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斯泰因小姐的教诲（第1页）
第二章斯泰因小姐的教诲
我们返回巴黎时，这里天气已晴好，冷冷的，叫人感到惬意。城市已经适应了冬季——我们街对面有家卖柴和煤的商店，此时供应上好的木柴；许多经营状况好的咖啡馆在外边的平台上生了火盆，坐在平台上也能取暖。我们住的公寓房里暖洋洋的，让人感到心情舒畅。我们家烧煤球（那是用煤屑压成的卵形煤团），放在木柴生的火上烧。冬季的巴黎街头阳光明媚。光秃秃的树衬映着蓝天，成了一道人们熟悉的景观。迎着清新的冷风信步走在卢森堡公园里，沿着刚用水冲洗过的砾石小径穿过公园，自是别有一番情调。树木脱尽了叶子，你看惯了，会觉得它们就像一尊尊雕塑，风儿吹过池塘的水面，喷泉在灿烂的阳光下喷涌。由于我们在山里待过，观看远景历历如在眼下。
因为爬过高山，现在爬小山小坡便不在话下了，倒是叫我心情愉悦；攀登旅馆的楼梯，到旅馆顶层我的写作室里（在这个房间，可以将山上所有的屋顶和烟囱尽收眼底），我也乐在其中。写作室里的壁炉通风良好，屋里温暖、舒适。我买了柑橘和烤栗子装在纸袋里带进房间。柑橘是又红又小的蜜橘，我吃的时候把皮剥掉扔在火里，把核也吐在火里。肚子饿了，我就吃烤栗子充饥。由于爬山、天冷和写作的缘故，我总是饥肠辘辘的。在写作室里，我藏了一瓶从山区带回来的樱桃酒，每当在给一篇故事收尾的时候，或者当一天的工作临近结束的时候，我都会喝上几口。一天下来，完成了当日的写作，我就把笔记簿或者稿纸放进桌子的抽屉里，将吃剩的柑橘放进我的口袋（夜间放在写作室里它们会冻成冰疙瘩的）。
由于写作写得顺风顺水，走下那一段段长长的楼梯时，我心里美滋滋的。我写作时笔不停挥，非得写出点眉目才行，非得计划好下一步该怎么写才肯停笔。这样就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知道次日该如何挥毫落墨了。但有时写一篇新的小说，一开始我就发怵，不知该怎样铺排。这时，我会坐在火炉前，剥下小蜜橘的皮，把皮里的汁液挤在火焰的边缘，只见那儿会蹿起蓝色的火苗，发出毕剥的声响。然后，我会站起身，走到窗前眺望巴黎城那鳞次栉比的房屋的屋顶，自我安慰地暗忖：“不必焦虑。以前能写得出来，现在也一定能写得出！只要写一个漂亮的句子作为开头就可以了！写一句肺腑之言！”就这样，我最后总会写出一个漂亮的句子，写下文时就如行云流水了。这种套路并不难，因为我心里总会有肺腑之言的，或者也可以写道听途说的漂亮句子。假如写作时故弄玄虚，或者像有些作家那样拾人牙慧、华而不实，那么，写着写着我会发现不如去伪存真、删繁就简，于是便重新起笔，以已经写下的第一个货真价实的句子作为开篇。就是在那个高居顶层的房间里，我立下了一个宏愿：写一篇故事，反映我熟悉的诸多人和事。其实，这一直都是我的一个心愿——一个美好的心愿，也是严格的要求。也是在这个房间里，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思维，一旦停笔就不再想故事里的人和事，直至次日重新开始写作。如此，我的潜意识可以继续思考自己所写的故事，而与此同时，我还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心身边的事物，并希望有所得；我还可以读书以转移注意力，不再将心思放在写作上——急着写作，反而写不下去。一旦写作写得得意（这不仅需要自我约束，还需要有好的运气），我下楼时会感到飘然若仙，心里轻松自在，这时的我不管到巴黎的哪一处散步都心地坦然。
下午散步，走的街道虽不同，但我都会走到卢森堡公园那儿，穿过公园去卢森堡博物馆参观（那儿有许多名画，如今那些名画大多已转入罗浮宫和凡尔赛宫陈列了）。我几乎天天都去卢森堡博物馆观赏塞尚、马奈、莫奈以及其他印象派大师的画——最初，我是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开始接触印象派画家的作品的。通过了解和学习塞尚的画作，我意识到光凭几个有“真知灼见”的句子不足以使我的作品具有深度（“深度”正是我当时追求的目标）。观赏了塞尚的画作，我获益匪浅，只是自己口拙，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收获罢了。再说，这也是个秘密嘛，不便外泄。假如卢森堡博物馆里不见灯光，那我就穿过公园去弗勒吕斯街27号——格特鲁德·斯泰因[7]住在那儿的一套带有工作室的公寓房里。
我和妻子曾经拜访过斯泰因小姐，她以及和她同居的那位朋友[8]对我们极其热情友好。我们喜欢那宽敞的工作室——工作室里挂着许多名画，跟一流画廊的一流展室无异，所不同的是这儿有一个大壁炉，温暖而舒适，还有吃有喝的。在这里，你可以喝茶，可以喝用紫李、黄李或野生红草莓自然蒸馏出的甜酒。这种酒没有颜色，芳香四溢，盛在刻花玻璃瓶里，倒在小玻璃杯里招待客人。无论是李子酒[9]还是草莓酒[10]，都是原汁原味，味道跟所用的原料相同，让你的舌尖有一丝火辣辣的感觉，使你觉得暖洋洋的，变得十分健谈。
斯泰因小姐长得敦实，但个子不高，健壮得像个农村妇女，眼睛挺漂亮，脸盘坚毅，像德国犹太人，也像弗留利人[11]。她的衣着，她的表情多变的脸，还有她那可爱、浓密而富有生气的美国移民的头发（可能还保留着她大学时代的那种发式），会叫我想起意大利北方的农妇。她说起话便滔滔不绝、海阔天空。
她的女伴声音如银铃，小个子，肤色黑黑的，头发剪得像布泰·德·蒙韦尔插图中的圣女贞德，鼻子是鹰钩鼻，尖尖的。我们第一次登门拜访时，她正在绣一个花边，一边绣一边招待我们吃东西、喝饮品，还跟我的妻子唠着家常。她有时说，有时听，有时则在别人说话时插上几句。后来，她向我解释，说她喜欢跟家庭妇女谈些家长里短的事。我和妻子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她对那些“家庭妇女”算是很宽容的了。不过，尽管斯泰因小姐的这位朋友叫人有点畏怯，但我们还是挺喜欢她们俩的。这里的油画、蛋糕以及白兰地都是那样的美妙。她们似乎也喜欢我们，待我们就像我们是非常听话、很有礼貌而且有出息的孩子似的。她仿佛觉得我们不该这么小就谈恋爱和结婚，然而却原谅了我们，可能觉得该不该结婚还是由时间决定吧。我妻子邀请她们到我们家喝茶，她们接受了邀请。
走进我们的公寓房时，她们似乎更喜欢我们了。不过，这也许是因为房间小，大家坐得太近，我的一种错觉吧。斯泰因小姐坐在地铺上，提出要看看我写的短篇小说。看过之后，她说除了那个叫《在密歇根州北部》的短篇，其余的她都挺喜欢的。
她在评价《在密歇根州北部》时说：“东西倒是不错，但这不是关键所在——关键是它拿不出手。这就像一幅画，画家把画画出来了，却无法展出——即便展出也没人买，因为买回家去也根本无法挂出来。”
“其实，这篇故事并不是**，而只是返璞归真，用了一些朴实的词句罢了。只有用朴实的词句，故事才能显得真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唯有如此才能真实。”我分辩说。
“你根本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她说，“既然拿不出手，就不该写它！这纯粹是无益之举，是错误、愚蠢之举！”
她本人想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作品，并将这一意图告诉了我。她说我的作品不够出类拔萃，别指望发表于《大西洋月刊》或《星期六晚邮报》，不过我写作独具一格，有望成为一种新类型作家。当务之急，她建议我不要再写无法发表的作品。我没有跟她争辩，也没有再解释心里的想法，说自己想在人物对话上尝试一种新的写法。那是我自己的打算，而现在听取别人的意见要有意义得多。这天下午，她还针对如何买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了钱，你要么买衣服，要么买画，”她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钱囊羞涩者，不可能既买衣服又买画。至于衣服，不必过于讲究，不必赶时髦，买衣服只买舒适的、结实的，省下钱可以买画嘛。”
“可是，即便我再也不添一件衣服，”我说，“想买毕加索的画也买不起呀。”
“不错，他的画你的确买不起。你要买就买你同龄人的画——这类画家和你一样有着当兵的经历。这类画家你一定会遇到的，在街头就能看得见。有些画家是后起之秀，他们的作品严肃认真、出类拔萃。不过，你买衣服恐怕买得并不多，你妻子买衣服买得多，而女人的衣服特别费钱。”
我发现妻子的目光在躲着斯泰因小姐，尽量不去看她穿的那身怪模怪样的廉价衣服，并且做到了这一点。斯泰因小姐她们离去时，仍然将我们两口子看得跟香饽饽一样（这是我的感觉），邀请我们再次去弗勒吕斯街27号做客。
这以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受到斯泰因小姐邀请，说冬季下午5点钟之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她的工作室。我曾在卢森堡公园里遇见过斯泰因小姐，记不清她是否在遛狗，也记不得当时她到底有没有狗。我只记得自己是在散步，而非遛狗，因为我们养不起狗，甚至连一只猫也养不起。若说猫，我只在咖啡馆或者小餐馆见到过，还在公寓楼门房的窗台上见过几只大猫，很招人喜欢。后来我倒是常见斯泰因小姐在卢森堡公园遛狗，但以前她好像是没有狗的。
暂且不管她有没有狗，反正我接受了她的邀请，出去遛弯时常到她的工作室坐坐，每次去她都请我喝自然蒸馏出的白兰地，并且坚持要我喝干了一杯再斟满。我欣赏着那些画，和她聊着天。那些画叫人观之心潮澎湃，而我们的谈话十分温馨。她侃侃而谈，大讲特讲现代派绘画和画家。讲画家时，主要讲他们的人生经历（讲他们的人生经历多于讲他们的艺术生涯）。她还谈到自己的创作，还将好几篇稿件的手稿拿给我看（每天，她写出草稿，由她的女伴打印出来）。她说写作使她感到快乐。但后来随着了解她的程度的加深，我发现真正使她快乐的是创作的出品量（多寡视她的精力而定），是让她的作品获得出版，得到社会的认可。
我刚认识她的时候，事情还不太严重——她发表了三篇小说，人人都读得懂。其中的一篇名为《梅兰克莎》，写得非常好，是她的那些实验性作品的优秀范例，已经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凡是认识和了解她的评论家都交口称赞。她性格中有一种力量——一旦她想赢得一个人的喜爱，那么，对方一定无法抗拒。那些认识她并看过她藏画的评论家，有些对她写的东西明明看不懂，却投了信任票，这是因为他们喜欢她本人，对于她的人生观抱有信心。在创作时，她发现了许多关于节奏和词句重复使用的窍门，实用而珍贵。在介绍经验时，她口若悬河，讲得头头是道。
但话又说回来，尽管她写的东西需要出版，需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可她不愿修改润色，嫌它枯燥乏味，也不愿承担义务，让别人能看得懂自己的作品——《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这本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书尤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