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金之都市宫殿佛寺（第1页）

第四节　金之都市宫殿佛寺

金之先，出靺鞨，古之肃慎地。唐初，其墨水一部曾附高丽，其后渤海强盛，契丹又取渤海地，乃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号“熟女真”，在北者不在契丹族，号“生女真”。金太祖之先，已统一部落，修弓矢，备器械，日臻强盛，不受辽籍（148）。至太祖败辽兵，招渤海，及建号称“大金”。收国元年（1115年）更节节进攻，数年之间尽得辽旧地，进逼宋境。

金建会宁府为上京，“初无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寨’（149）”，当尚为部落帐幕时期。及“升皇帝寨为会宁府，城邑宫室，无异于中原州县廨宇。制度极草创，居民往来，车马杂遝……略无禁制……春击土牛，父老土庶皆聚观于殿侧”（150）。至熙宗皇统六年（1146年），始设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规模虽仿汴京，然仅得十之二三而已（151）。宣和六年（1124年），宋使贺金太宗登位时，所见之上京，则“去北庭十里，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千余家，近阙北有阜园，绕三数顷，高丈余，云‘皇城’也。山棚之左曰桃园洞，右曰紫微洞，中作大牌曰‘翠微宫’，高五七丈，建殿七栋甚壮，榜额曰‘乾元殿’，阶高四尺，土坛方阔数丈，名‘龙墀’”（152），类一道观所改，亦非中原州县制度。其初即此乾元殿亦不常用。“女真之初无城郭，国主屋舍、车马……与其下无异……所独享者唯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处栽柳以作禁宫而已。殿宇绕壁尽置火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时开钥，则与臣下坐于炕，后妃躬侍饮食”（153）。

金初部落色彩浓厚，汉化成分甚微，破辽之时劫夺俘虏；徙辽豪族子女、部曲、人民，又括其金帛、牧马，分赐将帅诸军。燕京经此洗劫，仅余空城。既破坏辽之建设，更进而滋扰宋土，初索岁币银绢，以燕京及涿、易、檀、顺、景、蓟六州归宋。既盟复悔。乃破太原、真定，兵临汴京城下，掳徽、钦二帝北去。所经城邑**毁，老幼流离鲜能恢复。至征江、淮诸州，焚毁屠城，所为愈酷。终金太宗之世，上京会宁草创，宫室简陋，未曾着意土木之事，首都若此，其他可想见。

金以武力与中原文物接触，十余年后亦步辽之后尘，得汉人辅翼，反受影响，乃逐渐模仿中原。至熙宗继位，稍崇仪制，亲祭孔子庙，诏封衍圣公等。即位之初（1135年），建天开殿于爻刺，此后时幸，若行宫焉。上京则于天眷元年（1138年）四月，“命少府监……营建宫室”（154），虽云“止从俭素”，“十二月宫成”，为时过促，恐非工程全部。此后有“明德宫享太宗御容于此，太后所居”。“五云楼及重明等殿成”，又有太庙、社稷等建置。皇统六年，以“会宁府太狭，才如郡制……设五路工匠，撤而新之”（155）。天眷皇统间，北方干戈稍息，州郡亦略有增修之迹，遗物中多有天眷年号者。

自海陵王弑熙宗自立，迄其入汴南征，以暴戾遇刺，为时仅十二年，金之最大建筑活动即在此天德至正隆之时（1149—1161年）。

海陵既跋扈狂躁，对于营建唯求侈丽，不惮工费，或“赐工匠及役夫帛”，或“杖提举营造官”，所为皆任性（156）。天德三年（1151年），“诏广燕城，建宫室，按图兴修，规模宏大”。贞元元年（1153年），迁入燕京，“称中都，以迁都诏中外”。以宋之汴京为南京，大定为北京，辽阳为东京，大同为西京。乃迎太后居中都寿康宫；增妃殡以实后宫，临常武殿击鞠，登宝昌门观角抵，御宣华门观迎佛；赐诸寺僧绢。园苑则有瑶池殿之成，御宴已有泰和殿之称，生活与其营建皆息息相关。又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正隆元年，奉迁金始祖以下梓宫葬山陵，翌年，“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157）。削上京号，“称为国中者，以违制论”（158）。既而慕汴京风土，急于巡幸，于正隆四年（1159年），复诏营建宫室于南京。

汴京烽燧之余，**烬毁，至是侈其营缮，仍宋之旧，勉力恢复。“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159）。但海陵虽崇饰宫阙，民间固荒残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160）。各刹若大相国寺亦“倾檐缺吻，无复旧观”（161）。汴都此时已失其政治经济地位，绝无繁荣之可能。

中都宫殿营建既毕，又增高燕城，辟其四面十二门，广辽旧城之东壁约三里，世宗以后均都于此，与宋剖分疆宇，升平殷富将五十余载，始遭北人兵燹，其间各朝尚多增置，朝市寺观日臻繁盛。

初海陵丞相张浩等“取真定材木营建宫室及凉位十六”（162），制度实多取法汴京。皇城周回“九里三十步”，则几倍于汴之皇城，而与洛阳相埒。自内城南门天津桥北之宣阳门至应天楼，东西千步廊各二百余间（163），中间驰道宏阔，两旁植柳。有东西横街三道，通左右民居及太庙三省六部（164）。宣阳门以金钉绘龙凤，“上有重楼，制度宏大，三门并立，中门常不开，唯车驾出入”（165），应天门初名通天门，“高八丈，朱门五，饰以金钉”（166）；宫阙门户皆用青琉璃瓦（167），两旁相去里许为左、右掖门。内城四角皆有垛楼；宣华、玉华、拱宸各门均“金碧晕飞，规制宏丽”（168）。

“内殿凡九重，殿三十有六，楼阁倍之”（169）。其正朝曰“大安殿”，东、西亦皆有廊庑。东北为母后寿康宫及太子东宫（初称隆庆）（170）。大安殿后宣明门内为仁政殿，乃常朝之所。殿则为辽故物，其朵殿为两高楼，称东、西上阁门。“西出玉华门则为同乐园，若瑶池、蓬瀛、柳庄、杏村在焉”（171），宫中十六位妃殡所居略在正殿之西；宴殿如泰和、神龙等均近鱼藻池，后苑亦偏宫西，一若汴京，辽时本有楼阁、球场在右掖门南（172），经金营建，乃有常武殿等为击球、习射之所（173）。太庙标名衍庆之宫（174），在千步廊东。金庭规制堂皇，仪卫华整，宋使范成大，虽云“前后殿屋崛起甚多，制度不经”，但亦称其“工巧无遗力”（175）。

中都外城布置，尤为特异。金初灭辽，粘罕有志都燕，为百年计，“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门，楼橹池堑，一如边城……穿复道与内城通……”（176）。海陵定都，欲撤其城而止，故终金之世未毁（177）。世宗之立，由于劝进，颇以省约为务，在位二十九年，始终以“大定”为年号，世称“大定之治”。即位之初，中都已宏丽，不欲扰民，故少所增建。元年（1161年）入中都，“诏凡宫殿张设，毋得增置”（178）。三年（1163年），又敕有司“宫中张设，毋得涂金”，有诏修辽东边堡，颇重守御政策，即位数年，与宋讲好，国内承平，土木之功渐举，重修灾后泰和神龙宴殿。六年（1166年），幸大同华严寺，观故辽诸帝铜像，诏主僧谨视；有护古物之意。大定七年（1167年），建社稷坛。十四年（1174年），增建衍庆宫，图画功臣于左右庑，如宋制。十九年（1179年），建京城北离宫，宫始称“大宁”（后改寿宁、寿安），即明昌后之万宁宫，章宗李妃“妆台”所在，瑶光台、琼华岛始终为明清宫苑胜地，今日北京北海团城及琼华塔所在也。二十一年（1181年），复修会宁宫殿，以甓束其城。二十六年（1186年），曾自言“朕尝自思岂能无过，所患过而不改……省朕之过，颇喜兴土木之工，自今不复作矣”。二十八年（1188年），盛誉辽之仁政殿之不尚虚华，而能经久，叹曰：“……今土木之工，灭裂尤甚，下则吏与工匠相结为奸，侵克工物；上则户、工部官支钱、度材，唯务苟办；至有工役才毕，随即欹漏者……劳民费财，莫甚于此，自今体究，重抵以罪。”（179）海陵专事虚华，急于营建，且辽、宋劫后，匠师星散，金时构造之工已逊前代巨构甚远，世宗固已知之。

大定之后，唯章宗之世（1190—1208年），略有营造，大者如卢沟石桥，增修曲阜孔庙，重修大同善化寺佛像，及重修登封中岳庙等普遍修缮之活动。赵州小石桥至今仍存，亦为明昌原物（180）。至于中都宫苑之间，章宗建置多为游幸娱乐之所。常幸南园玉泉山、香山。北苑万宁宫尤多增设（181），瑶光殿之作，后世称章宗李妃妆台。琼华阁及绛绡、翠霄两殿，亦为大定后所增。“宸妃郑氏又尝见白石，爱而辇归，筑崖洞于芳华阁，用工二万，牛马七百”（182），贻内侍余琬以艮岳亡国之讽。章宗末委，南与宋战，北御元军，十年之间，边事愈频，承安之后，已非营建时代。卫绍王继位，政乱兵败，中都被围，“城中乏薪，拆绛绡殿、翠霄殿、琼华阁材分给四城”（183）。距燕京城破之时（1215年）已不及三年，卫绍王废，宣宗立，中都危殆，金室乃仓皇南迁。都汁之后，修城葺库，一切从简，无所谓建设。及元代之朝，日臻隆盛，金之北方疆土尽失，复南下入宋，以图自存。迄于金亡，二十年间，中原中部重遭争夺，城邑多成戎烬之余，宋、辽、金三朝文物得以幸存至今者难矣。幸辽、金素重佛法，寺院多有田产自给（184），易朝之际，虽遭兵燹，寺之大者，尚有局部恢复，而得后代之资助增建者。今日辽宁、河北、山西佛寺殿堂及浮屠，每有辽、金雄大原构渗于其中，已是我国建筑遗产重要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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