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嵬坡下的三场辩论 一（第3页）
起死人于地下，把这三种不同的见解罗列出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确实可以看作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辩论。以上是第一场。
那么第二场辩论的主题是什么呢？
绝大多数人都承认，根据历史记载杨贵妃在“马嵬坡之变”中确实是被处死了。不过，对于她是怎么死的，死在了什么地方，却还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对此，史家与诗人各有所见，各执一词。
关于杨贵妃的死因，正史《旧唐书》《新唐书》的本传和《资治通鉴·唐纪》，以及野史《杨太真外传》等，都明确地记载是“缢死”。何谓“缢死”？词典上解释，“勒人之颈而使之死也”。既然是勒颈而死，自然就不会有血溅出了。可是，到了一些诗人笔下，却与史家持截然不同的见解。就中尤以唐代诗人为甚。
且看有“诗史”之盛誉的杜甫。“马嵬坡之变”发生时，杜甫已经四十四岁，可说是同时代的人。恰巧，第二年春天杜甫又到了都城长安。他沿着流经城东南的曲江行走，一时触景伤怀，感慨万千。《哀江头》一诗就是当时心情的写照。在写到“昭阳殿里第一人”时，下了这样两句断语：“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前面引述的李益诗中，也有“托君休洗莲花血”的诗句。白居易的《长恨歌》也写道：“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另外，杜牧《华清宫三十韵》中亦有“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之句。“血污游魂”，“休洗莲花血”，“血泪相和流”，“喧呼马嵬血”，血，血，血！显然，在这些诗人的心中，杨贵妃绝非如正史所记是被缢死的。
既然不是被缢而死，那么“佛堂前”“梨树下”之类的记载，也就值得怀疑了。这又产生一个死的地方的争议。相当一部分论者认为杨贵妃死在乱军之中。且看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中关于这段乱象的记载：
吐蕃王国使节二十多人，正拦住杨国忠马头，诉苦说找不到饮食，杨国忠还没回答，士卒们就大声呼喊说：“杨国忠联合胡人叛变！”有人一箭射出，射中杨国忠的马鞍。杨国忠惊骇逃跑，逃到驿站西门里，士卒们一拥而上，把他乱刀砍死，并像杀猪一样，剁下他的四肢，用长枪挑起人头，竖在驿站门口；同时，诛杀他的儿子、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杨暄，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总监察官魏方进斥责说：“你们怎么敢谋害宰相？”士卒又把他砍死。最高监督长韦见素得到混乱消息，出来察看，士卒扑上去，用铁器猛击他的头部，打得脑血齐流。
已经失去理智的士卒，多年的积愤无处发泄，实在忍无可忍了，便进行疯狂报复。冤有头，债有主。在这种情况下，把罪魁祸首杨氏家族“一锅端”、剪草除根是他们共同的意志。既然随行的两个姐姐都被杀掉了，杨贵妃也完全有可能死在乱军兵刃之下。因此，诗人们所写的未必都属无稽之谈。
其实，诗是完全可以用来证史的。现代史家就颇为推崇“以诗证史”的治史方法，也就是以“诗”为史料来证史、说史，解读历史。在这方面，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做出了楷模式的探索，达到了高妙的境界。关于为什么可以“以诗证史”，陈先生说得十分清楚：“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连贯起来可以有以下的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
当然，有些史家对“以诗证史”的做法持有异议。他们认为，包括诗在内的文学创作，固然需真实的史实为原形素材，尤其是诗史性的作品，纪实成分很大。但是文学作品毕竟有特殊的品格——既可虚构，也可纪实，它对“史实”的处理方式远比史学来得自由，所以不能无条件地据此进行论证。
这场辩论的结果，也许无法“定于一”，但多一种认识就多开辟一条解读的渠道，对学术研究终究是有所裨益的。我更加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诗人咏歌与史书记载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的现象。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加有趣、也值得深思的研究课题。这里有三个因素：一是诗人咏歌与史书记载所据史实的来源渠道不尽一致。史书记载来源于官方的正式文件，包括史官记载的种种资料；而诗人记载的则是当地——有的还在当时，如杜甫、李益等——口耳相传的传说，也不排除军中将士、当地民众等某些亲历者的见闻；二是出于“为尊者讳”和其他某种考虑，官方史料存在着规范化、统一性、选择性地事后精心加工的特点；而诗人所听到的，当是杂沓的、错乱的“言人人殊”的信息，同样存在着整理、加工的成分；三是就史料的严谨性、规整性来说，或者就对待史料的态度来说，正史有特殊的品格，因为史家强调“无征不信”；而诗人则相对情感化一些，不可能、也不要求他们必须“出言有据”。
职是之故，把诗人列为承辩者的一方，是完全必要的、正当的。
四
如果说，第一场辩论的三方都是诗人；第二场辩论的双方是诗人与史家；那么第三场辩论则是民间口头传播者及当代某些学者为一方，古代的史官与史家为一方。这场辩论的主题是：“马嵬坡之变”中杨贵妃究竟死没死？如果没有死，那么她的下落何在？
史家认为，杨贵妃之死是凿凿有据的。《资治通鉴·唐纪》中专门记载了这样一段：唐玄宗下令把贵妃尸体抬到驿站庭院，召唤陈玄礼等将领进去察看。陈玄礼看过后，叩头请求宽恕，唐玄宗慰劳嘉勉，命他们向士卒解释。说明杨贵妃确实死了，并经陈玄礼等人确认。这还有疑问吗？
可是民间传说认为，那场动乱中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辗转流落到了民间。这种观点在史学界根本未予置信，甚至连考证与驳辩的兴趣也没有。他们分析认为，持“未死论”者大约出现在晚唐至元明之间，一些民间文学口头传播者，出于善良的愿望，觉得这样美丽的妃子不该死去。他们虽然同属底层人物，但与当事的造反军民不同，对于唐玄宗的**逸、杨贵妃的骄奢没有切肤之痛，已经脱离了愤怒，对这位“牺牲品”“替罪羊”抱有同情与怀念。
但出乎意料的是，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在《长恨歌的质疑》和《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墓》等文章中明确指出，杨贵妃辗转到了日本定居。经过对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的考证，俞平伯得出了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的结论。归纳起来，论据大致有三：一是《长恨歌》中写杨贵妃马嵬之死闪闪烁烁，证明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坡。而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则正史所载“赐死”之诏旨，当时绝不会有；二是据陈鸿《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显然，贵妃已被使者牵去，藏匿到远地了；三是《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可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竟连尸骨都找不到，进一步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
当代学者王菡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杨贵妃之死，很成为前些时间的热门话题，而在数十年前，俞平伯就曾根据《长恨歌》及《长恨歌传》提出杨贵妃没有死在马嵬坡的观点，周作人自日本朋友处知道日本山口县有杨贵妃墓，及有关杨贵妃在日本的一些传说，便写信告知俞平伯先生。俞平伯复信中曰：“传说虽异，证据亦足为鄙说张目，闻之欣然。不知能否由日本友人处复得较详尽之记叙乎？”如此往返讨论的几封信，今天尚可看到，亦是难能可贵了。
由此可知，俞先生的论点也是获得知堂老人的支持的。
说到杨贵妃日本有墓，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往事。2008年3月中旬，我率领大陆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地区，到日月潭观光，接待我们的是南投县文化部门的一位文学博士。在同我们交谈时，他说，有一次访问日本见到了杨贵妃的墓，便问有关人士“根据何在”。
答复是：“你们中国古代的白居易写得很清楚嘛！”
博士反诘：“杨贵妃不是死在马嵬坡吗？《长恨歌》里分明讲：‘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日本朋友的答复是：“《长恨歌》里还讲：‘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海上仙山在哪里？就是日本嘛！”
博士说：“这种颠倒迷离的仙境，原都出自当事人与诗人的想象。”
日本友人答复：“什么不是想象？‘君王掩面’，死的是丫鬟还是贵妃，谁也没有看清楚。所以才说‘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博士最后对我说，想一想，日本友人所说的也许有些道理。其实，李商隐的七律《马嵬》更值得注意。它在一开头就说：“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对于杨贵妃逃亡到日本的传说，可算是进一步的佐证。
据我查到的信息来看，日本民间和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当时，在马嵬坡被缢死的乃是一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爱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合谋，以一侍女代死。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在上海附近，扬帆出海，飘至日本久谷町久津，并在日本终其天年。
据日本学者渡边龙策在《杨贵妃复活秘史》一文中考证，杨贵妃逃出马嵬坡后，得到舞女和乐师的帮助，辗转到了扬州，在那里见到了日本遣唐使团的藤原制雄，在藤原的协助下，搭乘日本使团的船出海，在日本的海边渔村久津登陆，时间为公元757年。到日本后，杨贵妃受到天皇孝谦的热诚接待。后来，杨贵妃以她的智谋帮助孝谦挫败了一次宫廷政变，从此名声大震，获得日本人民尤其是日本妇女的好感。至今，还有日本妇女说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代。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现在，日本本州岛西南端、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山口县，有一个名为“久津”的海边渔村，那里有一座杨贵妃墓，已经被列为国家级保护文物。京都等古城还有杨贵妃的塑像。
[1]缢死时用的绸条。
[2]唐玄宗的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