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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结构通常是在一个政治国家下组织起来的。无论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还是就其他许多引人关注的方面而论，社会结构最具包容性的单位都是民族国家。纵观世界历史，民族国家现在成了主导形式，也因此成为每个人生活中的主要事实。民族国家既分裂又组合着全世界各“文明”、各大洲，程度不一，方式多样。它的扩散程度，它的发展阶段，就是理解现代史的重要线索，现在则成了理解世界史的重要线索。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诸方面的决策手段和权力手段现在都是在民族国家内部组织起来的。绝大多数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所处的一切制度和特定情境，现在都被组织进了某一个民族国家。

当然，社会科学家并不总是只研究国族范围内的社会结构。但关键在于，他们一般都会觉得，即使是更小或更大规模的单位的相关问题，也需要以民族国家为框架来梳理。而其他“单位”会很容易被理解为“前国族的”或“后国族的”单位。原因就在于，虽说国族单位当然也可能“属于”某个“文明”，这通常意味着它们的宗教制度是某个“世界宗教”的制度，但是这种“文明”的事实同其他许多事实一样，也可能意味着可以由此衡量今日民族国家的多样性。不过，在我看来，当“文明”被像阿诺德·汤因比（ArnoldToynbee）这样的作者使用时，范围过大，笼统含糊，无法作为社会科学的首要单位，难以成为“清楚明白的研究领域”。

我们选择国族社会结构作为通用的研究单位，就是采取了一种合宜的概括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既能够避免放弃我们的问题，又能包容当今人类行为的许多细节和困扰中显然涉及的那些结构性力量。不仅如此，选择国族社会结构还能使我们非常方便地把握公共关注的重要议题，因为现如今，那些行之有效的权力手段，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行之有效的塑造历史的手段，无论好坏，正在世界各民族国家内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被紧密组织起来。

各个民族国家在塑造历史的力量方面并不都强弱一致，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有些国家非常弱小，高度依赖于另一些民族国家，以至于要想理解其国内状况，只能通过研究强权大国才能实现。但这在我们的研究单位即国族的有效分类中，在必然涉及的比较研究中，无非是另一个问题。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所有民族国家都相互作用，其中一些小集团的出现乃是源于类似的传统背景。但这也适用于我们可能选来作为社会研究对象的任何具备一定规模的单位。不仅如此，每个有能力的民族国家都变得越来越自力更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如此。

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认为，显然，自己的首要研究单位是民族国家。即使他们在考虑“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也必然是紧密结合各式各样具体的民族国家来进行研究。人类学家的处境及其不懈的活动当然是研究一个社会或“文化”的“整体”，如果他们研究现代社会，会很容易力图去理解作为整体的国族，这样做的成功程度也高低不一。但要说到社会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做经验研究的技术专家，他们并不会死抱着社会结构的观念不放，往往会认为国族在规模上太宏大，令人生疑。显然，这也得怪他们有某种偏见。他们偏好“数据采集”，如果一心关注小规模单位，就不那么花钱。当然，这就意味着他们对于单位的选择并不切合选择研究的不管什么问题之所需。相反，无论是问题还是单位，都是由方法的选择来决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总体上是在反驳这种偏见。我认为，当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开始认真考察一个重大问题，他们会发现如果从任何比民族国家规模小的单位出发，都会很难进行梳理。研究分层和经济政策是这样，研究舆论和政治权力的性质也是这样，研究工作和闲暇还是这样；就连市政管理的有关问题，要是不充分结合其所属的国家框架来考虑，也无法得到完备的梳理。所以说，任何在研究社会科学有关问题方面富有经验的人，都能获得丰富的经验证据，证明民族国家这一单位实为佳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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