子为什么要发愁自己没有兄弟呢?”
张居正讲评商，是子夏的名。无失，是无间断。有礼，是有节文。昔司马牛之兄桓魋，为乱于宋，而其弟子颀、子车，亦与之同恶。司马牛虑其得祸，故忧愁说道：“兄弟无故，乃天伦之真乐也。今人皆有兄弟，相安相乐，于无事之天；而我之兄弟，独不得以相保，岂不大可忧乎?”子夏闻其言而宽解之说道：“商也尝闻诸夫子矣，人之或死或生，是从命里生定的，非今之所能移；人之或富或贵，是皆天所付与的，非我之所能必，但当顺受之而已。若夫兄弟之有无。固天也、命也，忧之亦无益也。君子亦惟以天命自安，而修其在我所当自尽者耳。诚能持己以敬，而内外动静，无间其功；接人以恭，而亲疏贵贱，皆合乎礼，则盛德所感，人人皆知爱敬，四海之内相亲相保，就似同胞的一般，何所往而非兄弟也。然则君子患不能自修耳，又何患乎无兄弟耶?”子夏欲以宽司马牛之忧，故为是不得已之词。然要之至理，亦不外此。
原文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今译子张问怎样才算是明智的。孔子说：“像水润物那样暗中挑拨的坏话，像切肤之痛那样直接的诽谤，在你拿都行不通，那你可以算是明智的了。暗中挑拨的坏话和直接的诽谤，在你那里都行不通，那你可以算是有远见的了。”
张居正讲评明，是心中明白，无所蔽惑。浸润，谓如水之浸灌滋润，是形容毁人者，入之以渐，使听者不觉得意思。谮，是毁入之短。肤受，谓肌肤上受害，是形容祸患切身的意思。诉，是诉已之冤。不行，是不听信。远，是明之至而不蔽于浅近。子张问说：“人情微暧而难知，物态纷纭而莫辨，苟非至明，何以察识?请问如何方可谓之明?”孔子告之说：“凡见人之所易见者，未足以谓之明；惟察人之所难察者，乃可谓之明耳。如谗谮人者，若直将那人的不是处说将来，则情犹易窥也。惟夫谮而浸润焉者，或乘我喜怒，而暗为中伤，或即其近似，而巧为诬诋，微言冷语，积之以渐而不露形迹，譬如水之浸物的一般，则听者不觉其入而信之深矣。又如假诉冤者，若使其词少缓，则情犹可见也。惟夫诉而肤受焉者，或言人之害我，苦在至极，或言我之受祸，就在目前，情状危急，事势迫切，譬如就加到身上的一般，则听者不及致详而发之暴矣。夫是二者，设心甚狡，用机至深，皆人所难察者也。若能察其为伪而不行焉，则是确然有见，洞烛群情之隐，而人不得以售其奸矣，岂不谓之明乎?然不但可谓之明也，若能于浸润之谮、肤受之诉而不行焉，则是超然远识，明见万里之外，而非浅近之知可比矣，岂不谓之远乎?盖于难察者而能察焉，则凡人之所易见者，皆无足言也。其谓之明且远也，不亦宜哉!”按此章之旨，在人君尤为切要。盖人君以一人之耳目，照临乎天下，使非明而且远，则俭邪之情状难明，谗谮之游言易入。苟听信或差，其关系治乱，非小小矣。故必居敬穷理，使心有主持，而情伪毕照，然后人莫能欺，足称明且远也。明君宜三致意焉。
原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今译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
张居正讲评子贡一日问政于孔子。孔子告之说：“为政之要，惟视民生之最切者以为之所而已。食者，民所赖以为养。食有不足，则民生不遂，不可也。必须为之制田里，薄税敛，使间阎有乃积乃仓之富，国家有九年六年之蓄，这等样足食才好。兵者，民所赖以为卫。兵有不足，则民生不安，不可也。必须为之比什伍，时简阅，使伍两卒旅之无缺，车马器械之咸备，这等样足兵才好。然米粟虽多，兵革虽利，苟信有未孚，则民心日离，又岂可乎?必须施教化，明礼义，使为吾之赤子者，皆有尊君亲上之心，无欺诈离叛之意，这方叫做民信之矣。夫食足，则导之而生养遂；兵足，则治之而争夺息；民信，则教之而伦理明。虽帝王之治，不过如此。兼是三者，政其有不举者乎?”
原文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今译子贡说：“如果不得已要去掉一项，那么在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
张居正讲评子贡又问说：“三者兼全，固为善政。若事势穷蹙，难以兼得，必不得已，于三者之中，姑去其一，则以何为先?孔子说：“若不得已，宁可去兵。”盖食足而信孚，则民亲其上，死其长，虽无兵而守固矣。此兵之所以可去也。
原文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