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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个男的，就是我，从大兴插队回来的我。
那时，我爸在雪池胡同抬冰，我妈是宣武副食品公司供销科的调度员。像我这种双职工子女，每天饭点一到，见邻居家孩子，捧上热饭热菜，满院儿蹦跶着吃，那是什么滋味，我都不愿意提。我妈想我踏实养伤，特意舀一碗高粱米，给隔壁曹阿姨送去，让她中午管管我。人家嘴上自然说好，添一双筷子的事，白天也真来敲我的门：“屠国柱，家里贴饼子烙多了，过来帮我们吃一点儿吧。”我会隔着窗户说：“和同学约好的，出去吃。”
为填肚子，我试过用凉水化淀粉，再拿开水冲红糖，兑好，仰脖一灌，又香又甜。后来觉得胃里还是空，就抓把盐，去街上逮蚂蚱，抓知了猴，烤着吃。好些孩子宁可不正经吃饭，也要挤在绿莹莹的桃树和杨树叶下，围着我。总之，只要不挨饿，我招儿多了，逼着自己想。
那年是早立秋，稍一见凉，即便盐都顺着裤线洒没了，也难见到几只活物，馋虫倒是勾出不少。后来忘了听谁说的，十七号大院里一小光头，精豆子似的，在家能炒土豆丝，会熬茄子，我就总跑过去看。他以为我是想蹭饭，每回就单盛出来一份。我摇头，给他搁回到砖台上说：“你吃你的。”他又递了过来：“哥，你吃，脆还是不脆，熟没熟透，我放了一点白胡椒粉，提味，替我把把关。”我捏起一片浅棕色的茄条说：“那我就帮你把把关。”
我们会挨家挨户地串，看街坊怎么抻莜面，怎么蒸花卷儿，怎么把猫耳朵推撮出花纹。我从哪儿新学了几手，不方便动，就尽着他先在家里试。从白天到傍晚，他跟在我身后，像一块甩不掉的粘面团。
他的脑袋又宽又扁，手总在上面抠，我问过他：“你的光头怎么回事？”他说以前头发很多，还留过小辫，后来里面老是长虱子，就越剪越短，直到剃光，天天洗，还是会长。我盯着他的脑瓢又问：“现在怎么没了？”他说，后来他爸干脆拎起暖壶，朝他头上浇开水，说这样能把虱子、虮子全都烫死。我仰头直笑：“你爸真下得去手，虱子不是他亲生的，难道你也不是？真这样，该烫出你满头脓疮才对，我怎么瞅不见？”小光头眨着眼睛说：“是真的，真的。”空了一空，他又说，整天晃**下去，也吃不出意思来。不如去专做风味菜的老馆子，尝尝手艺，我爸说，白广路的万唐居，有真东西。
我照着他的光头上一拍：“等你脑袋上的毛长齐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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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办事处的人打来电话，叫我过去参加分配。我就把绷带剪掉一小截，套了件长袖褂子，再去。那是一幢用朱红色火砖砌的苏式矮楼，外面挂着磨花了的旧黑板。多如喷漆总厂和电表三厂，哪家单位招工，就拿黄粉笔写在上面。办公室里，那个人拎着竹篾包的暖瓶，刚打完水回屋。他见我把四盒五毛八的红梅，从报纸里一亮，就故意板起脸，怪我瞎花钱。等我把烟卷好，又坐了回去。他说：“有个情况，你得先弄明白。像首钢、二机床厂那种地方，都是给退伍兵预备的，厂方直接跟武装部招人。人民食品厂这样的全民单位，少，也轮不到你们这帮知青。我这里，都是集体的。你去，就聊去的办法。不去，再说不去的。”我眼皮一闭，一睁，点了点头，说：“这些都懂。”
他说：“懂就好办，这片儿的集体单位，那是卢沟桥上的狮子，数都数不清。”他揪出软木塞，将水倒进生满茶垢的搪瓷缸里，来回吹。然后还说：“我这人实在，冲你妈跟我是发小这层关系，像东街第一塑料厂，做大脸盆的，都不跟你提。”
他从三角柜里抽出一张表，说：“单给你留的，灰大楼拔丝厂，出盘条，这东西，紧俏。菜市口的羽绒服制品厂也行，去就当天开手续。”我问：“去那儿做什么？”他说：“流水线呗，工帽往头上一套，扎袖子，缝领口，出蓝棉大衣。”我说：“老坐着，干不了。”他一愣：“老坐着不行？那东风市场的售货员，总行吧？”我说：“老站着，也不行。”他把缸子一撂，横话就出来了：“躺着行，你够资格吗？有这好地方，我还要去。也不过过脑子，年前你在四平园把一崇文的孩子，吊起来打。开春，又给里仁街张家二儿子眼眶拍折了，人刚在同仁医院把假眼装上。这你妈才来求我，快把你搓出去。明告诉你，我还不管了，家待着去，仨月不分你。”
我又坐近，从两边裤兜里各掏出一盒“前门”，按在他跟前。再问：“您手里的单子，给我看看。”他半张着嘴，一面朝我的手上瞄，一面把表递过来：“再不济，你不是会游泳么，北海当救生员怎么样？给你条船，有想不开，跳河的，你上。冬天活轻，船都靠岸，光刷刷漆。”
我对着尽下面两个单位的名字，看了再看。
他顺着我的眼神说：“糕点二厂，远是远了点，在城外的湾子，可福利好。”
我问：“这个万唐居，就是那个万唐居吗？”他说：“废话，全北京，能有几个万唐居。”我把手从烟盒上松了回来说：“就这儿吧。”他冷笑着，拿起蓝圆珠笔，在那三个字旁边，打了一个细小的对勾。
后来我妈怎么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包，好端端的工人队伍不进，偏往五子行里钻。伺候人吃，伺候人喝，白糟践我为你打点前程的一片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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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唐居里面的院子很深，西边辟出的几间耳房，建了水饺部，小吃门市和面点也是新设的。穿过去以后，要走一条由屏门和花墙围挡住的紧凑扁长的通廊，才是主楼。我贴着墙身，勉强望见制高点的观景阁，可向东，还是看不到头。我混在刷房师傅们中间，要进楼面试。踏上钉着钉子的木头楼梯时，会听到那里有叮叮咚咚的敲凿声。我松开领口，想晾一晾身上生出的燥汗。
这里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姓齐，总说自己是刚从外交部调过来的。他手里捧着青瓷茶杯，一件卡其布的灰色中山装，立陡陡地穿在身上。他用后脑勺对着我，弯身看完字台上的笔试和体检结果后，转过来问：“你一米九？”我不好不笑，又不好多笑，只是把手上的疤缩在袖管里，想藏一藏。他举起一个荔色的铁皮暖壶，说：“店里是想按征兵的标准，紧着体力好、底子干净的招，以前我在礼宾司招人，门槛更高。你的档案我看过了，用不用你，我个人而言，是有保留的。但你以后的路还长，考虑再三，店里愿意给你这个机会。”我鞠躬谢他。齐书记单手一拦，说：“别谢错了人，不是有人点名要你，我也不好出面。先把职工登记表填了，我再领你见他。”
按现在的论法，杨越钧应该算万唐居的第三代总厨，当时叫掌灶，也就是大厨师长和热菜组组长。他很好认，那张肉蓬蓬的圆脸，一笑，总会眯缝起柔和的双眼来看你。宽厚的身板配了件簇新的白色号衣，下面是炭黑的制服呢工裤。头上一顶带松紧的豆包帽，也戴得正正方方。齐书记在我们旁边，也没有多讲，只给了我三个字——“叫师父”。
我至今都还记得，杨越钧教给我的第一句话。他说，做厨子，最要紧的是有一颗孝心。当时我根本没听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天，老人还特意问了我家住哪儿。我答：“就在这片儿。”他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摇头说：“不是这个意思。”然后，从兜里摸出一个蓝皮小本，慢条斯理地抹平折角，铺在桌上。他迟缓的动作，像一颗黏滞中还未滴下的蜡油。
“我是问你家的住址，包括你父母的名字、年龄和单位，都帮我写上。”
其实，这些材料政审时早就填过的，可是见他那么郑重，我只好再拿起笔。
后来听说，老人真的会提着水果，找到徒弟家里，告诉对方父母，你儿子在我手下学徒，店里会照顾好他，请二位放心。