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03（第2页）
转变成躁狂症（mania）并不是抑郁症状群（symptomatology）不可缺少的特征。有一些单一的抑郁症（有些一次性发作，有些再发性发作），它们从没有表现转变成躁狂症。
另一方面，也有外部降临的原因明显起病因作用的抑郁症。它们出现在失去所爱的对象之后，不是因为死亡，就是环境造成必然使力比多从该对象撤回。这类心因性的抑郁症能以躁狂症而告结束，这种循环能重复多次，正像似乎是自发出现的病例一样容易。因此，这类事态还有些模糊，特别是由于只有一些抑郁症的形式和病例得到了精神分析的研究。[156]我们迄今只是理解那些对象被放弃的病例，因为该对象本身显得是不值得爱的。然后，凭借认同作用它在自我之内再次建立起来，并受到自我典范的严厉谴责。指向对象的责难和攻击以抑郁性自责的形式显露出来。[157]
这类抑郁症也可能以转变成躁狂症而告终，以致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显示出这样一种特性：它独立于临床描述的其他特征。
然而我认为，把两种抑郁症（心因性和自发性的）共同归因于自我周期性地反抗自我理想，这毫无问题。在自发性抑郁症中，可以假定是自我理想倾向于展示特别的束缚，然后自动地导致其暂时中止。在心因性抑郁症中，由于受到自我理想方面的虐待，自我被鼓动奋起反抗——这种虐待是当与被拒绝的对象认同时自我所遇到的。[158]
第十二章附录
在刚刚得出一个暂时性结论的上述探究过程中，我们偶然发现一些支路。开始我们避免走这些支路，然而它们中有许多为我们提供了洞察的希望。现在我们就打算弄清一些曾以此种方式被搁置一边的观点。
一、自我与对象的认同和自我理想被对象所取代之间的区分，在我们开始研究的两种人为的大群体——军队和基督教教会——中发现了有趣的说明。
显而易见的是，当一个士兵把自己与他的同类加以认同，并从他们的自我共同体那里得到友谊所包含的相互帮助和分享财产的义务时，他是把他的上级即（事实上的）军队领袖作为他的典范。但是如果他试图把自己与将军加以认同，那他就变得滑稽可笑。《华伦斯坦的军营》中的那个士兵就是因这个理由而嘲笑那个中士：
瞧他咳嗽的样，瞧他吐唾沫的样，亏他学得那样像！[159]
而在天主教教会中就不是这样。每一个基督徒爱基督，并把基督作为他的典范，凭借认同作用的联系感到自己与所有其他基督徒结合成一体。但是教会对教徒的要求更多。教徒也不得不使自己与基督认同，爱所有其他的基督徒，就像基督爱他们一样。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教会都要求由群体形成所提供的力比多位置应该得到补充。在发生对象选择的地方，必须补充认同作用；而在出现认同作用的地方，必须补充对象爱。这种补充显然超出于群体的构成之外。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好基督徒，然而绝没有把自己置于基督位置并像他那样博爱整个人类的想法。这个人是一个孱弱的凡夫俗子，不必认为自己能有救世主那样伟大的灵魂和强烈的爱。但是群体力比多分布的这种进一步发展，也许就是基督徒据以声称达到了更高的伦理水平的因素。
二、我们说过，有可能具体说明在人类心理发展中由群体的个体成员取得的从群体心理推进到个体心理这一论点。[160]
为此目的，我们必须暂时回到原始部落的父亲这一科学神话上去。这个父亲后来被拔高为世界的创造者，这是公正的，因为他生出了组成第一个群体的所有儿子。他是他们中每个人的典范——是既恐怖又崇拜的典范，这一事实后来导致了禁忌观念。这许多儿子最终联合起来，杀死了父亲，将他碎尸万段。然而这批胜利者们没有一个能取代他的位置，或者，如果他们中有一个这样做，便会重新开始战争，直到他们懂得他们都必须放弃他们父亲的遗产。于是他们形成了图腾制的兄弟共同体，他们都具有同等的权利，并通过图腾禁律——这些禁律会保存和赎回对谋杀者的记忆——结合起来。但是仍然存在对已经取得的东西不满足，它成为新发展的源泉。结合在这个兄弟群体中的人们逐渐走向在新水平上恢复事情的旧状态。男性再次成为家庭的主宰，打破了在无父亲时期确立的妇人政治的特权。作为一种补偿，他可能在这时承认母亲的神圣——为了母亲的安全，她的祭司被阉割，这是仿效原始部落的父亲提供的榜样。然而，这种新家庭只是旧家庭的影子，它有许多个父亲，每一个都被其他父亲的权利限制着。
也许那时某个人，在他迫切的渴望中，致使自己脱离这个群体，并接替父亲的位置。做这件事的那个人是第一位史诗诗人，他用他的想象力取得了这一进展。这个诗人按他的渴望用谎言掩盖真相。他发明了英雄神话。这个英雄独自杀死了父亲——这个父亲仍然作为一个图腾怪物出现在神话中。正像父亲是男孩的第一个典范一样，在渴望达到父亲位置的那个英雄中，这个诗人现在创造了第一个自我理想。转变成英雄的人通常是由最小的儿子担当的，他是母亲的宠儿，她保护他免遭父亲的忌妒，他在原始部落时期是父亲的继承者。在史前时代虚妄的诗性幻想中，曾是战利品和**谋杀的妇人，可能会变成犯罪的积极的**者和挑唆者。
该英雄宣称单独完成肯定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部落才会冒险的业绩。但是正如兰克观察到的那样，童话保存着被否认了的那些事实的清楚痕迹。因为我们常常在童话中发现，那个不得不执行某种困难任务的英雄（通常是最小的儿子，他往往是作为愚笨的人即无伤害者把自己呈现给父亲替身的），只是通过一群小动物如蜜蜂或蚂蚁的帮助才能完成他的任务。在原始部落中这些小动物常常是兄弟们，正像在梦中象征物昆虫或害虫同样代表兄弟和姐妹（轻蔑地说，当作婴儿的象征）一样。而且，神话和童话中的每一个任务，容易被视做英雄业绩的替代。
于是，神话是个人借以从群体心理中显露出来的手段。最初的神话无疑是心理上的，即英雄神话；而解释性的自然神话必定很久以后才出现。那个采取这种手段、并以此在想象中使自己摆脱群体的诗人（正如兰克进一步观察到的那样），仍然能找到他回到现实的群体去的道路。因为他以他发明的英雄业绩而走向群体并且与群体相关联。这个英雄说到底不过是他自己。这样，他把自己降低到现实平面上，而把他的听众提高到想象平面上。但他的听众理解这位诗人，按其具有渴望原始父亲的同样联系，他们可以使自己与英雄相认同。[161]
英雄神话的谎言发展到顶点便是英雄的神圣化。也许，被神圣化的英雄可能比父神更早，可能是回复到作为神的原始父亲的先驱。那么，神的序列按年代将是：母神—英雄—父神。而且正是随着抬高了从没有忘怀的原始父亲，上帝才获得了我们今天在他身上仍然识别的各种特征。[162]
三、在本书中，我们说到了大量关于直接的性本能和其目的受抑制的本能。我们希望这种区分不会遇到太多的反对意见。但是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即使在很大的程度上不过是重复以前已经说过的东西，那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儿童力比多的发展使我们熟悉了其目的受抑制的性本能的第一个而且也是最好的例子。儿童对他父母和照料他的人的所有感情，容易转变成表达他的性冲动的愿望。儿童从他所爱的那些对象那里要求他所知道的所有情感信号。他想要吻他们，和他们接触并凝视着他们；惊异地观看他们的**，要和他们一起从事私下的排泄活动。他声称要与他母亲或保姆结婚——无论他对结婚所理解的是什么；他打算自己为他父亲生一个孩子，等等。直接的观察以及随后对童年记忆残余的分析性研究，儿童无疑处于温柔和忌妒的感情完全融合以及各种性意向完全融合的状态，并向我们表明，儿童是以什么样的基本方式使他所爱的那个人成为仍然没有适当集中所有性趋向的对象。[163]
儿童爱的最初形态（在其典型情况下采取俄狄浦斯情结的形式），正如我们所知，从潜伏期开始以后，就屈服于一种压抑波（ression）。被留下来的东西使自己表现为与同一人相关的纯粹感情深厚的情绪联系，但不再被看作是“性的”联系。解释深层心理生活的精神分析毫无困难地表明：儿童最早期的性的联系也持续存在，尽管是被压抑的和潜意识的。这给我们以勇气断定，无论我们在哪里偶然发现深厚的感情，它都是与该人要不然就是与那个人的原型（或潜意识意象）完全的“性感”对象联系（“seie）的后继者。若没有特别的研究，的确无法向我们揭示，在既定的情况下这种先前完全的性趋向是在压抑状态下仍然存在，还是已经被消耗殆尽。更确切地说就是，完全可以肯定：这种趋向作为一种形式和可能性仍然存在，总是能被贯注并借助退行而再次活动起来。唯一的问题是（这不总是能回答的），在目前它仍然有多大程度的贯注和活动力量。在这方面必须同样注意避免两个错误根源——斯基拉（Scylla）低估了被压抑潜意识的重要性，而查瑞迪斯（Charybdis）完全用病理学标准判断正常人。
不深入或不能深入到被压抑东西的深层的那种心理学，把感情深厚的情绪联系当作始终是没有性目的的冲动的表现，即使它们起源于有这样的性目的的冲动。[164]
我们不无理由地说，感情深厚的情绪联系是从这些性目的转换而来的，即使对这种性目的转换做出与元心理学的要求相一致的描述还存在某种困难。而且，那些其目的受抑制的本能总是保持某些原初的性目的；即使一名笃信的皈依者、一个朋友或一个崇拜者，也渴望对他现在只能在“保罗”式的意义上所爱的那个人进行肉体接触和偷看。如果要我们选择的话，我们可以把这种性目的转换看作是性本能升华（sublimation）的开始，或者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升华的限度固定在某种更远的位置上。那些其目的受抑制的性本能比未受抑制的性本能在功能上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它们不能真正得到完全的满足，因而特别适宜于创造永久的联系；而那些直接的性本能每次得到满足后要承受能量的损失，必须等待通过性力比多的重新积累而得到更新，以至于同时对象可能已经改变了。受抑制的本能能够与未抑制的本能进行任何程度的掺和，前者可以被转变回后者，正像前者是从后者产生出来的一样。众所周知，在一个导师和一个学生、一位演奏家和一位人迷的听众之间，特别是在妇女那里，爱的愿望是多么容易从友爱的情绪关系——出于赞赏和崇拜的原因——中发展出来（请比较莫里哀的“为希腊之爱吻我”）[165]。事实上，这类情绪联系的增长——连同其无目的的开始，为性对象选择提供了更频繁的道路。普费斯特在他《青岭德尔夫伯爵的虔诚》（1910）中，提供了这样一个甚为清晰且肯定不是孤立的例子：甚至一种强烈的宗教联系是怎样易于回复到炽热的性兴奋。另一方面，本身是短暂的直接的性冲动，也多么经常地转变成持续的和纯粹感情深厚的联系。炽热的爱的婚姻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过程。
其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当内部的或外部的障碍使得这种性目的不可达到时，就从直接的性冲动产生出来。听说这一点，我们自然并不吃惊。潜伏期中的压抑是这类内部障碍——更确切地说，是变成一种内部的障碍。我们假定，原始部落的父亲由于他的性褊狭迫使他的所有儿子禁欲，因而迫使他们进入其目的受抑制的联系，而他为自己却保留性享乐的自由，并以这种方式超出这种联系之外。一个群体依赖的所有联系都具有其目的受抑制的本能特征。但这里我们接近讨论一个新主题——处理直接的性本能和群体形成之间的关系。
四、最后两点评论会使我们发现，直接的性冲动不利于群体的形成。在家庭发展史上，无疑也存在过群体的**关系（群婚）。但是**对于自我变得愈重要，它就愈发展成爱本身的特征，也就愈急切地要求限制到两个人——“一对一”——正如由生殖目的的本性所规定的那样。多配偶倾向不得不喜欢在不断改变对象中找到满足。
有大量迹象表明，爱本身只是在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中后来才出现的现象，以致在**和群体联系之间的对立也是后来才得到发展。看起来，似乎这一假定与我们原始家庭的神话不相容。因为毕竟正是一伙兄弟们对他们的母亲和姐妹的爱，才驱使他们——正如我们假定的那样——弑父。很难把这种爱想象为不是未分化的、原始的东西，即一种情感和性感紧密结合的爱。但是进一步的考虑会使对我们理论的这种反驳变成证实我们的理论。弑父的后果之一终究是图腾族外婚制——禁止与自儿童期以来一直热恋的家族妇女发生任何性关系。以这种方式，在一个男人情感的感情和性感的感情之间的鸿沟就形成了。直到今天，在男人的爱情生活中仍然牢固地维持这种鸿沟。[166]作为这种族外婚的结果，男人性感的需要不得不从陌生的、他并不爱的女子那里获得满足。
在庞大的人为群体即教会和军队中，不存在把妇女作为性对象的余地。男人和女人之间爱的关系仍然不在这些组织之内。甚至在由男女组成的群体那里，性之间的差别不起什么作用。要问使群体结合起来的力比多是属于同性性质还是异性性质，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不是根据性别来区分的，尤其是显得完全忽视力比多的生殖组织的目的。
甚至在其他方面被沉浸于一个群体的人那里，直接的性冲动还保持一点他的个人活力。如果这些性冲动太强烈，便会瓦解每一种群体形式。天主教会具有最好的动机劝告其信徒不结婚并要求牧师们独身，但陷入情网甚至常常驱促牧师离开教会。同样，对女人的爱会打破种族、民族区域和社会阶级体系的群体联系，因而它作为文明的一个因素产生重要结果。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同性的爱与群体联系更相容，甚至当它采取未抑制的性冲动的形式时——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对此做出解释可能会使我们离题更远。
如果一个神经症患者独处，他就会被迫用他自己的症状形式替代把他排除出去的庞大群体形式。他为他创造了自己的想象世界，创造了自己的宗教以及自己的妄想系统，因而以歪曲的方式重演人性的组织——这显然证明了直接的性冲动所起的支配作用。[168]
五、在结论中，我们将从力比多理论的标准出发，对我们以上所关注的那些状态即爱、催眠、群体形成和神经症补充一个比较性的评价。
爱本身是以直接的性冲动和其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同时存在为基础的，而对象则把主体的一部分自恋性自我力比多引向自身。它是一个只为自我和对象留有余地的状态。
催眠在被限于这样两个人方面像爱情，但是它完全以其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为基础，并把对象置于自我理想的地位。
群体使这一过程复杂化。它在形成群体的本能性质方面与催眠相一致，并且用对象取代自我理想；但对此它还要包括与其他人的认同作用——也许通过他们与对象有同样的关系才原本使这一点成为可能。
催眠和群体形成这两种状态，都是人类力比多种系发生的遗传性积淀——催眠是以一种天性的形式，而群体除此之外还作为一种直接幸存的形式。直接的性冲动被其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所取代，在这两种状态中都促进了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分离，这种分离在爱情状态中就已经开始。
神经症位于这个系列之外。它也以人类力比多发展的特性为基础——由直接的性功能造成的两次重复性开端，其中介入一个潜伏期。[169]就此而论，它在具有退行的特征——爱情则缺乏这种特征——方面像催眠和群体形成。它出现在直接的性本能发展到其目的受抑制的性本能还没有完全成功的地方。它代表这样一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