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一辈子 一（第3页）
说他死心塌地做奴才，使尽浑身解数，讨取主子欢心；为结党自固，织成一个密密实实的关系网；在官场中耍尽权术，机关算尽；被洋人吓破了胆子，一意屈从，奴颜婢膝；日常生活中，死要面子，端足架子，俨然不可一世。这不仅总结了李鸿章屈辱一生的奴性本色，也为晚清官僚阶层绘制了一幅典型的画像，这在《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都有淋漓尽致的揭露。
李鸿章巴结主子，趋奉慈禧的高超手法，具如前述。他织关系网、搞小圈子的本事，亦非常人所能及。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原本是旧时代官场的通病，晚清办团练和私人幕府制度又为这种结党营私提供了合法而方便的条件。如同曾国藩的湘军、幕府是曾氏的大本营一样，李鸿章的淮军和幕府也是他搞小圈子、拉帮结派的直接依托。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李鸿章任人唯亲，徇情舞弊，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那些同乡、同事、袍泽、部下，“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出了事还要多方回护，包庇过关，从而结成了一个严密的关系网。
李鸿章生来就是做官的材料，在弄权术、耍手腕方面，具有绝顶的聪明、超常的智慧；又兼平生宦途险恶，境遇复杂，人事纠葛纷繁，使他增长了阅历。因而其宦术之圆熟、精湛，可谓炉火纯青，集三千年中国仕宦“圆机活法”之大成。难怪他敢夸口：这世上唯有做官最容易，一个人若是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低能了。
醇亲王奕譞仗着是慈禧太后的妹夫、光绪皇帝的生父，一贯作威作福，眼里放不下人。现在又取代了恭亲王，总理北洋事务，成了李鸿章的顶头上司。奕譞一上来，马上就找办洋务的李鸿章，要他拿出一笔经费，支持修建颐和园。理由是堂皇正大的：“整修昆明湖，兴办海军学堂，这可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呀！”李鸿章不慌不忙地应对道：“亲王大人，您赤诚为国，苦心孤诣，实在令我由衷景仰，一定竭尽全力照办。”接着，立刻把难题还给了对方：“王爷，我正好有事要向您禀报：增加海军军饷，现在找借无门；四艘军舰即将从欧洲驶回，本国人经验不足，须雇请外国员弁管理；还要出钱备置燃料，日常费用也须一体安排——这些款项，恳请亲王鼎力支持！”醇亲王一听脑袋就大了。这个只知酒色征逐的“阔大爷”哪里懂得筹措资金！可嘴里又不便说出，只好支支吾吾，掉头而去。你看，这出大耍手腕的“官僚斗法”把戏，玩得多么精彩呀！
李鸿章对内应付裕如，可是在外国人面前却少了办法。长期以来，慑于列强的强大威势，李鸿章觉得处处赶不上人家，滋生出一种百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当时，晚清朝廷中存在着两个认识上的极端：不了解西方实际的人，往往盲目地妄自尊大，完全无视列强环伺的险情；而对外部世界有较多了解的人，对照本国腐朽、庸懦的现状，又常常夸大敌我力量差距，觉得事事皆无可为，从而一味主张避战求和，患上了致命的软骨症。李鸿章是后者的代表。
李鸿章还有挟洋以自重的打算。他深知慈禧太后被列强吓破了胆，人家咳嗽一声，在她听来如同五雷轰顶一般。而李鸿章在洋人眼中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有这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李鸿章就不怕“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李鸿章一方面吓破了胆子，一方面又死要面子，端足架子。看似相互矛盾，实则是一方镜子的两面。凡是自卑者，都最怕别人瞧不起，因此就得端足架子，维持面子。鲁迅先生讲到“面子”时有一段话，是这种心态最好的注脚：
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
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时，可说是出尽了风头，抖足了威风。轮船上高悬着大清国的龙旗和特命头等钦差大臣的旗帜，呼呼啦啦几十人招摇过市。至于李鸿章本人，别看他的官德、口碑很差，却生就一副举止端庄、威仪堂堂的样子。在外国人的笔下，他“长身玉立，具有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文雅和对于芸芸众生的超越感”。
相传，晚清时节，好事者把讽刺明代伪清高者陈眉公的诗，加以修改，转赠给了中堂大人李鸿章：
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翩然一只云中雁，飞去飞来宰相衙。
装点天朝大架子，附庸狼虎老名家。
一生百事劳心拙，太息孱头宰相衙！
连讥带诮，惟妙惟肖，可谓“谑而且虐”者也。
五
看，李鸿章就是这样一个很真实、很有个性的老头子。他的思想轨迹确实是比较驳杂的。他奉行实用主义哲学，既有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刚性，又混杂着见风转舵，唯利是图的成分；娴熟“水鸟哲学”（表面平静，暗里动作），洞明世事，善于投合、趋避；三分耿直中带着七分狡黠；既忠于职守，又徇私舞弊；讲求务实，却并不特别较真。
李鸿章的为官诀窍，前面已经引述过，即“士人以身许国……皆非得君不可”。何谓“得君”？说穿了就是讨得君王的喜欢，得到君王的信任。而要讨得喜欢，获取信任，首先必须摸准主子的脾气，透彻地掌握其用人标准。在这方面，李鸿章的功夫是很到家的。李鸿章知道，清王朝择臣的准则是：只要你肯死心塌地当奴才，忠心耿耿地为朝廷卖命，就用；为贤为愚，或贪或廉，都无关大体。对于所谓“名儒”与“名臣”，清朝皇帝向来是不感兴趣的。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
道理很简单，历史上的名臣，往往与昏君、庸君相对应，圣明天子之下还能有“名臣”吗？所以，李鸿章从来不以正人君子自命，无意当那种“道德楷模”。对于曾国藩那一套追求高大完美的“心灵的朝圣”，李鸿章之所以不以为然，真谛就在这里。
李鸿章考虑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论势不论理，只讲有用，只讲好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讲求原则。梁启超评论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弥缝偷安……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这是很准确的。他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在签订屈辱和约时，他缺乏硬骨头，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不能拼死相争，一切以保官固宠为转移。这正是市侩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外交活动中的集中展现。
18世纪英国著名首相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这是一种极为灵活的对外策略，为后世所普遍奉行，而李鸿章却把它搬过来，作为处置内部事务的一条准则。在这种准则支配下，必然是不问宗旨，不管对错。只要你得势了，或预计能得势，他便会采取审慎的合作态度，明里暗里表示支持；而一旦你丧失了价值，他便会毫不犹豫地弃置不顾。
李鸿章对待戊戌变法和维新派的态度，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政变伊始，由于事关重大，而且形势不明，李鸿章经过反复权衡，确定置身事外，不直接参与。为了避嫌，他曾向慈禧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公开申明立场。维新党人张元济不晓得个中微妙，曾恳切地请求他：“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他申斥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但是当维新派遭到慈禧镇压，康有为、梁启超被定为“乱臣贼子之尤”时，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暗地里输诚相与，加以保护。因为李鸿章了解到日、美、英诸国支持维新派，推测康、梁日后定会大有作为。如果完全跟着老太后跑，一旦维新派在外国支持下掌了大权，自己将难以立足。因此，他特意委托日本人向逃亡海外的康、梁致意，表示对他们的关心。朝廷指令李鸿章铲平康、梁祖坟以儆奸邪，他则以“香港近有新党欲袭广东，恐过激生变”为由，建议稍缓进行。而在慈禧面前，李鸿章则极力贬斥维新派，说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李鸿章就这样“脚踩两只船”，运用两面手法保全自己，预留后路。后来，李鸿章观察到变法派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可能东山再起，而清廷又紧追不放，如果一味拖延，行将危及自身利益；便一反故常，断然严厉打击，不仅迅速铲平了康家的祖坟，还把缉拿康、梁的赏银，由十万两提高到十四万两。可见，李鸿章一切都以保全自己为前提，以对己是否有利为转移。
官场实用主义在李鸿章身上发扬光大，有深刻的根源。
其一，李鸿章是儒学“活学活用”的典范。在他看来，精研儒学并不是为了传道立人、志在圣贤，而是要掌握取悦人主、谋求爵禄的手段。他认为学问不是知识，而是人生体验，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他把学识提升到智慧、谋略的层面。
其二，李鸿章圆融、圆通的个性和热衷仕进的政治追求，起到了催化作用。
其三，晚清的社会时代使然。社会越是混乱、无序，人们便越是注重实利，讲求实惠，直到鄙视操守，厌弃理想。
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时代最讲求实用：战国时期，五代十国，晚清。这三个时代分别产生了许多代表性人物。比如战国末期的李斯，通过研究茅厕里的老鼠，悟出了人生必须有所凭借的现实道理。五代时的冯道，“历事五朝长乐老”，靠什么？靠的就是娴熟的宦术。再就是晚清的实用派“李二先生”。一冯一李，两个不倒翁，一对老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