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求仕一（第2页）

“古来才命两相妨”，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这一名句，高度概括了历史上才大如海的杰出人才总是命途多舛的悲剧现象。人们常以才高命短的贾谊、王勃、李贺为例，说一个人的才华与命运常常是相克相妨的。杜甫就曾悲吟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古来材大难为用”，“终日坎壈缠其身”。

由此，又得出另一个耐人寻味的课题——诗文与命运的关系。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欧阳修亦有类似见解：“诗必穷而后工。”当代著名学者傅璇琮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文中指出：“唐人以科举为题材的诗篇，还是以写落第的作品最好。”验之以韩愈，亦然，大量传世名文都是困顿、穷愁期间写出来的。

四

不管怎么说，人们对于这位“百代文宗”蹭蹬蹉跌几十载的仕途经历，还是抱着无限同情、痛惜的态度，意有不平，“于心有戚戚焉”。当然，如何看待韩愈汲汲求仕，学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观点认为他求官心切，“热中躁进”，“不善处穷”，不理解他何以苦苦追求，简直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程度。也有人认为，既然李白与其父亲韩仲卿交谊甚深，在所撰《武昌宰韩公去思颂碑》中对韩仲卿赞美备至，那么，晚辈韩愈何不学学李白的远避尘俗、超然物外呢？由此再深入一步，责其“逢迎权贵”，俯首乞怜，更有甚者说他丧失尊严、丧失人格。

这里有一个如何读史，如何对待古人的问题。读史，贵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法国史学家布洛赫说过“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通心，首先应能设身处地地加以体察，也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进行考察。南宋思想家吕祖谦有言：“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研究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责前人，率意做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换位思考，理解前人，却是一切治史以及读史者所必不可缺的。

韩愈属于正统的儒家学派，尽管他十分推重李白，但在处世、进取上，他们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李白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而韩愈则以孔孟学派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孔子说：“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行义以达其道”。孔子特别强调读书士子应该具有推行和弘扬“道”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孔子本身就是这样做的，周游列国，席不暇暖，渴望入仕以达其道。与春秋之世不同，唐代是大一统的王朝，不存在周游列国的条件，那么，要实现行道、救世的宏伟抱负，就只有参加科考，以求及第，进而为官。韩愈在《与卫中行书》中说：“其所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

韩愈奉行儒家“兼济”与“忧天下”的思想主张，并不赞成走“独善自养”的道路。要“行乎其志”，“兼济天下”，则必须入仕、当官。春秋时，论德才，商鞅无法和孔子相比，可是“商鞅能教令必行”，原因就在于他身居高位、手握重权；而孔子则无职无权，所以只能悲叹“手无斧柯，奈龟山何”。

至于上书乞官，逢迎权贵，这里也有具体原因。前面说过，唐代取士，考试成绩是一方面，公卿权贵与知名人士的推荐也很重要。因此，士人纷纷奔走于名公巨卿门下，这是普遍现象。即便是超脱、清高如李白，不也是写过自荐信《与韩荆州书》吗？李白信中说过：“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投书自荐关键看怎么写。李白的信写得不卑不亢，韩愈也是如此。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一开头就说：“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是故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甚贵而不骄。其事势相须，其先后相资也。”在《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中，韩愈以周公为标杆，对时宰说：“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周公求之如此其急，唯恐耳目有所不闻见，思虑有所未及，以负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其所求进见之士，虽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百执事，岂尽出其下哉？其所称说，岂尽无所补哉？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握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连珠般地质问，义正词严，哪里显现一丝奴颜媚骨？

五

韩愈为人行事，可贵之处是不忘初心。

初心之一是“行乎其志”，也就是为国为民行道、做事。宋人杨万里写过一首以山泉为喻的讽刺诗，有句云：“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做得许多声。”说的是某些为官者，在还没有入仕或政坛失意之时，踌躇满志，雄论滔滔，满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牢骚，或者侈谈一些治国理政、致君泽民的宏伟抱负。可是，一旦入朝执政，权柄在手，便全然忘却当初的承诺，或者尸位素餐，毫无建树，或者学乖弄巧，缄口不言，唯恐触犯时忌，心安理得地做起“太平官”来。韩愈可不这样。《新唐书》本传上说韩愈“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韩愈在国子博士任满之后，升调监察御史，终于获得进谏机会。关中一带大旱，民众纷纷饿死道旁，但官府仍肆意聚敛，京兆尹李实竟然向朝廷谎报“今年虽旱，而谷仍好”。韩愈知道后，遂上书数千言，请免徭役赋税。结果触怒了当朝，被贬为阳山县令。韩愈二十来年辛勤谋得的官位，仅仅两个月就弄丢了。两年后，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韩愈历经几年贬官生涯，回京任中书舍人，时值蔡州藩镇吴元济谋乱，宰相裴度巡视诸军，力主以武力制伏，与权要李逢吉等意见相左。韩愈遂上书皇帝，奏言：吴元济“以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也。然所来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致使“执政不喜”，改任太子右庶子。后来，韩愈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在行军司马任上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升迁为吏部侍郎，算是真正进入了上层统治集团。两年后，韩愈又因上表谏迎佛骨，引起宪宗震怒，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结局却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左迁蓝田示侄孙湘》）。此时，韩愈年已五十又二，五年后便辞世了。

初心之二是爱惜人才。在韩愈看来，选拔人才是一种“深思长虑”，是“为国家树根本之道”。对于选拔、培养人才，韩愈有一套高明的见解。他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杂说》）

韩愈曾说过：“余尝观于皇都，每年贡士至千余人，或与之游，或得其文”（《送权秀才序》），目的就在于发现、培养、选拔与推荐人才，终生乐此而不疲。韩愈曾向礼部员外郎陆傪推荐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沈杞、张苰、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待十位俊秀之材。这些人后来都陆续进士及第，得到长足发展。《新唐书》本传说韩愈“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比如，后来成了名家的李翱、皇甫湜、张籍、李绅、贾岛等多人，就都曾受惠于韩愈的奖掖与扶持。韩愈亲访神童李贺，针对当时过分强调避讳以致影响李贺考取进士的社会风气，著文《讳辩》，予以有力的批驳，传为千秋佳话。“穷究经史，章通句解”的樊宗师，韩愈先荐于宰相郑余庆，又荐于故相袁滋，最后又拟状荐于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呕心沥血，期于必成。诚如清代著名史学家、诗人赵翼所言：“昌黎以主持风雅为己任，故调护气类，宏奖后进，往往不遗余力。”

对于这位“百代文宗”来说，除了震古烁今的文学成就之外，上述两个方面同样是他生命历程中的辉煌的闪光点。

[1]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

[2]脱掉粗布衣服，换上官服。

[3]一个人行事，凡自己认为可耻的就不去做。

[4]当时称作“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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