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第1页）
十三、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
鲁迅毕生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最后十年在上海，尤其放射出光辉的文化异彩。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党的领导，方向更加明确；加以自己又不断的努力，学习并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来运用到中国新文学上，向敌人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观其对第三种人的略论与对杨邨人的讨论，和《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的后记所说的事实，鲁迅就是那么利用剪贴作总结，再用简炼的几笔，就画出一些鬼魂魔影来了。这是在党领导下的胜利，敌人无可奈何的降伏！
这时与鲁迅有关系的书店有：
北新（青光）生活光华生生新生群众合众联华（兴中、同文）神州天马湖风春潮大江文化生活水沫
以上各书店，有关系较久的北新；有后起而出书较多的文化生活社（《故事新编》《俄罗斯童话》《死魂灵》《死魂灵百图》），有专印别家不肯出版的禁书的联华书局（《花边文学》《小彼得》《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等），它有时又改名同文（《南腔北调集》）、兴中（《准风月谈》），它没有一定门市，负责人原是北新小职工费慎祥，请求鲁迅帮助出书维持家庭的，鲁迅就把写好的几种书交给他印行、批发、出售的。《毁灭》则为被神州国光社列为十种理论丛书之一的，毁约之后，鲁迅愤而以三闲书屋名义印出，大部分归光华书店发售的。大概在上海的北新，后来已经与流氓、特务结成一伙，重用李志云、丁默邨，大捧钮惕生，乱登淋病广告，另设伪国旗商店，已经与新书业绝缘，唯以广印活页文选为营利，以剥削作家为能事！实已无可救药之极了。它一面仍用鲁迅做幌子，以青光书局名义出了《两地书》《伪自由书》《鲁迅杂感选集》，一面又给鲁迅难堪：“话不算数，寄信不回答，愈来愈其。”（见1929年8月17日鲁迅致章廷谦信）在外看见鲁迅为避暗害，看病多坐汽车，又使人扬言：“鲁迅出入坐汽车，你看他多么有钱！”以为自己赖付版税卸责。其实就是鲁迅找了律师“给他们开了一点玩笑”（见1929年8月17日致章廷谦信）也是算不清的。在上海出的鲁迅著作后来是领印花去贴，在外地就简直不贴印花，这情况鲁迅是晓得而未予追问的。北新为了和开明书店抢生意，拉拢林语堂的英语读本而大出，他的侄子林惠祥写的文学史粗制滥造曾引起鲁迅反感。鲁迅曾表示，北新如果为政治问题而关门，也是光荣的。事实却相反，北新倒行逆施，甘与敌伪为伍，已自绝于文化界。鲁迅除把一些书交由各书店出版外，又由联华书局出书，目的全因为革命文学不被敌人扼杀而特行印出的。只要印得出，在读者中间得到传布起来，即算是对敌人示威的目的达到了。故由费慎祥出的书，从未结算过版税，甚或自己贴出纸张、印刷费亦所甘愿。这里看出鲁迅为文化事业而艰苦奋斗，不顾一切，凡有路可通，能抗击敌人的都用尽心思去对付了。
反动的杂志报刊虽有，向左翼进攻的压力也不少。但党的领导始终卓立，大家看到光明的前途有所遵循而快慰。出版的杂志报纸，每于压力稍松，即又纷纷的组织起来，而鲁迅在上海时期与之有关系的杂志报刊就有近五十多种：
文艺新闻前哨杂文文学导报文史美国新群众杂志芒种文学月报漫画生活夜莺读书生活作家等戏周刊中流国际文学文学丛报现实文学文学季刊文学界世界文化文地月刊
他初到上海，以《奔流》花的力量为最多，每月一期，从编辑、校对以至自己翻译、写编校后记、介绍插画或亲自跑制版型，及与投稿者写回信，代索稿费，退稿等等的事务工作，都由他一人亲力亲为，目的无非是为了他要把外来的血液灌输到旧中国去，希望从翻译里补充点新鲜力量。这就用去了一个月的三分之二的时间，其余为各刊物写文章，总觉时间有限。同时他也不排斥创作，白薇女士的《打出了幽灵塔》的长篇诗篇，鲁迅就分期给予刊载。这里鲁迅是费点心思的，为读者与作者设想。他曾说：“这样长诗，是要编排得好，穿插得合适，才会有人看的，所以每期的编排就很费斟酌。”这是他同情一个作家，自己奋斗出来，就不惜极力援助她了。又听到杨骚提及她有病，需要医治。但她性情倔强，如果她知道有人帮助，是会拒绝的。鲁迅除尽力替她刊登稿件外，又自己筹一笔款，托杨骚转致，鲁迅再没有向任何外人提起此事，乃遵照杨的话，使一个作家可以安心养病。而鲁迅又同情杨为朋友的热心，他有时就开玩笑地说：“我编排他们的稿件，不是杨骚在前，白薇在后，就是白薇在前，杨骚在后。”殊不料转瞬杨骚就把鲁迅借款给白薇医病的事向林语堂的侄儿，也是杨的好朋友说了，林到鲁迅处也要借一笔同样数目的款子。慢说那时鲁迅没有许多款可借，就是有何心借与林的侄儿？林语堂离开厦门大学时，就向学校索取了两年的退职巨款才走的，后来到上海住大洋房。他侄儿不向林要款而向鲁迅要，这合情理吗？鲁迅未答应他，结果他和杨骚都怪起鲁迅来了。以前杨骚来请教日文翻译事，每来既耽搁多半天，费了鲁迅光阴不少的，从来往中知道鲁迅要翻译《十月》，他就赶忙抢先译出，以制鲁迅死命，其心狠毒，但鲁迅不管他，自己仍译出《十月》来。这之后就绝迹不来，而且碰面也似路人相遇了。
朝花社的搞起来，是从厦门大学来的一位王方仁（笔名梅川）要求住在鲁迅附近，可以常常讨教便利。因之，鲁迅住在景云里时他就搬来在附近住一间亭子间内，后来又添了崔真吾，再加进柔石。早晚食饭相遇。闲谈到有意译书自行印出的事，鲁迅仍本着以前扶助未名社的态度，替王方仁介绍《红的笑》，鲁迅并有一篇《关于〈关于红笑〉》的文字登在《小说月报》，为梅川（即方仁）辩解，替崔真吾校订《忘川之水》等，无非为了帮助青年文化事业。又同意出《朝花旬刊》，出了几本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奇剑及其他》等，又印出几本木刻选集，名《艺苑朝华》，是从鲁迅藏的版画编印出来，给木刻界有所参考的。但王方仁以有哥哥在上海四马路开教育用品社的方便为词，请求由他社买纸张及代为销售。这个建议众人以为是合理的，有内行人便利了许多。于是王、崔、柔石三人连鲁迅四人共同投资，每人一股，鲁迅除借垫柔石，自任一股外，后来又自动加一股，无非增大出书能力，算是用我的名义，合起来是鲁迅担任五分之三。但所用的纸，王方仁是向拍卖行廉价买来水渍过的画图画用纸，其实是不合于印木刻图用的，油墨也是用廉价的，印出来不是相得益彰，而是一块块、一堆堆的不见线条的画，就相形见绌了。但这里却看到柔石的高贵品质，在书与木刻画据说都收不回本钱而且还要赔一笔款去的时候，看到他毫无怨言，除了出书时的自任校对，奔走接洽都任劳任怨之外，这时又拼命译作，以期偿还欠款，到宣告失败了，还又向鲁迅借垫付出。但柔石是忠厚的，还不相信鲁迅说的“人心惟危”（见《为了忘却的记念》），而王方仁则奔走城乡之间，为建立祠堂，大忙特忙，看不到他搞出书事业。在一次见到鲁迅家中有蔡元培在座，即抓住机会，要鲁迅代向蔡请求为祠堂题字，把朝花社的事全置之脑后了。朝花社散开后，王方仁从德国洗个澡转回来，教育用品社更昌盛了，还听他向人说是鲁迅误会了他呢。可惜柔石忠心耿耿为这幻灭了的一个小小的文化事业用尽了一大把力，难道这也是误会的吗？幸而鲁迅的率直的《为了忘却的记念》给柔石留下了真材实料，给市侩们千秋万世无所遁形。
柔石为人诚实质朴，从不多言。每次相见，都是与鲁迅谈创作、文学方面的事。看到《艺苑朝华》要印木刻，他也写信到英国木刻家那里，寄去中国木刻信笺之类，后来又换回些木刻画，似乎转赠给了鲁迅作印书资料了。
另一个青年和王方仁他们住在景云里一起的是韩侍桁。提起这人要倒叙一笔。他是日本留学生，在留日时曾投稿到《语丝》来而和鲁迅有书信来往，便算认识了。鲁迅有一次回北京去，他就寄来一张当票，叫鲁迅到京替他赎出送到他家里去，这种与人方便鲁迅原本乐意做的，就照办了。后来又写信来，要在北京谋事，嘱鲁迅设法。鲁迅想，自己只认识学界中人，就托马幼渔先生代为设法教书的职务吧！已经颇有眉目了的时候，北京其时胡适、周作人辈颇得势，问知是鲁迅的关系来的，眼看这事就吹了，韩侍桁未得做成教员，回来上海找到了鲁迅，见柔石、冯雪峰都住在景云里，和鲁迅接近，而又都是左联人物，不知怎的侍桁也“左”起来了。但左联人物并不能升官发财，此路不通！就摇身一变，往右转了。想着鲁迅既不能利用，骂鲁迅或可以有用吧！于是跑到南京，与他们三个好友在一起，自己躲在背后，叫他的好友先骂鲁迅。如此这般，鲁迅岂有不知之理？在《伪自由书》后记里就顺手刺了韩侍桁一下：“时代的巨轮，真是能够这么冷酷地将人们碾碎的。但也幸而有这一碾，因为韩侍桁先生倒因此从这位‘小将’的腔子里看见了‘良心’了。”这不就够画出韩侍桁的嘴脸了吗？
革命越受迫压，作家的革命文学越受摧残，邮局看到红色封面的《呐喊》，也不问内容是否有关而一律禁止。报刊、杂志，狗们一嗅到就辨别出，由异常的敏锐感觉，于是而通风报信，摇尾报功。鲁迅是不管这一套的，反而在他自己的杂文集里揭发这些人的嘴脸，不遗余力，以掊击敌人，维护无产阶级文化事业的向前发展。敌人无能，其实是低能的，例如《申报》的《自由谈》取消了黎烈文的编辑，调换一个老编辑张梓生先生，他们还以为能弹冠相庆，可以高枕无忧了。殊不知张与鲁迅也是老相识，更重要的是读者爱读这些有辣椒味的痛陈时弊的文字，这是时代推移，人心归向，没法阻挡得住的。所以鲁迅在党领导下能进行一切活动，是与群众联系在一起，与群众生活在一条根上，连老人如张梓生也团结在一起，斩也斩不断，其故在此。
因此之故，当时稍稍有一言半语替群众说话，代表了群众呼声的，有时明虽遭禁，暗则好销，商店柜台下另藏有左翼出版物，没收一批又有一批，禁无法禁，真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其实鲁迅是好相与的。看他热心出版事业，帮助文化界的识与不识的人，凡是损己而利众的事，他都勇于承当的，他念兹在兹的就是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努力奋斗。合乎这条件的是友，反乎此的是敌，这界限还不够分明么？
然而扩大革命影响，增强战斗力量，从文学战线上寻找生人是急需的，所以不管任何挫折，仍不能减弱他在青年身上寻觅新生力量的热情。这是要费许多时间与精力的，但这方面鲁迅情愿破费时间与精力。
还是从《为了忘却的记念》说起吧，一个毫不相识的青年，看他有志于译匈牙利诗人的诗，就不惜把自己酷爱的藏在身边三十年不易得来的书赠给了白莽了，其鼓励译作的精神，昭然若揭。
另一个在邮局工作的青年孙用，译了一本《勇敢的约翰》，寄到鲁迅手里，他阅后马上写回信，称赞他：“译文极好，可以诵读”，但又怕介绍到杂志上不便利，就想替他设法印单行本，但鲁迅还须向书店接洽，于是作家也常常受制于书店了。这样的情况是常常有的，在解放前。鲁迅就为着介绍一本《勇敢的约翰》，歌颂匈牙利人民的英勇性格，就从1929年11月6日起，1931年11月18日止，共费时间两年，才把这件事告一段落。其中经过，有鲁迅与孙用来信二十一封；与书局或有关人的接洽书信十二封，接洽五次，又鲁迅自己为《勇敢的约翰》制图而亲自跑制版所一次；编校算得出的五次。最后得到湖风书店给予出版了，其中甘苦，鲁迅给孙用的书信中可知大概。现在介绍信中一二，以便读者明了鲁迅替群众服务的不辞劳瘁的精神，而出版界的难于应付亦可见一般了。
《鲁迅书简》复孙用信第十：
11月27日信，早到。《英雄的约翰》世界语译本及原译者照相，已于大前天挂号寄上，想已收到了。译本因为当初想用在《奔流》上，将图制版，已经拆开：这是很对不起的。
接到另外的十二张图画后，我想，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印刷的了，于是拿到小说月报社去，想他们仍用三色版每期印四张，并登译文，将来我们借他的版，印单行本一千部。昨天去等回信，不料竟大打官话，说要放在他们那里，等他们什么时候用才可以—这就是用不用不一定的意思。
上海是势利之区，请先生恕我直言：“孙用”这一个名字，现在注意的人还不多。Pet?fi和我，又正是倒楣的时候（我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现在很受压迫，所以先生此后来信，可写“……转周豫才收”较妥）。译文的好不好，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印出来时髦不时髦。
不过三色板即使无法，单色板总有法子想的，所以我一定可以于明年春天，将它印出。
这是鲁迅从一位邮务员的译诗，引起喜悦其译作之优良，又由诗找出插图，就想图文并茂地印将出来，而制图费又太大，自己负担有为难，因而煞费苦心地想借大出版商之力的办法，先印出来。但这办法也落空了，终于大碰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