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 孔子其人其事（第1页）
导读一孔子其人其事
关于孔子的出身，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什么是野合？怎么个野合法？后人有种种解读。
有人说，“野合”就是男女二人在荒郊野外**。因为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与其母颜氏女**时，以地为床，以天为盖，孕结珠胎时便感受了天地之气，日月精华，故有伟人魂魄（见《礼记·檀弓正义》引《论语撰考谶》）。
有人说：叔梁纥的原配夫人施氏，先后生了九个女儿，没有儿子。叔梁纥娶妾，生了一个儿子，叫伯尼，但伯尼腿上长瘤，是个残疾人。按照周代礼仪，残疾人不能进宗庙祀祖。所以，仍然算作无子嗣位。于是，年过六十五岁的叔梁纥向颜家求婚。颜家有三个未婚的女儿，老大老二都看不上这个老头，只有小女儿，刚满十六岁的颜徵在表示愿嫁。于是，有了叔梁纥与颜氏女的结合。按照周代礼仪，年过八八六十四岁的男人，不可再婚娶。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用“野合”来描述这种不合礼仪的结合（见《孔子家语》）。
读者不难看出，上述说法都是出于回护目的而遮掩。事实是，当时，鲁国社会下层仍流行着母系走婚制。叔梁纥到颜氏女那里走婚，二人**后有了孔子。
现代人类学证明，母系婚姻制度曾经广泛地长久地存在于东亚地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云南纳西人仍然处在母系村落和走婚制阶段。直至今日，东南亚的缅甸、老挝山区仍可找到大批母系家庭和走婚的男男女女。
中国内地社会下层民众从母系婚姻制度中走出，改行父系婚姻制度，得力于秦始皇的诏令改革。秦统一后，秦始皇巡幸浙江，曾在会稽山刻有一通石碑，书云：“禁止**佚，男女洁诚。夫若寄豭，杀之无罪。”男子仍像公猪一样走婚，任何人都可将其杀掉且不犯法。为什么要出台如此严酷的法令？因为此时的吴越大地上，社会下层民众中仍盛行着母系走婚制度。这种家庭结构有悖于以父系家庭为基础的徭役和赋税制度，不利于社会的管理。
由现代的纳西人走婚，上溯到秦统一时期的吴越民众走婚，再由之上溯到春秋末季鲁国下层民众的走婚。不难得出一种结论。叔梁纥与颜氏女的“野合”，实质上是走婚。
孔子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见《史记·孔子世家》），出生的地点是母家，即鲁国的陬邑，颜氏家族的聚居地（孔门弟子中的颜路、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等人便来自这个颜氏家族）。
由于是走婚，又由于叔梁纥到此处走婚后不久便死去，孔子出生后一直跟随母亲在陬邑生活，也从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父亲。孔子十五岁时，母亲死亡（《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母卒在孔子十七岁前）。孔子随同颜氏家族里的人，把母亲埋在“五父之衢”。
后来，陬地一个叫“挽父”的人（《礼记·檀弓》作曼父）的母亲告诉孔子：有一个人叫叔梁纥，是个贵族，他到你母亲那里走婚，生下了你。这个人在你三岁以前便死了，埋在“防”地。
“挽父”是个职业称呼：挽是丧车拉纤者。此人可能参与了叔梁纥的丧事，知晓叔梁纥的埋葬之处。挽父告知了他的母亲，挽父之母又告知了孔子。
孔子听说此事后，便从“五父之衢”把母亲扒出来，重新埋在“防”地叔梁纥墓的旁边。从此，孔子对外宣称自己是叔梁纥的儿子。从此，孔子有了一个“贵族”身份。
据《孔子家语》载，叔梁纥的先祖是宋国贵族孔父嘉。孔父嘉曾任宋国大司马，有一个十分貌美的妻子。当时的宋国国宰华父督为了抢夺孔父嘉的妻子，借口孔父嘉连年发动战争，即“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起兵杀死孔父嘉，并夺取其妻。
孔父嘉之子木金父（肯定不是那个美妻所生）不得不逃离宋国来到鲁国。自木金父迁鲁，历经五代，渐趋破落，到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时，实际上已降为最低等级的贵族，成为一名给人看家护院的武士。叔梁纥是陬邑的大夫，年轻时曾经参加鲁国的对外战争。古书上又称他为陬梁纥。
孔子自称叔梁纥之子，有一个得到他人认可的过程。
有一次，鲁国贵族季孙氏办丧事，宴请乡邻。孔子腰里扎了一条麻绳前往。季氏的家臣阳虎呵斥孔子离开：“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小小年纪便经历这么多事，孔子开始了“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个人奋斗历程。
孔子特别聪明，经历两次丧葬而改姓孔，由平民出身而跃升为贵族出身，但这并不能解决吃饭问题。他曾经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为了糊口，孔子早年做过乘田（饲养牛羊）、委史（管理仓库），但做得最多的是给执事先生做助手。
执事先生，古称缙绅先生，专职办理丧葬祭祀及其他礼仪的主持。这种人在今天的农村仍大行其道。孔子做执事先生的助手，需要用雅语吟诵，需要读仪式程序和祭文之类的东西，由此孔子开始了“多闻择其善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的自学生涯。一边“助葬”，一边自学文字和文化知识。
三十岁的时候，“好学”且“好礼”的孔子开始独立承办丧葬祭祀一类的礼仪活动。这时，孔子从母亲家的亲戚中招来颜路做助手。同时，有几个出身贫寒，没有文化的“野人”也开始跟着孔子学“助葬”。孔子领头，大家一块干。孔子自豪地称自己实现了“三十而立”。
随着学习助葬的弟子的增多，孔子办起一所丧葬祭祀礼仪学校。凡愿意学习的人，不论出身、不论愚智，只要提上一条干肉做礼物，均可入校学习。这是一所勤工俭学式学校，所有的弟子必须跟着孔子一起给人办丧葬、办祭祀，赚取礼金来养活自己。
孔子做事认真，特有职业道德。例如，与丧属一起吃饭，从未吃饱过。在这一日哭过，就决不再唱歌。举办仪式，必定使用雅言，等等。由于孔子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生意红火。孔子随即把业务扩展到冠婚嫁娶以及贵族之间的燕聘会盟出使等业务上。甚至，可以襄礼君主的朝会。此时，慕名前来学习的人也越来越多。
于是，有文化的上层人物、贵族子弟以及有钱人也提着“束脩”，成为孔门弟子。孔子因而将弟子分成两类：“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孔子的授课内容，除了礼仪实践之外，还开设了《诗》《书》《礼》《乐》等课程。《论语》谓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则设定为“知命”“知礼”和“知言”。由这个学校出去的学生，多数被称之为“小人儒”，这些人主要是给平民百姓办理丧葬祭祀类的事务。另有少数人被称之为“君子儒”，这些人不仅可以为贵族办理丧葬祭祀，而且可以充任接待宾客、办理外交的襄礼（司仪）。优秀者，可以成为贵族家臣，充当地方官吏。
孔子三十五岁那年（鲁昭公三十五年）。鲁昭公起兵讨伐鲁国贵族季氏，失败后不得不逃亡到齐国。鲁国政局混乱，为避乱，孔子也逃到齐国。齐国的国君齐景公曾经向孔子询问政治，孔子说了那段很有名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听后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意思是说：说得好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就是有粮食，我能吃到嘴里吗？
由于齐国大臣晏婴从中阻挠，齐景公没有任用孔子。孔子在齐国无所作为，于是重新回到鲁国。此时，孔子的声誉越来越大，丧葬礼仪学校也越办越好。许多弟子都从远方前来求学。这就有了《论语》一书中的首篇开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了孔子自述中的“四十而不惑”。
那时，鲁国的政权握持在季氏手中。季氏家中的实权又握持在家臣阳货手中。阳货很想把声誉提高，把门徒众多的孔子招致自己手下，但孔子却有意不见。于是他送孔子一只蒸小猪，逼迫孔子回拜。二人路遇相见，于是有了阳货教训孔子的一段话。孔子也答应出仕为官。但是，直至阳货垮台，孔子始终未出仕做官。
孔子改葬其母
鲁定公九年，孔子已经五十一岁了。这一年，阳货反叛被驱逐出奔，定公任用孔子为“中都宰”，后又出任鲁国“司空”，掌管土木工程和制作。随即又出任“司寇”，掌管诉讼和社会治安。任职期间，孔子干了三件值得一说的事：一是夹谷会盟，二是杀少正卯，三是拆除鲁国贵族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私邑的城墙。
鲁定公十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夹谷，孔子随同襄礼。齐臣犂弥劝齐景公用武力劫持鲁定公，说孔子知礼而不勇，一定能成功。哪知孔子在盟会上大义凛然，不仅据理责备齐景公，使他无法施展武力，而且取回了以前阳货私自送给齐国的汶阳、郓灌、龟阴三地的田亩。这可以算是孔子凭借礼制在外交上的胜利（事见《左传·定公十年》）。
也正是在此时，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知晓了天帝给自己的使命，即投身政治，做一番治国安邦的大事业。正是在这样的胸怀抱负下，孔子杀了少正卯。
孔子因“聚徒成群”“饰邪营众”而杀少正卯一事，有人相信确有此事，也有人认为没有此事。
《荀子·宥坐》篇云：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五者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
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五十四岁。此时，孔子得到鲁国贵族季氏的信任，他的弟子子路也作了季氏的家宰。孔子主张将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的都城城墙毁除，实行尊崇君主、抑制三桓的政策。当时，季孙氏听从孔子的话，将他的私邑“费”的险要段拆除，叔孙氏也将私邑“郈”的城墙毁除。孔子的弟子孟孙本来已答应将他的私邑“成”毁去，后因公敛处父从中挑拨，孟孙氏不肯将“成”毁弃。孔子鼓动鲁定公派兵包围了“成”，不幸，反而兵败。
这件事后，孔子在季氏面前的信用急速下降，没拆除城墙的不满，拆除了的更不满。恰当此时，齐国送了一批女乐给鲁国的执政季桓。季桓接受女乐后三天不朝，而且不把祭祀的膰肉分给孔子。孔子知道自己已经失势，害怕受到他们的迫害，觉得自己在鲁国已无法实现上天赋予自己的政治使命。于是离开了鲁国，前往卫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流亡生涯。此年，孔子五十五岁。
孔子诛少正卯
这里要说一说孔子自认为的“天命”。孔子原本是一介执事，为人主持丧葬祭祀。凭借着一套设计好的程序和规定好的仪态行为，执事们可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听从指挥，毕恭毕敬地磕头作揖，进退有方。孔子认为，既然一介儒者在祭典场合能指挥若定，为什么不把这套礼仪制度扩延到政治之中，让每一个人都听从自己的指挥呢？建立一个用“礼制”管理的邦国，又有什么难呢？因此，孔子自信满满地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齐归女乐，孔子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