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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汉　纪

※。昭　帝

名弗陵，是武帝之少子，在位十三年。

【原文】初，苏武既徙北海上，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及壶衍鞮单于立，国内乖离，于是卫律谋与汉和亲。汉使至，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如惠语以让①单于。单于惊谢，乃归武。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张居正讲评：苏武被匈奴流放到贝加尔湖边放羊以后，他时刻都持着汉武帝赐给他的象征使节身份的节杖，心中只有汉朝，就算是再困苦也不肯改变。后来，时间久了节杖上的璎珞、旄毛都脱落了，他还是不肯抛弃，以表示他坚持守节，别无二心。当匈奴壶衍鞮单于即位后，年纪幼小，国内骨肉相争，国外又有汉朝虎视眈眈，为了解除外患，卫律代替单于向汉请求通好、和亲，并保证不再骚扰汉朝边境。汉朝答应与匈奴通好、和亲，并派遣使者到匈奴商议具体细节，并向他们讨要苏武等一班使臣。匈奴不肯放他们回汉朝，便撒谎说他们已经死了。于是苏武的副使常惠，便乘夜私下拜见使臣，设了一个计谋，教使臣对单于说：“前不久，我朝天子在上林苑中打猎，射下了一只大雁，在大雁的脚上系着一卷帛书，书上明明写着苏武等人现在在某地某地，你怎么能说他们死了呢？”使臣就按照常惠教给的言语责问单于，单于不知有诈，忽然听到大雁传书这等奇异的事，非常惊异，只得边谢罪，边对使者说：“苏武他们确实在某地某地。”并答应放苏武他们回归汉朝。苏武在匈奴被扣押了十九年，当初出使时的青年人，回来时已经须发尽白了，其忠义气节，始终不变。回国后，汉朝拜他为典属国，赏赐钱二百万，田二顷，又将他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以表彰他的忠义，而劝后世为臣子的尽忠。然而，苏武流落匈奴十九年，身居了无人烟的贝加尔湖边，他又怎么会想到，将来能够回到汉朝，能够位列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名垂青史呢？但臣子侍奉君主，在大义上就该宁死不贰。

【原文】秋，罢榷②酤③官，从贤良、文学之议也。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

张居正讲评：武帝在位时，内则兴修宫殿，外则征讨四夷，政府的财政收入自然不足，便开征商业税。民间的一切买卖都由官府管理，收取税收，没有遗漏的。就是卖酒这样的小生意，也由官府专营，缴纳税赋，名叫“榷酤”。君主地位尊崇却如此的与百姓争利，这是武帝行政的弊政。昭帝六年春，各地举荐的孝廉都汇聚到了京师，便向他们询问现在使百姓最苦不堪言的是什么？孝廉们都说是政府的专营制度，使百姓很不方便，请废除专营制度。当年秋天，昭帝下诏废除酒的专营，任由百姓自由酿造买卖，这是听从了孝廉们的建议啊。武帝在位时，徭役繁重，田赋、租税增多。到武帝末年，国家财富消耗殆尽，户口人丁也减少了一半，天下濒于祸乱的边沿。昭帝即位后，在霍光的辅佐下采纳官吏百姓的建议，知道当时百姓最需要的是修养生息。于是减轻徭役，以使百姓得到休养；减轻赋税，以使百姓能储蓄财物。务必使百姓们得到休养，不再去打扰他们。如此数年之后，海内安静无事，与匈奴通好、和亲，相约不再互相侵犯。于是百姓家家都有储蓄，安居乐业。当初文、景二帝时的盛世，到这时再次出现了。武帝之后，汉朝之所以没有灭亡，大半的功劳要记在霍光的头上。武帝劳动天下百姓，天下几乎灭亡；昭帝修养生息，天下才再次安定下来。由此可见，君主推行政治，首先要让百姓得到休养，不但拯救一时的祸乱应当如此，任何时候都应该如此。

【原文】元凤元年，上官桀之子安有女，即霍光外孙。安因光欲纳之，光以其幼不听，安遂因帝姊盖长公主内入宫为婕妤，月余立为皇后，年甫六岁，于是桀、安深怨光而德盖主。知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亦怨望，乃令人诈为燕王上书，欲共执退光。书奏，光闻之不入。上问：“大将军安在？”桀对：“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顿首。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无罪。将军调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时帝年十四，尚书④、左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捕之甚急。后桀党与有谮光等，上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

张居正讲评：昭帝即位后第七年，改年号为元凤元年。那时左将军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是霍光的女婿，他育有一女，即是霍光的外孙。上官安请求霍光将这个女儿送进宫中，希望她能成为昭帝的后妃。霍光嫌她年纪太小，与昭帝不配，便拒绝了他。上官安又去请求昭帝的姐姐盖长公主，在盖长公主的帮助下，上官安的女儿进入了宫中，做了婕妤，一个月以后，就被立为皇后，当时她才六岁。于是上官桀、上官安父子心中憎恨霍光，而感念盖长公主的恩德。他们知道燕王刘旦本是昭帝的兄长，因为没能继承帝位，也非常憎恨霍光，因而便与燕王暗地勾结，一起排挤、诬陷霍光。便让人假冒燕王派来的人，上书弹劾霍光，说霍光不经皇帝同意就任命了自己幕府中的人为校尉，图谋不轨等事。趁着霍光告假修养的日子将奏章递了上去，他又与公主商量哄骗昭帝批准这个奏章，逼霍光退隐。这是上官桀等欺负昭帝年幼，不能审察清楚，而设计的计谋。霍光既被弹劾，便在家等候处置，不敢入朝。然而昭帝虽然年幼，却天资聪明，上朝时问左右说：“大将军在哪儿啊，怎么不见他来上朝啊？”上官桀回答说：“因为燕王弹劾他的罪状，他不敢入朝。”昭帝立刻命人去召霍光入朝。霍光入朝后，脱下冠冕，叩头向昭帝请罪。昭帝说：“将军请把帽子戴上吧，我知道奏章上所说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将军你何罪之有？将军任命校尉的事发生才不过十天，燕王远离京师，处于东北边陲，怎么可能知道呢？由此可见这奏章是假的。”当时昭帝才十四岁，就能如此明察秋毫，尚书及左右官员等，莫不惊骇。那个假托燕王上奏章的人，果然为了逃避罪责潜逃了。后来，一旦有上官桀的党羽毁谤霍光，昭帝便发怒说：“大将军是忠臣，先帝将我托付给他，让他辅佐我，如果再有人敢毁谤他，一定严惩！”从此上官桀等担心受到惩罚，不敢再毁谤霍光了，而霍光也才能够全心全意不受干扰地辅佐昭帝。大臣辅佐少主，一切政治都出自大臣，很容易被人毁谤，进谗言，如果每件事都做得清正廉洁，奸邪小人无机可乘，就更加的怀恨在心了。因而周公辅佐成王，有管叔、蔡叔散布流言，酿成事变；霍光辅佐昭帝，有上官桀、上官安设计诬陷他。幸亏成王最终明白了周公的忠心，昭帝能明察上官桀的奸计，所以谗言不进，周公、霍光得以从容尽忠。如果两位君主稍有不察，不但周公、霍光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周、汉两朝的社稷也就危险了。

注释：

①　让，是责怪的意思。

。　榷，是收税的意思。

③　酤，是卖酒。

④　尚书，汉朝是少府的属官，在宫中掌管文书，因为亲近皇帝，权力逐渐扩大，到东汉权力已经凌驾于丞相之上。

※。宣　帝

初名病己，后改名询，是武帝曾孙，戾太子之孙，史皇孙之子。在位二十五年，庙号中宗。按：古者宗庙之礼，祖有功而宗有德。凡建庙称宗者，世世享祀，亲尽不祧。西汉十一帝，自高祖开基之后，唯文帝称太宗，武帝称世宗，宣帝称中宗而已。皆以功德茂盛，故特建庙号，非若后世之一概称宗者也。

【原文】帝兴于闾阎①，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具备，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张居正讲评：宣帝本是戾太子的孙子，戾太子自杀后，子孙都被处死。宣帝当时还在襁褓之中，因而得到保全，后来流落民间，由他母亲的娘家养大。昭帝驾崩后，没有子嗣，霍光便在民间找到了宣帝，并立他为帝。宣帝在民间长大，因而知道百姓的疾苦。霍光死后，宣帝开始亲政。他励精图治，每五天举行一次大朝会，处理政务。自丞相以下，各衙门如果有事，都当面告诉他，由他一一处理。后来，又考察这些事情处理得怎么样，是否彻底解决，都一一登记在册，不让别人欺瞒蒙蔽他。那时官员的任期都很长，不轻易变动。侍中、尚书这样官，是皇帝最亲近的人。凡是按照惯例，担任某个官职很久，有一些功绩，应该得到提升的，或者才能卓越，可以担当国家大事的，都只厚加赏赐，要么赏给财物，增加俸禄、品级，要么给他们的子孙后代赏个官职，但自己却仍然担任原来的官职，不改变。他又整理律法，凡是各衙门事务，文件往来都要盖上印章，加盖与否都要检查，朝廷机密无一泄漏。每件事的办理都要定个规则，让人遵守，规则完备没有缺少、省略的。制度实行久了，天下相安无事，百官都奉法守职，没有敢苟且行事、虚文塞责的。汉王朝在这时达到了最繁盛的时期。一般来说，百姓不能安心生活，大多都是由于官员不称职造成的；官员不称职，是由于君上不重视政务，而被那些不称职的大臣们蒙蔽造成的。宣帝发现了这一点，因而对官员严加督促，又设立相关法度将这种督促制度化，因而当时百姓得以安定地生活。所以皋陶劝说舜时必定说：“只有作为君上的认真做事，为天下表率，天下才能兴盛起来”，又曰：“在治理天下时，应当时时反省自己的行为，如此才能天下大治。”君主在治理天下时应当注意这一点。

【原文】及拜刺史②、守③、相④，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⑤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⑥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⑦；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张居正讲评：宣帝在民间长大，知道百姓疾苦，都是因为相关官员不称职。郡守、国相为地方官员的表率，刺史又是监察官，这三种外官与百姓疾苦关系尤其重要。所以每次任命刺史、郡守、国相，必然召来当面询问地方上的事情、百姓疾苦，看他怎么样治理百姓。听完了他们的回答，又担心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因而等他们上任后，又详细考察他们的行事。如果有言实不符，徒有虚名而不能实际执行的，都一一查证。其考察如此精密，因而大臣们不能欺瞒他。宣帝经常叹息说：“百姓们之所以能够安心务农，而不心怀怨恨，是因为相关官员处理政事、刑狱公平。我虽然贵为天子，位居万民之上，但我一个人又怎么能够将天下的事都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这全靠郡守、国相等官员为我分忧啊。如果一个郡的郡守贤能，则一郡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一国的国相贤能，则一国居民能够安居乐业。他们的职责难道不重吗？宣帝又以为太守乃是一郡吏民的表率，如果更换得过于频繁，则不但频繁的送旧迎新会使百姓疲敝，更使百姓缺乏主心骨，没主见，凡事苟且，上下欺瞒，不能相安无事。必须让他们任期长久，百姓们知道他将在这个地方长久任职，当地百姓的情况、吏治的弊病都瞒不住他，便肯服从他的教化，令行则止，上下自然相安无事。”宣帝这样是打算让郡守、国相等二千石的官员长期在一个地方任职，就算任职久了作出了成绩，也不会升迁或者调到其他郡国，但会降诏赏赐他，要么提升品级，要么赏赐财物，要么赏赐爵位，最高能封为关内侯。郡守、国相做久了，遇上朝廷里有公卿的职位出缺，就从那些有政绩的郡守、国相中按顺序越级提拔。比方说黄霸从颍川太守直接提拔为太子太傅，赵广汉从颍川太守提拔为京兆尹。宣帝重视郡国守相在地方吏治中的作用，因而当时做官的人都勤勤恳恳，真心实意地为国家办事，百姓得以安生乐业。纵观整个汉代，当时贤能的大臣在数量上是最多的，因而天下太平，世称“昭宣中兴”。考察武帝时，百姓穷苦，盗贼四起，地方官吏中很少有值得称道的。到宣帝时，贤能大臣大量出现，难道说贤能的大臣只在宣帝时出现吗？究其原因，是因为武帝东征西讨，不体恤百姓；而宣帝知道百姓疾苦。武帝赞赏酷吏；而宣帝则褒奖循吏。武帝对于那些巧言乱法的人不能察觉，而宣帝则考察精细，使他们无所遁形。

【原文】廷尉史路温舒上书曰：“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以应天意。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狱吏则不然，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者，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唯陛下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上善其言。

张居正讲评：武帝在位时，任用酷吏，刑罚严酷，宣帝在民间长大，深切知道它的弊端。宣帝即位后，廷尉衙门有个椽史，叫作路温舒，上书宣帝说：“现在，陛下接受天命，即位为皇帝，应当彻底革除前代弊政，以正纲纪，修改烦琐的律法，以除去百姓的疾苦，如此才不负上天的眷顾。我曾听说，秦之所以灭亡，有十个原因，如废除儒学、好战、不提倡仁义、对于非议朝廷的人治罪等。自汉朝建立以来，这些弊政渐渐的都改革了，只有一件至今还存在，那就是刑罚严酷，不体恤百姓。这刑狱关系着人的性命，不可掉以轻心。人死难以复生，肢体残缺了更不可能再长出来。所以《书经》上说：‘宁愿错放有罪的人，也不让一个人冤屈而死。’古人是如此的重视人的性命，现在负责司法的官员则不然，只想着如何去让人认罪伏法，而不愿替人辩白。朝廷这样要求郡县，郡县自然也就这样要求他们的僚属，这样上下驱使，都以严苛为标准。审案严苛的，反而说他是有气魄的好官，一时之间美誉四起；审案宽松的，反而说他疲软不称职，引起后患，这成为了当时官场的风气。因而审理案件的官吏都百般逼迫犯人认罪，处死他，他也并不是与犯人有私仇，憎恨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犯人认罪，他才能保得自己身家平安。为了自家的安宁，就得处死别人，风气真可谓严酷了，因而冤气直冲霄汉，有干天合；未能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太平盛世的好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俗语说：‘在地上画个圈，让人进去，人也不愿意；用木头刻个审理案件的官员，让人去跟他相对理论，人也不敢去。’这都是说如今掌管司法的官员刻薄成风，不爱惜人命。我恳请陛下删减律法，变烦琐、严苛为简单、宽松，如此则司法的弊端可以革除了，太平的风气可以渐渐兴起来了。”宣帝看完奏章，很赞赏他的建议，立刻下旨施行。自此以后司法渐渐归于正常。一般来说有罪的人不能姑息，无罪的人也不能冤枉。只有公正、明察了解事情的真相，那么天下也就不会有冤屈的人了。

【原文】十二月，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寖深，使不辜蒙戮，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尉平⑧，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每季秋后，请谳⑨时，上常幸宣室⑩，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

张居正讲评：宣帝有感于路温舒的话，这年十二月，下诏说道：“近年来郡县官员审判案件时，引用法律经常穿凿附会，歪曲律法，使得律法日渐严酷，无罪的人往往被冤杀，我心里非常痛心。按照以前的制度，朝廷会派遣廷尉衙门的椽史到地方与郡守一起审案。这样做本来是为了让他们与地方郡守相互制衡，使刑罚公正，然而椽史官小位卑，地方郡守轻视他们，制衡的目的很难达到。自今以后，设立廷尉平这个官职，食俸六百石，员额为四人，专门负责审查郡县刑狱，务必使刑罚公正，以体现上天的好生之德。”于是每年九月，复核地方呈报的应当处死的重罪犯人时，有的应该处死，有的应该减刑，宣帝不敢安定舒适的待在宫中，经常到宣室斋戒，修养身心，亲自处理，不敢有所疏忽。司法官员们见皇帝都这样认真，也都不敢马虎，详细审问。一时刑罚公正，没有因为私心而将罪犯重罚或轻罚的。纵观汉代，皇帝中重视刑法的没有人比得上宣帝。既设置廷尉平，以使郡县审案公正；在复核案件时，又斋戒修心，以使廷尉报上来的案件处理公正。分派廷尉平审核案件，以使法律周详；重罪犯亲自处理，以审查详情。如此冤案得到抑制，天下中兴了。

【原文】魏相上书谏曰：“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间者匈奴未有犯于边境，今闻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顼而在萧墙。之内也’。”上从相言。

张居正讲评：宣帝因匈奴经常骚扰西域屯田的士兵，便与将军赵充国等商议，打算兴兵讨伐。丞相魏相担心劳师动众会干扰百姓正常的生活，便上书进谏说：“我听说军队不能轻易使用，应当师出有名。因为敌国发生暴乱，出兵征讨，以挽救敌国的混乱，诛灭暴乱，这叫作‘义兵’，因为仁义而出兵，则人心归服，可以为王；因为敌国先来侵略我，不得已出兵抵御，这叫作‘应兵’，为了抵御侵略而出兵，则士兵们士气旺盛、奋勇杀敌，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如果因为小小的争端，不能忍住自己的愤怒，而出兵报复，这叫作‘忿兵’，因为愤怒而出兵，则属于轻举妄动，必然失败；如果因为看上了别人的土地财宝，而出兵抢夺，这叫作‘贪兵’，因为贪婪而出兵，则属于见利忘害，必然覆灭；如果自恃国力强大、人口众多，而大举兴兵以向敌国示威，这叫作‘骄兵’，古语有骄兵必败的说法，失败后敌国乘失败反击，不到国家灭亡是不会罢休的。由此可见，出兵有顺应天意和悖逆天意，则战事有胜利也有失败，应当慎之又慎。近年以来，匈奴经常与我们通好，并不曾侵犯边境，那些争夺屯田的小事，没必要大费周章。现在朝廷打算趁匈奴衰弱，兴兵讨伐。我很愚钝，不知道这是以什么名义出兵啊？义兵？则匈奴并没有什么暴行；应兵？则边境并没有发生侵略。难道以‘骄兵’‘忿兵’出兵吗？况且今年天下发生的案件很多，光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的就有二百二十二人。我以为这并不是小事，风俗败坏到如此的地步，很值得深思啊。然而群臣却不重视这些，反而为了报小仇而远征匈奴，我担心这样不但使百姓白白丢了性命，而且有干天合，外寇还没有平定，内乱就先发生了。就像孔子所说的‘我担心季孙的忧虑不在颛顼，而在祸起萧墙’不可不忧虑啊？”于是宣帝深深地被打动了，就听从了魏相的话，将屯田的地界让给了匈奴，不再与他争夺。自古以来，帝王抵御边疆少数民族的方法，首先在于内的稳定。如果在内朝纲振肃，民风淳朴，根本牢固，虽然外有少数民族为患，也不足忧虑。如果对内不修明政治，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就算没有外患，也很值得忧虑。魏相不忧虑匈奴为患，而忧虑风俗不纯，真是深谋远虑，堪称贤相。

【原文】魏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奏章，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晃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相敕掾史按事郡国，及休告，从家还至府，辄白四方异闻。或有逆贼、风雨灾变，郡未上，相辄奏言之。与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辅政，上皆重之。

张居正讲评：宣帝时，魏相为丞相。魏相为人很有才干，通晓国家的典章制度，他发现古今王朝更迭，虽然各个王朝的制度各不一样，但每个朝代都有一套一脉相承的规章制度。后世子孙应当遵守祖宗的法度，而不能为了羡慕上古时代的制度，而去追求些徒有虚名毫不实用的东西。汉朝自高帝建国以来已经传了六代了，其间世事变迁，一切都有所损益，现在各项制度都已经完备了。今天的君臣，只应该按照先代传承下来的法度，矫正时弊，这样就足以使天下臻于太平盛世，没必要去追慕上古先贤。所以，魏相平日只喜观研究本朝的事，及先代贤臣所写的有利于百姓的章奏，把国家的各项事务，都研究得很透彻。担任丞相后，所上奏的都是汉朝建立以来的一切有利于国家、百姓的事。将文帝、武帝时贤臣贾谊、晃错、董仲舒等所上的章奏，一一奏请施行。既不为了虚名而追慕上古先代，也不为了提出意见而随意创新，只求有利于国家。他又见天下承平日久，朝廷容易骄逸；那些四方发生的种种异象，足以使朝廷警戒的，担心相关官员未必就如实上报，朝廷无从得知。于是就命令丞相府中的椽史：凡是到地方处理事务回来复命的，以及告假回家，回来销假的，都要报告遇上的种种异象。比方说，大逆不道的盗贼、风雨不调、水旱灾害、瘟疫等事，当地官员还没来得及上报，魏相就先知道，并且已经上奏给宣帝了。因此地方官员再也不敢隐匿不报，四方民情疾苦都得以传达上来。他与御史大夫丙吉都是宣帝即位后重用的人，魏相生性严明，丙吉生性宽厚，然而两人一心为君上尽忠，共辅朝政，彼此相济，绝无互相猜忌的意思，宣帝对他们都很敬重。这一段是叙述魏相的贤能。从他爱好汉朝的故事，可知他对治国方略很有见地；从收集四方的情况上奏给宣帝，可知他留心百姓疾苦；从他性格与丙吉宽严不同，却能同心共济辅佐宣帝，可知他能公忠体国，克己忘私。这就是魏相贤能的地方，后代诸臣应当效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