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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既然要写短篇小说，一开头就得碰到这么个问题：短篇小说在哪里？

猛一看，短篇小说是产生在作者的笔下，发表在报刊上，汇集在短篇小说选集里。我们打开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那里看到引人入胜的故事，光彩照人的形象，看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很自然地就佩服作者：这人有本事，“吃苇子拉席，肚子里编得好”。可是，仔细一想，就算肚子里会编，也得有苇子吃，而苇子，是泥土里长的。

原来，短篇小说和其他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一样，它在生活里；它是从生活里来的，它是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里的反映。

生活，是文学艺术，也是短篇小说创作的唯一源泉。只有土壤里才能长出庄稼；只有长期地深入到工农兵斗争生活之中，观察、体验、研究斗争着的人和事，用那些自己接触到的和深切感受到的生活形象把作者心灵的挎包装得满满的，真正做好了了解人熟悉人的这个“第一位的工作”，才能找得到、写得出短篇小说。

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当代一些短篇小说的作家和作品，就可以发现：虽然他们写作的题材很不相同，艺术风格上也各有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被生活积累和感受“逼”着进行创作的。他们有的经历了革命战争，有的参加了其他变革现实的斗争实践，熟悉了某一方面的斗争生活，体验和感受了一些动人的人和事、思想与感情。这种体验和感受积累得多了，生活的行囊充实了，那些难忘的人和事就站到了作者的面前，就来敲作者心灵的门了；于是他就睡不着觉了，于是就拿起笔来，把这些看到的、感受过的和自己相信的思想、感情与形象，经过精心的艺术构思，写到稿纸上，成了短篇小说。

在这里，作者亲身的感受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那种用自己的心尖子去感触过的事物，那种激起并且倾注了自己感情的生活形象，是创作中的宝贝。有的同志对生活有着特别锐敏的感受力。像写过有关孩子与革命的优秀作品的刘真同志，就有这样的本事。同样的一段在革命部队里成长的斗争生活，别人跳着蹦着地走过去了，她却留下了深切的感受，而且感受得细致、强烈而又独特。她能够保持最初接触生活时的那种感受。这大概是从生活中得到短篇小说的一种特殊的长处、特殊的禀赋。

在这里，和自己的描写对象始终保持着联系，又是非常重要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作者，他的第一篇作品也就是他的最好的一篇作品，起点成了顶点。因为，第一篇作品是他生活体验和感受积累的强烈喷吐，以后就难以为继了。最近，一位老作家说：永远不要中断和你描写对象的联系，要永远生活在你所描写的对象之中。这一告诫是语重心长的。

我曾经学着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它们的成败得失，差不多都和生活体验问题联系着。规律是：凡是我有着直接的生活感受的，写出来就多少有点意思，哪怕是个听来的故事，只要不是吃“现成饭”，就故事说故事，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喷火口”，依托它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流进去，就可以写得深刻些、动人些。反之，没有生活感受，就是再完整、再动人的故事，我也写不好。记得一九五九年，评论家侯金镜同志在为我的短篇小说集《普通劳动者》所写的《序》里，就为我指出直接生活感受的重要，批评我的有些作品“因为本身真情实感不够，所以显得才华、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减退了”。这个意见非常中肯，使我永志不忘。我们的文学前辈就是这样帮助一个青年作者成长前进的。

用短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来塑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是一个尝试。这是一项严肃的，也是困难的创作实践。我坚持一条：必须是曾有的实事，写的是实有的革命家，就有“史”的成分；小说可以生发开去，可以渲染、描写，但所取材的主要事件，必须是革命家生活经历的史实中曾经发生过的，而且应当核对确实、理解正确。同时，又坚持另一条：应当是曾经发生的实情，写的是小说，是在文学作品中塑造革命家的形象，也就有“诗”的成分。所取的史实是创作的题材，可以也应该从“史”里找出“诗”来。革命家是创作描写的对象，是作品里的一个人物；不仅次要人物可以虚构和想象，就是革命家的形象也可以在不违背基本性格特征的情况下，进行塑造和描写。

在以老一辈革命家形象为描写对象的短篇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作者的生活体验和感受依然像其他作品的写作一样，起着重要作用。

《足迹》写的是周恩来副主席翻越雪山的一个生活片断。周副主席带病过雪山，并且顶风冒雪关心翻越山巅的组织工作，这是曾有的、闪耀着历史光辉的实事。但是，选择这一史实作题材，在我来说，还有许多具体因素。首先是这个故事深深感动了我，我仿佛看到了这一特定的艰难环境中周副主席的光辉形象；其次，对当年红军过雪山，我曾作过许多采访，一九七二年也曾到雪山实地看过。还有，我对所描写的生活、形象，虽不是全部，而在某一点上却有过直接的，又是深切的感受。一九六〇年，我陪同一个外国代表团受到周总理接见。在整个接见过程中，周总理的风采都是动人的；尤其使我难忘的是这样一幅情景：接见完毕，总理和客人道别，离开我们的桌子，走了几步，却又转回来，附到那位年轻的翻译同志耳边，小声地对她说了一句法语，然后说道：“这句话，不是那个意思。”他亲切地为她讲解了几句，才慢慢走开。我们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就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青年的成长。现在，当我描绘当年周副主席在千年积雪的雪山上关怀红军战士的形象时，上述这个事是使我激动、使我深思的直接感受，便以更大的幅度浮现出来。我几乎是照直把它搬到了雪山这个历史的关口上。我写周副主席向指导员曾昭良布置过任务之后，搀起小司号员向前走去。“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关切地嘱咐道：‘同志，记住，千万不能停下啊！’”因为是我看到的、感受的，也是我所相信的；我相信这个美好的细节的描写，能够再现这位伟大的人的形象。至于“要是不困难，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呢”这句话，我在一次报告会上直接听到周总理讲过的，把它搬到作品里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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